勵志人物：加藤嘉一，一個強悍到變態的日本人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於日本靜岡縣美麗的伊豆，家裡有一個小一歲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從爺爺開始都是貧困的。
出生時，奶奶突然離去。3歲時，自己貪玩，騎車撞上了大卡車，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幾處永恆傷疤和右耳的傷殘。父親是運動員，從小鍛鍊他和弟弟。國小10歲時，父親宣布找到好工作，搬往別處，住上了大房子。
14歲時，加藤成為了優秀的柔道運動員，身高1米74，體重75公斤。14歲後，改練田徑，體重下降到56公斤。練習三個月的田徑訓練後，榮獲全國大賽第四名。同時他也參加校棒球隊，參加了棒球日本小學生全國棒球大賽。在新學校里，每天堅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國小畢業後決定報考山梨學院大學附屬中學（私立的），第二次報考通過，進入實驗班學習。
每天6點起床，坐一小時的電車，8點到校，下午5點放學，複習功課都在電車上完成，到家又換衣，在爸爸指導下與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點，洗澡吃飯，複習睡覺。天天如此，很有規律。
初二時，違規參加田徑比賽，參加過全國大賽、夏冬的國家青年隊集訓。初二時，他被很多人認為是下屆全國大賽的雙冠軍。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於過度鍛鍊出現傷情，致使他難以恢復原來的巔峰狀態，於是放棄全國大賽，與同學去澳大利亞畢業旅遊，大大開拓了眼界。
13歲時，父親被要債，他們一家不得不不停地搬家，四年間搬了20多次。
他開始做童工，送報紙。在2200個日子裡，除比賽、集訓、報紙停刊，不管雷風大雨甚至颱風，他都沒有休息過一天，逃避過一天。那些天裡，他都三點起床，三點半送報紙，六點回家吃飯，然後上學，晚上10點到11點睡覺。幾乎沒有一天睡過6個小時以上，平均4小時。但好在睡眠質量好，入睡容易。
他高二時托福幾乎考了滿分，也開始做翻譯。在校，他是個日本學生中的異類，常受到排斥。後來，他決定獨自與逼債的黑道談判，讓父母全心去掙錢。
在每次談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幾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現過幾次危機，但他絕不還手。後來得幸給做翻譯的公司老闆同情他，向黑道們施壓，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3點開始送報，騎15公里路上學，放學後到田徑場鍛鍊兩小時，再騎15公里路到21點半回家，吃飯，做功課。到24點睡覺，還時時刻刻面對來自黑道的壓力。
於是，他放棄田徑，決定退役。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報復」社會的心態努力學習，三個月後的模擬考試，從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升到「山梨縣高考狀元」水平（省狀元）。在專注學習的同時，他每天還留給自己90分鐘的慢跑時間。儘管學習緊張，但送報紙和做翻譯工作卻是一直堅持的。
高考前夕，他不為考試擔憂，而為家庭擔憂。於是，高考第一天送完報後，打起了退堂鼓，但心中想起了奶奶的聲音，決定參加考試，但不想上大學。第一場英語遲到15分鐘，但做題只花了50分鐘，還剩20分鐘。考試結果是：語文都扣在20分的漢字題的20分，數學滿分，英語198/200，生物91/100（三選一），世界史滿分（三選一）。通過簡單的全國統考，參加困難的大學組織的第二輪考試，成功考中日本最高學術殿堂「東京大學」。
此前，他父親已成功申請破產保護，但避免父母承受過多經濟負擔，讓弟弟妹妹讀大學，他決定留學中國，去北京大學。
來中國時，他一字不識，一口難說，一錢沒有，得幸北京國際化程度高，安然到達北大，但又遇上非典，經過與家人商量，決意一人留在空蕩的北大勺園（留學生宿舍，號稱小聯合國）一號樓。每天晨跑一小時，洗澡吃飯，出去與阿姨們聊，中午吃飯看字典，聊到下午5點，與傳達室大哥借《人民日報》看，晚上11點帶著耳機聽廣播入睡。後來，中文說的寫的很棒。
在校期間，擔任北大日本人協會會長，現任顧問；獲留學生學習優秀獎本科生獎；參加、主持、策劃、發言中日學術交流活動、國際研討會共50多個。他有多種身份：製作人、策劃人、主持人、媒體評論員、專欄作家、圖書作者、同聲傳譯者、人大附屬中學日語教師、退役優秀運動員、談判者、中國通。
別輕易以為有明天
12歲時，加藤父親的新工作十分不順利，始終是半破產狀態。最後，父親的公司終於破產了，欠下許多債務。加藤交不起學費，甚至經歷過黑社會索債的情形，這像是一個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裡的錢總是不夠花。他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他從初一、13歲開始打工——送報紙，儘量多賺點錢。每天凌晨3點鐘起來，送到6點鐘，他主要負責幾個高樓公寓，跑樓梯，晴天、陰天、雨天、雪天、颱風，從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親沒有工資，媽媽、我、還有弟弟，使勁、全力以赴打工，因為不能『定居』，沒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強強地活，哪有餘地還父親的債務？」
母親是犧牲品，「同時打很多工，傷了身體。」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見到母親的疲憊，更害怕聽到她說：「兒子，對不起……」
為了躲避債務，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換了很多次學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關人士」趕走的。「那一刻，我們是無路可走的……」
那段時間，他經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們還款的人展開「溝通」，打電話、直接溝通、暴力……「那些為難人家的電話，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現在我身上還有幾個傷疤，有的是永遠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時候加藤開始做日英翻譯了。「工資比送報紙高很多嘛。當時我身材苗條，外表也還可以，所以也當了模特，是體育服裝方面的。一切都是為了支撐家庭，而不是自己的愛好。」
「有一次，我們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約30元人民幣)，那時候，我帶著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嘗擺著的食品，日本幾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試食角』。我不能讓他們倆餓死……」18歲前，加藤一直認為自己是社會的「包袱」，他說自己其實是一個悲觀的人：「別輕易以為有明天。」
長跑是加藤到目前為止唯一的後悔。「從13歲開始搞長跑，14歲的冬天，我800米的實力是全國第一的，教練很期待，結果，受傷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後以體育特長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參加了全國大賽，但始終沒能獲得滿意的成績。「17歲的冬天，身體不行了，病倒了。學習、跑步、家裡的事沒有辦法兼顧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國家青年運動隊。
「學習在我看來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情，比送報紙、料理家裡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談判、日英翻譯等相比容易多了。」他開始準備高考，兩個月後，成績從全班倒數到全班第一了。他認為自己的體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高考，漫天下著大雪。他在送報紙的時候摔了一跤，最後他考上了東京大學法學系。
一生的轉機
2003年，在東京大學認識了北大的一位老師，19歲的加藤嘉一從法學部退學，從島國日本飛抵中國——一個「巨大」的國家。他的人生從此發生巨大改變。
當時他是「三無」人員：一句中文都不會，一個中國朋友都沒有，一分人民幣都沒有。其時正值「非典」，他不顧日本大使館返日的勸告，進了北大就被隔離。第一天晚上住勺園，燈壞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飯特別不好吃，他心情特別糟糕。「那是很憂傷的第一周。」
這樣過了5年。現在，24歲的加藤嘉一雖然只是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經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連續劇《滴淚痣》中任副導演，他負責搞定劇本，協助導戲，剪輯片子，同時還要負責劇組與所到之處的政府溝通，「都是些亂七八糟的事」；另外，他還在這部劇飾演了一個黑社會角色，掌摑女主角黃聖依——聽起來著實引人入勝。
他有二十幾種名片，隨身攜帶著大概十來種，名頭多是日本各種組織在中國的協調人員或顧問。他拿出一本日文書佐證，他不但給中國的許多媒體寫專欄，也給日本的媒體寫。另外他是一個熱心的組織者、策劃人、發言人、主持人，據說還是一個談判高手，做了超過200場的談判，他的任務是協調和溝通對方的意願。他條理甚為清晰，說到自覺精當處，還會重複一遍。言談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經有那麼點意思。
他對中國抱著異乎尋常的熱情與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國反日遊行，他就混在遊行隊伍里。他說自己「要用一生來了解中國」，上至溫家寶總理，下至北京捷運站的人，到中國人為什麼不遵守交通規則，以及貴州山區的貧困。（勵志名言 ）「比如我去貴州畢節地區，最貧困的農村考察，他們不想讓我看到真實的東西，就派人來跟我喝酒，結果我把那個人灌醉，他睡著了，我就溜走了。」他就這樣去了中國農村「無數次」，「花自己的費用」，因為「不了解農村怎麼了解中國呢？」
他熟識徐本禹，與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經常上中國教育電視台的節目，對農村孩子上不起學有自己的看法：「以為使義務教育徹底免費，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學了？錯！很多人不是因為交不起學費上不起學，而是因為貧困。」
他每日查閱新聞，處理郵件，給媒體供中文稿，還有部落格！其餘是，三到五個小時的與人見面，包括應酬性質的活動，跟人談項目，他生氣勃勃，語氣鏗鏘。
他平素一天只睡3個小時，這兩個月睡得更少了——但這似乎沒有影響他的臉的光潔度。除此之外，他還要把日本現役外交官的書譯成中文，同時寫三四本書。
他沒有娛樂，除了走在路上聽點音樂，偶爾看個電影，也是為了寫評論。
他自認為在日本受到「排擠」，卻在中國社會甚為協調。他希望對社會有影響，哪怕得到的反饋是「你他媽一個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樂，通過社會的自我觀照，他能感受活著的意義。「北京是讓我成長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場所，在北京用中文謀生的過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現自己，提高自己。」
他拚命寫稿子，他的帳戶上存了多少錢，他都不知道，因為他十分忙，忙到沒時間去花錢。
中國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個，要與眾不同。」他說得如此認真，簡直像青春期少年，還有那麼多來歷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這個青年——毫無疑問，他心存大志。「媒體是統治者與普通大眾之間的橋樑，我生活里跟媒體的關係很密切，一切都為了將來從政。」
「我跟歐巴馬是同類。我們個頭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層，也都是曾經被社會排斥的。我覺得歐巴馬會改變歷史，這類人可能是極少，但我還是從歐巴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他認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講，他在他們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認同感。與那些走在澀谷的時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堅定。他們走出伊豆，東京甚至不能滿足他們的幻想，他們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個電話，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離父母的田野農活太遠了。「對於這樣的疏遠和離別，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們從小都是獨立的」，他進一步說，「父母也要獨立，」放低了聲音，「我的母親也很堅強——她從不給我打電話。」
加藤嘉一講起了他童年的清貧，被黑社會追殺、被主流社會排斥……好比一個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們可得而知，一個5歲開始就幻想從政的年輕人，如何度過他那與眾不同的青春期。也許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他就學會了長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為「成為我自己」，因為他從來不是太喜歡自己，對自己不曾滿意過。
你太慢，我就顯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間，加藤一直嚴格遵守著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點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後回宿舍沖澡，吃早飯；上午上課，回郵件，看新聞；下午上課，寫文章或參加活動；晚飯後7點看《新聞聯播》，8點開始看書，11點睡覺。
而他的同班同學，幾乎沒有固定的時間表。「大家總覺得我行動力強、做任何事情都比別人快，其實日本大學生比我勤奮的人多了去了，只不過在這裡，你太慢我就顯得比你快。」
「我周圍的很多學生，說實話我和他們合不來，因為我不會玩電子遊戲，對唱歌也沒興趣，更不喜歡幾個人扎堆兒抱怨社會的聚餐。」來中國7年加藤從不玩遊戲，也不參與宿舍的扯談聊天。他曾經興致勃勃地研究過「寂寞黨」，發現問題的癥結就在於「大家沒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時的集體歸屬感」。
嚴格自律的加藤顯然不屬於這個群體，即便是有一個小小的空閒，他也會充分享受獨處的時間，「如果你想鍛鍊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須學會享受一個人的時間。」
在校期間，加藤的同學最羨慕他的就是自由。雖然他參加很多社團、進行很多調研，但從未見他忙到失態抓狂，他看上去總是那麼遊刃有餘、自在從容。加藤把這一切都歸功於自律：「自由從何而來？從自信來，而自信則是從自律來。你先要學會克制自己，依照嚴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這種自律中不斷磨練出自信。自信是對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邊最基本的時間控制都做不到，還談什麼自信呢？」
大學期間的自律給加藤帶來的第二個收穫是，他比起同齡人有更好的毅力和體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亞參加「雪梨國際馬拉松比賽」，為此他已積極備戰3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