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清夜獨坐的我，曉夢初醒的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偶然有一分鐘 一秒鐘感到不能言說的境象和思想的我，與課室里上課的我，和世界周旋的我，是否同為一我，也是一個疑問。
———冰心：《我》
仔細回想一下這個世紀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它留給個人的時間和空 間竟少得可憐。更多的情況下，人們被時代驅趕著前行，像趕赴一個個盛 大的集會，停不下來，也來不及思量。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講到的：「在 20世紀中國，一般人恐怕不必指望去逃避歷史強加給他的規定性成長。」 我們只聽得到群體的口號，而聽不到個人的聲音。政治空間對心靈空間、 公共空間對私人空間的擠迫，幾乎成了本世紀的標誌性景觀。
而冰心，這位身著舊式旗袍的新式女性，自新文學發軔的第一天起， 就開始在荒蕪的心靈園林里打掃塵垢，鋤草施肥了。她試圖以智慧的繁星 和純真的春水，焐暖世紀冰冷的胸膛。與名字相反，冰心是溫暖的，她沒 有染上那個時代的女子特有的閨閣式的自憐，而純然是一塵不染的潔淨與 正直。她外表的單薄與弱小，更凸顯出她精神的偉岸與不凡。
冰心與魯迅形成了一種「互補關係」。魯迅代表了新文化中陽剛的一 面，冰心則代表陰柔的一面；魯迅是一柄鋒利的社會手術刀，冰心則是慈 愛的靈魂布道者。學者李吉力在論說《紅樓夢》時曾指出，女人是水性的， 男人是泥性的，「這兩種特性表明：女人是自然的作為審美向度出現在歷 史中的，而男人是社會的作為力量的象徵從事於歷史的創造的。」如果說 魯迅是荒野上的戰馬，冰心則是河流邊的水車，她承繼的是中國文化中嫻 靜的部分，依靠的全然是自然的力量，澆灌心靈的沃土；如果說魯迅是以 超人的力量肩起歷史的閘門，冰心則是於不動聲色中改造世道人心。冰心 的存在，豐富了「五四」文化的精神維度，使中國的精神啟蒙不是一種簡 單的線性結構或平面結構，而呈現出迷幻複雜的姿態。
遺憾的是，這樣的精神姿態沒能贏得足夠的發展時間而過早地夭折了。 當魯迅傳統生長為一株大樹時，冰心卻日益成為盆景園裡孤獨的標本。 「文革」中泛濫的獸行不是因為群體信仰的缺失，而是因為個體良心的泯 滅。那些閃爍著幼稚的眼光，本應從《寄小讀者》中汲取營養的學生娃子， 爭先恐後用《毛主席語錄》抽打作家的臉頰。還會有女孩，在無邊的暗夜 里為遠行的人製作一盞溫暖的小桔燈嗎？
冰心依然被選進課本———當然，是很久以後。我最初便是在課本里 結識冰心的。然而，漫長的時間足以將所有美麗的外形浸泡得變形。那些 在時間深處長出綠苔的舊日文章，被工匠的巧手鍍上新的光芒，於是，冰 心筆下的「黑暗潮濕的山路」、「桔紅的光」，便神奇地具有了政治隱喻 ()性。嚴密的政治話語系統可以妙用每一個個體聲音———即使你有個體聲 音，它也會強行為公共所用。
茅盾在《冰心論》中寫道：「在所有『五四』時期的作家中，只有冰 心女士最屬於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會，卻反映了她自己，她把 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沒有。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她的散文的價值比小說高， 長些的詩篇比《繁星》和《春水》高。」茅盾是典型的政治型作家，他的 小說如社會學論文一般謹嚴縝密。他對文學價值取向與己截然相反的冰心 作出這樣的評說，絕對非同小可。
中國青年報19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