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通讀魯迅的作品，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的一九六七年。那時候，我的好友郭世英因為被學校里的「造反派」當做「專政」的對象，受到孤立和經常的騷擾，精神上十分苦悶，便有一位朋友建議他做一件可以排遣苦悶的事——編輯魯迅語錄。郭世英欣然從命，並且拉我一起來做。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我們興致勃勃地投入了這項工作，其步驟是各人先通讀全集，抄錄卡片，然後兩人對初選內容展開討論，進行取捨和分類。我們的態度都很認真，在前海西街的那個深院裡，常常響起我們愉快而激烈的爭吵聲。我們使用的全集是
他父親的藏書，上面有郭沫若閱讀時畫的記號。有時候，郭世英會指著畫了記號的某處笑著說：「瞧，盡挑毛病。」他還常對我說起一些掌故，其中之一是，他聽父親說，魯迅那首著名的《自題小像》的主題並非通常所解釋的愛國，而是寫魯迅和周作人同時愛上一個日本女子這件事的。當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裡，這些話只能私下說說，傳出去是會惹禍的。
魯迅在中國大陸的命運十分奇特。由於毛澤東的推崇，他成了不容置疑的旗幟和聖人。在「文革」初期，民間盛行編輯語錄，除了革命領袖之外，也只有魯迅享有被編的資格了。當時社會上流傳的魯迅語錄有好多種，一律突出「革命」主題，被用做批「走資派」和打派仗()的武器。與它們相比，我和郭世英編的不但內容豐富得多，而且視角也是超脫的。可惜的是，最後它不僅沒有出版，而且那厚厚的一摞稿子也不知去向了。
現在我重提往事，不只是出於懷舊，而是想說明一個事實：即使我們這些當時被看做不「革命」的學生，也是喜歡魯迅的。在大學一年級時，我曾問郭世英最喜歡哪箇中國現代作家，郭沫若的這個兒子毫不猶豫地回答：「魯迅。」可是，正是因為大學一年級時的思想表現，他被判做按照「內部矛盾」處理的「反動」學生，並因此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整死，時在編輯魯迅語錄一年之後。郭世英最喜歡的外國作家是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我們知道，魯迅也是極喜歡這兩人的。由於受到另一種薰陶，我們讀魯迅也就有了另一種眼光。在我們的心目中，魯迅不只是一個嫉惡如仇的社會鬥士，更是一個洞察人生之真實困境的精神先知。後來我對尼采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就更能體會魯迅喜歡他的原因了。虛無及對虛無的反抗，孤獨及孤獨中的充實，正是這兩位巨人的最深邃的相通之處。
近一二十年來，對於魯迅的解讀漸見豐富起來，他的精神的更深層面越來越被注意到了。魯迅不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惟一者」，他從寶座上走下來，開始享受到作為一個真正的偉人應有的權利，那就是不斷被重新解釋。而這意味著，沒有人據有做出惟一解釋的特權。我當然相信，魯迅若地下有知，他一定會滿意這樣的變化的，因為他將因此而獲得更多的真知音，並擺脫掉至今尚未絕跡的那些借他的名字唬人的假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