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市場經濟的環境中，國人普遍為誠信的缺乏而感到苦惱。商界中的人對此似乎尤有切膚之痛，前不久央視一個節目組向百名企業家髮捲調查，徵詢對「當今最缺失的是什麼」問題的看法，答案就集中在誠信和信任上面。其實，消費者是這一弊端的最大和最終受害者，只因處於弱勢，他們的委屈常常無處訴說罷了。
如此看來，誠信的缺失——以及隨之而來的信任的缺失——已是一個公認的事實。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曾經擁有誠信，如果曾經擁有，又是在什麼時候缺失掉的？
翻閱一下嚴復的文章，我們便可以知道，至少在一百年前我們還並不擁有，當時他已經在為中國人的「流於巧偽」而大感苦惱了。所謂巧偽，就是在互相打交道時鬥心眼，玩伎倆，占便宜。凡約定的事情，只要違背了能夠獲利，就會有人盤算讓別人去遵守，自己偷偷違背，獨獲其利，而別人往往也如此盤算，結果無人遵守約定。他舉例說：書生決定罷考，「已而有賤丈夫焉，默計他人皆不應試，而我一人獨往，則利歸我矣，乃不期然而俱應試如故」；商人決定統一行動，「乃又有賤丈夫焉，默計他人如彼，而我陰如此，則利歸我矣，乃不期然而行之不齊如故」。(《論中國之阻力與離心力》)對撒謊的態度也是一例：「今者五洲之宗教國俗，皆以誑語為人倫大詬，被其稱者，終身恥之。」惟獨我們反而「以誑為能，以信為拙」，把矇騙成功視為有能力，把誠實視為無能。(《法意》按語)
今天讀到這些描述，我們仍不免汗顏，會覺得嚴復仿佛是針對現在寫的一樣。一百年前的中國與今天還有一個相似之處，便是國門開放，西方的制度和思想開始大規模進來。那麼，誠信的缺失是否由此導致的呢？嚴復不這麼看，他認為，洋務運動引入的總署、船政、招商局、製造局、海軍、礦務、學堂、鐵道等等都是西洋的「至美之制」，但一進到中國就「遷地弗良，若存若亡，輒有淮橘為枳之嘆」。比如說公司，在西洋是發揮了巨大效能的經濟組織形式，可是在中國即使二人辦一個公司也要相互欺騙。(《原強》)所以，原因還得從我們自己身上尋找。現在有些人把誠信的缺失歸咎於市場經濟，這種認識水平比起嚴復來不知倒退了多少。
其實，誠信的缺乏正表明中國的市場經濟尚不夠成熟，其規則和秩序未能健全建立並得到維護。而之所以如此，近因甚多也甚複雜，遠因一定可以追溯到文化傳統和國民素質。西方人文傳統中有一個重要觀念，便是人的尊嚴，其經典表達就是康德所說的「人是目的」。按照這個觀念，每個人都是一個有尊嚴的精神性存在，不可被當作手段使用。一個人懷有這種做人的尊嚴感，與人打交道時就會有一種自尊的態度，仿佛如此說：這是我的真實想法，我願意對它負責。這就是誠實和守信用。他也會這樣去尊重他人，仿佛如此說：我要知道你的真實想法，並相信你會對它負責。這就是信任。可見誠信和信任是以彼此共有的人的尊嚴之意識為基礎的。相比之下，中國儒家的文化傳統中缺少人的尊嚴的觀念，因而誠信和信任就缺乏深刻的精神基礎。
也許有人會說，「信」在儒家倫理中也占據著重要的位置。不錯，孔子常常談「信」，《論語》中論及誠實守信含義上的「信」就有十多處。但是，在儒家倫理系統中，「信」的基礎不是人的尊嚴，而是封建等級秩序。所以，毫不奇怪，孔子常把「信」置於「忠」之後而連()稱「忠信」，例如「主忠信」、「言忠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等。可見「信「是從屬於」忠「的，誠實守信歸根到底要服從權力上的尊卑和血緣上的親疏。在道德實踐中，儒家的」信「往往表現為所謂仗義。仗義和信任貌似相近，實則屬於完全不同的道德譜系。信任是獨立的個人之間的關係，一方面各人有自己的人格、價值觀、生活方式、利益追求等，在這些方面彼此尊重，絕不要求一致，另一方面合作做事時都遵守規則。仗義卻相反，一方面抹殺個性和個人利益，樣樣求同，不能容忍差異，另一方面共事時不講規則。在中國的商場上，幾個朋友合夥做生意，一開始因為哥們兒義氣或因為面子而利益不分，規則不明，最後打得不可開交，終成仇人，這樣的事例不知有多少。
毫無疑問，要使誠信和信任方面的可悲現狀真正改觀，根本途徑是發展市場經濟，完善其規則和秩序。不過，基於上述認識，我認為同時很有必要認真檢討我們的文化傳統，使國民素質逐步適應而不是嚴重阻礙這個市場經濟健全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