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家長都非常在乎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名校，往往為此煞費苦心，破費萬金。人們普遍相信，只要從幼稚園開始，到國小、中學、大學，一路都上名牌，孩子就一定前程輝煌，否則便不免前途黯淡。據我的經驗，事情決非這樣絕對。我高中讀上海中學，大學讀北京大學，當然都是名校，但是，國小和國中就全然不沾名校的邊了。我讀的紫金國小在上海老城區一條狹小的石子路上，入讀時還是私營的，快畢業時才轉為公立。國中讀的是上海市成都中學，因位於成都北路上而得名。
記得在被成都中學錄取後，我帶我國小里最要好的同班同學黃萬春去探究竟。因為尚未開學，校門關著，我們只能隔著竹籬笆牆朝里窺看，能隱約看見操場和校舍一角。看了一會兒，我倆相視嘆道：真大啊！比起鴿籠般的紫金國小，當然大多了。當時黃萬春家已決定遷居香港，所以他沒有在上海報考國中。他用羨慕的眼光望著我，使我心中頓時充滿自豪。我壓根兒沒有去想，這所學校實在是上海千百所中學裡的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學校。
我入國中時剛滿十一歲，還在貪玩的年齡。那時候，我家才從老城區搬到人民廣場西南角的一個大院子裡。院子很大，除了幾棟二層小洋樓外，還蓋了許多茅屋。人民廣場的前身是賽馬場，那幾棟小洋樓是賽馬場老闆的財產。解放後，這位老闆的財產被剝奪，現在寄居在其中一棟樓里，而我家則成了他的新鄰居。那些茅屋是真正的貧民窟，居住的人家大抵是上海人所說的江北佬，從江蘇北部流落到上海的。不過，也有一些江北佬住進了樓房。院子裡孩子很多，根據住樓房還是住茅房分成了兩撥，在住樓房的孩子眼裡，住茅房的孩子是野孩子。好玩的是，在我入住後不久，我便成了住樓房的孩子的頭兒。
我這一生沒有當過官，也不想當官，然而，在那個頑童時代，我似乎顯示了一種組織的能力。我把孩子們集中起來，宣布建立了一個組織，名稱很沒有想像力，叫紅星組，後來大躍進開始，又趕時髦改為躍進組。組內設常務委員會，我和另五個年齡與我相仿的大孩子為其成員，其中有二人是江北佬的孩子，我當仁不讓地做了主任。我這個主任當得很認真，經常在我家召開會議，每一次會議都有議題並且寫紀要。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當然是怎麼玩，怎麼玩得更好。玩需要經費，我想出了一個法子。有一個擺攤的老頭，出售孩子們感興趣的各種小玩意兒，其中有一種名叫天牛的昆蟲。於是，我發動我的部下到樹林裡捕捉天牛，以半價賣給這個老頭。就用這樣籌集的錢，我們買了象棋之類的玩具，有了一點兒集體財產。我還買了紙張材料，做了一批紙質的軍官帽和肩章領章，把我的隊伍裝備起來。我們常常全副行頭地在屋邊的空地上遊戲，派幾個戴紙橄欖帽的拖鼻涕的兵站崗，好不威風。這種情形引起了那些野孩子的嫉妒，有一天，我們發現，他們排著隊，喊著」打倒和尚道士「的口號，在我們的遊戲地點附近遊行。我方骨幹中有兩兄弟，和尚道士是他倆的綽號。衝突是避免不了的了，一次他們遊行時，我們捉住了一個落伍者，從他身上搜出一張手寫的證件，寫著」取締和尚道士協會「的字樣。形勢緊張了一些天，我不喜歡這種敵對的局面，便出面和他們談判，提議互不侵犯，很容易就達成了和解。
我家住在那個大院子裡的時間並不長。上初三時，人民廣場擴建和整修，那個大院子被拆掉了，我們只得又搬家。現在回想起來，那兩年半是我少年時代玩得最快活的日子。那時候，人民廣場一帶還很有野趣，到處雜草叢生。在我家對面，橫穿廣場，是人民公園。我們這些孩子完全不必買門票，因為我們知道公園圍牆的什麼位置有一個洞，可以讓我們的身體自由地穿越。夏天的夜晚，我常常和夥伴們進到公園裡，小心撥開草叢，用手電筒的燈光鎮住蟋蟀，然後滿載而歸。在那個年代，即使像上海這()樣大城市裡的孩子也能夠玩鄉下孩子的遊戲，比如鬥蟋蟀和養蠶。我也是養蠶的愛好者，每年季節一到，小攤上便有幼蠶供應，我就買一些養在紙盒裡。伺弄蠶寶寶，給它們換新鮮的桑葉，看著它們一點點長大，身體逐漸透亮，用稻草搭一座小山，看它們爬上去吐絲作繭，在這過程中，真是每天都有驚喜，其樂無窮。
我想說的是，一個上國中的孩子，他的職責絕對不是專門做功課，玩理應是他的重要的生活內容。倘若現在我回憶我的國中時光，只能記起我如何用功學習，從來不曾快活地玩過，我該覺得自己有一個多麼不幸的少年時代。當然，同時我也是愛讀書的，在別的文章中我已經吹噓過自己在這方面的事跡了，例如拿到國小升國中的准考證後，我立即奔上海圖書館而去，因為這個證件是允許進那裡的最低資格證件，又例如在家搬到離學校較遠的地方後，我寧願步行上學，省下車費來買書。孩子的天性一是愛玩，二是富有好奇心和求知慾，我慶幸我這兩種天性在國中時代都沒有受到壓制。讓我斗膽說一句狂話：一個孩子如果他的素質足夠好，那麼，只要你不去壓制他的天性，不管他上不上名校，他將來都一定會有出息的。現在我自己有了孩子，在她到了上學的年齡以後，我想我不會太看重她能否進入名校，我要努力做到的是，不管她上怎樣的學校，務必讓她有一個幸福自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保護她的天性不被今日的教育體制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