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人群中，我習慣看一看周圍人的手腕，那裡似乎藏著一個屬於當代中國人的內心秘密，從不言說，卻日益增多。
越來越多的人，不分男女，會戴上一個手串，這其中，不乏有人僅僅是為了裝飾；更多的卻帶有祈福與安心的意味，這手串停留在裝飾與信仰之間，或左或右。這其中，是一種怎樣的相信或怎樣的一種撫慰？又或者，來自內心怎樣的一種焦慮或不安？
手串有助於平靜嗎？我們的內心，與這看似僅僅是裝飾的東西有什麼樣的關係？人群中，又為什麼幾乎沒有人談論過它？
沉默之中，埋藏著我們怎樣的困惑？
這是一個傳統的復歸，還是一個新的開始？這是因祈福而產生的下意識行為？還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2006年的最後一天，我去301醫院看望季羨林先生。到達時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經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講》。他說：「對這個問題，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
話題也就從這兒開始，沒想到，一發不可收，並持續到整個聊天的結束。
「您信佛嗎？」我問。
「如果說信，可能還不到；但我承認對佛教有親近感，可能我們很多中國人都如此。」季老答。
接下來，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國人，現在和將來，拿什麼撫慰內心？
季老給我講了一個細節。有一天，一位領導人來看他，聊的也是有關內心的問題，來者問季老：主義和宗教，哪一個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對這位大領導，季老沒有猶豫：假如人們一天解決不了對死亡的恐懼，怕還是主義先消失吧，也許早一天。
看似平淡的回答，隱藏著一種智慧、勇氣和相信。當然，「早一天」的說法也很留餘地。
和季老相對而談的這一天，離一年的結束，沒幾個小時了，冬日的陽光照在季老的臉上，也溫暖著屋內的其他人。
那一天，季老快樂而平靜。我與周圍的人同樣如此。
又一天，翻閱與梁漱溟先生有關的一本書《這個世界會好嗎》，翻到後記，梁先生的一段話，突然讓我心動。
梁老認為，人類面臨有三大問題，順序錯不得。
先要解決人和物之間的問題，接下來要解決人和人之間的問題，最後一定要解決人和自己內心之間的問題。
是啊，從小求學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決讓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與物之間的問題嗎？沒有學歷、知識、工作、錢、房子、車這些物的東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後為人父為人母為人子女，為人夫妻，為人上級為人下級，為人友為人敵，人與人之間的問題，你又怎能不認真並辛苦地面對？
但是隨著人生腳步的前行，走著走著，便依稀看見生命終點的那一條線，什麼都可以改變，生命是條單行道的局面無法改變。於是，不安、焦慮、懷疑、悲觀……接踵而來，人該如何面對自己的內心，還是那一個老問題——我從何而來，又因何而去？去哪兒呢？
時代紛繁複雜，忙碌的人們，終要面對自己的內心，而這種面對，在今天，變得更難，卻也更急迫。我們都需要答案。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對這三個問題的挑戰？
中國三十餘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標很物化，小康、溫飽、翻兩番，解決人與物之間的問題，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個個體，也把幸福寄託到物化的未來身上。
這些物化的目標陸續實現，但中國人也逐漸發現，幸福並沒有伴隨著物質如約而來，整個人群中，充滿著抱怨之聲，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窮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們似乎更加焦慮，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傳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鬧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總鬧些大事，不顧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財富有一天就不算數了；窮人也不安，自己與孩子的境遇會改變嗎？就在這抱怨、焦慮和不安之中，幸福，終於成了一個大問題。
這個時候，和諧社會的目標提了出來，其實，這是想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力圖讓人們更靠近幸福的舉動。不過，就在為此而努力的同時，一個更大的挑戰隨之而來。
在一個十三億人的國度里，我們該如何解決與自己內心之間的問題？我們人群中的核心價值觀到底是什麼？精神家園在哪裡？我們的信仰是什麼？
都信人民幣嗎？
我們的痛苦與焦慮，社會上的亂像與功利，是不是都與此有關？
而我們除了幸福似乎什麼都有，是不是也與此有關？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問題的同時，也成了未來最重要的目標。
可是，幸福在哪裡？
幸福在哪裡暫且不說，痛苦卻是隨時可以感受得到。
這個社會的底線正不斷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傷人的農藥；僅僅因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奪走與自己無關人的性命；為了錢，可以隨時欺騙，只要於己有利，別人，便只是一個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個被嘲笑的辭彙。
這樣的情形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隨處可見。
沒有辦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個缺乏信仰的社會裡，便無所畏懼，便不會約束自己，就會忘記千百年來先人的古訓，就會為了利益，讓自己成為他人的地獄。
有人說，我們要守住底線。但早就沒了底線，或者說底線被隨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談何守住底線？可守的底線在哪裡？
一天下午，我和身後的車輛正常地行駛在車道上，突然間，一輛豪華車逆行而來，鳴笛要我們讓路，可是正常行駛的我們無路可躲，於是，感覺被怠慢的那個車主，在車過我們身邊時，搖下車窗痛罵一番。那一瞬間，我驚呆了：為這輛逆行而來的車和這個充滿憤怒的人。車主是一位年輕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錢也受過良好教育，然而，這一瞬間，憤怒讓她的面容有些扭曲。
被指責的同時，我竟然沒有一絲的憤怒，倒是有一種巨大的悲涼從心中升起。因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個時代，而且有的時候，我們自己也可能成為她。我們都無處閃躲。
如果是簡單的壞，或是極端的好，也就罷了，可惜，這是一個人性最複雜的時代。
醫生一邊拿著紅包，一邊接連做多台手術，最後累倒在手術台上；教師一邊體罰著學生，堅決應試教育，另一邊多年顧不上家顧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撲在工作上；官員們，也許有的一邊在腐敗貪污著，另一邊卻連周末都沒有，正事也幹得不錯，難怪有時候百姓說：「我不怕你貪，就怕你不幹事！」
其實，說到我們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邊是墜落一邊在升騰，誰，不在掙扎？
對，錯，如何評價？好，壞，怎樣評估？
岸，在哪裡？
有人說，十三億中國人當中，有一億多人把各種宗教當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選擇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還有一億多人，說他們信仰共產主義，再然後，就沒了。也就是說，近十一億中國人沒有任何信仰。
這需要我們擔心嗎？
其實，千百年來，中國人也並沒有直接把宗教當做自己的信仰，在這方面，我們相當多人是懷著一種臨時抱佛腳的態度，有求時，點了香帶著錢去許願；成了，去還願，僅此而已。
但中國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沒文化，我們的信仰一直藏在雜糅後的中國文化里，藏在爺爺奶奶講給我們的故事裡，藏在唐詩和宋詞之中，也藏在人們日常的行為禮儀之中。於是，中國人曾經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適可而止。所以，在中國，談到信仰，與宗教有關，更與宗教無關。那是中國人才會明白的一種執著，但可能，我們這代人終於不再明白。
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所有這一切被摧毀得蕩然無存，我們也終於成了一群再沒有信仰的孩子。這個時候，改革拉開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也在沒有信仰的心靈空地放肆地奔騰。
於是，那些我們聽說和沒聽說過的各種怪異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們身邊上演，我們每一個人，是製造者，卻也同時，是這種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麼會在這個時候來到我們的身邊呢？
錢和權，就越來越像是一種信仰，說白了，它們與欲望的滿足緊密相聯。
曾經有一位評審，看著台上選手用力地表演時，發出了一聲感慨：為什麼在他們的眼睛裡，我再也看不到真誠和純真，而只是寶馬和別墅？
其實，這不是哪一個選手的問題，而是時代的問題。人群中，有多少個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靜時，我們還敢不敢在鏡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權力，依然是一個問題。
個人崇拜減少了，可對權力的崇拜，卻似乎變本加厲。
不知是從哪一天開始，上下級之間充滿了太多要運用智慧和心智的相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領導面前，下屬變得唯唯諾諾，絕對沒有主見？一把手的權力變得更大，順應領導的話語也變得更多，為了正確的事情可以和領導拍桌子的場景卻越來越少。
其實，是下屬們真的敬畏權力嗎？
你仔細觀察後就會發現，可能並非如此。或許是下屬們早已變得更加聰明和功利，如果這樣的順從可以為自己帶來好處或起碼可以避免壞處，為何不這樣做？
但問題是，誰給了下屬這樣的暗示？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現今時代的青春卻擁有肉眼可見的艱難。時代讓正青春的人們必須成功，而成功等同於房子、車子與職場上的遊刃有餘。可這樣的成功說起來容易，實現起來難，像新的三座大山，壓得青春年華喘不過氣來，甚至連愛情都成了難題。
青春應當浪漫一些，不那麼功利與現實，可現今的年輕人卻不敢也不能。房價不斷上漲，甚至讓人產生錯覺：「總理說了不算，總經理說了才算。」後來總經理們太過分，總理急了，這房價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腳步。房價已不是經濟問題，而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也許短期內房價會表態性地降一些，然而往前看，你會對房價真正下跌抱樂觀態度嗎？更何況房價動不動就三萬四萬一平米，它降不降還跟普通人有關係嗎？所以，熱了《蝸居》。
而《暗算》的另類流行，又暴露著職場中的生存不易，論資排輩經過短暫退卻，重又占據上風，青春，在辦公室里只能鬥智鬥勇不敢張揚，不大的年齡卻老張老李的模樣。
至於蟻族們，在高漲的房價和越來越難實現的理想面前，或許都在重聽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當你覺得外面的世界很無奈，或許逃離北上廣，回到還算安靜的老家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愛，然而面對女友輕蔑一笑之後的轉身離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還能有怎樣的說服力？
如果一個時代裡，青春正萬分艱難地被壓抑著，這時代，怎樣才可以朝氣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們率先拋棄了理想，時代的未來又是什麼？
改革三十餘年，我們進步了太多，這一切，都有數據可以證明。
而新聞進步了多少？又用怎樣的數據證明著？
當然，這並不是一個可以用數據證明的東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標準，比如，是否有真正優秀的人才還願意把自己的理想在這裡安放；再比如，不管經曆日復一日怎樣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時間，就會在社會的進步中，感受到一點小小的成就感。
假如並非如此呢？
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責任的新聞人，永遠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領導的眼裡，反而是痲煩的製造者，並且這樣的人，時常因理想和責任而招致自己與別人的不安全，那麼理想與責任可以堅持多久呢？
而如果理想主義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壓力和誘惑之下，變成現實主義者；
如果現實主義者都變成功利主義者，而功利主義者又變成投機分子……
希望會否變成絕望？理想是否成為空想？
當然，這僅僅是一種假設。然而，它依然如同噩夢一樣，雖然虛構，卻會讓醒著的人們，驚魂未定。
新聞事業的前行，同樣需要信仰。
社會有社會的問題，我們又都有自己的問題。
在2000年即將到來的時候，上海一家報紙約我寫了一篇新千年寄語，當時，我選擇了兩個關鍵字，一個是反思，一個是平靜。
反思，不難理解。由於生存都堪憂，荒唐歲月一結束，過去一路上的傷口只是草草地遮蓋了一下，來不及更負責任地處理，我們就匆匆上路，這沒什麼可指責的，這是生存遭遇危機時近乎唯一的選擇。
然而，三十多年走過，生存已經不再是最大的問題，或許有一天，我們該停下腳步，把傷口上的浮塵擦去，塗上酒精或消炎的東西，會痛會很刺激，然而只有這樣，傷口才可以真正癒合，之後才可以真正輕裝上陣。
這是對歷史與未來負責的一種態度。
而之所以另一個關鍵字是平靜，原因也並不複雜。因為安撫我們的內心，將是未來最大的問題。
上世紀的戰亂時代，偌大的中國，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國，再難找到平靜的心靈。
不平靜，就不會幸福，也因此，當下的時代，平靜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想要平靜與幸福，我們內心的問題終究無法迴避。
古人聰明，把很多的提醒早變成文字，放在那兒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簡單地把提醒放在漢字本身，拆開「盲」這個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見，這樣一想，拆開「忙」這個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國人都忙，為利，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說「忙」，因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義？
然而大家還是都忙，都不知為何顯得格外著急，於是，都在搶。在街上，紅綠燈前，時常見到紅燈時太多的人搶著穿過去，可到了對面，又停下來，等同伴，原來他也沒什麼急事，就是一定要搶，這已成為我們太多人的一種習慣，到現在已是微博144個字內要完成表達，溝通與交流都變得一短再短。甚至144個字都嫌長，很多人只看標題，就有了「標題黨」。那麼，下一步呢？
對此，一位老人說得好：人生的終點都一樣，誰都躲不開，慢，都覺得快，可中國人怎麼顯得那麼著急地往終點跑？
在墨西哥，有一個離我們很遠卻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趕路，突然，一個人停了下來。旁邊的人很奇怪：為什麼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靈魂落在了後面，我要等等它。
是啊，我們都走得太快。然而，誰又打算停下來等一等呢？
如果走得太遠，會不會忘了當初為什麼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