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英國近代地理學鼻祖麥金德爵士於1904年在倫敦皇家地理學會宣讀的一篇論文。雖篇幅不長，卻影響深遠，在西方與達爾文《物種起源》、愛因斯坦《相對論》等並稱「十六本改變世界的巨著」。作者以深邃獨到的戰略眼光，結合歐亞大陸的歷史，從全球戰略的角度分析世界政治力量的地緣戰略，對二十世紀乃至現在的世界政治影響巨大深遠。對當下的中國，亦有其現實意義。
2017年去世的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就是麥金德的一位忠實冬粉，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轟動一時的《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地緣戰略》一書，基本指導思想與《歷史的地理樞紐》如出一轍：誰控制了歐亞大陸，誰就控制了世界島；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控制了世界。只是立論的視角，從歐洲變成了歐亞大陸之外的美國。
麥金德認定的世界樞紐地區包括中亞和西伯利亞的廣袤土地，實際上就是歷史上遊牧民族活動的歐亞大陸核心草原地帶，從匈牙利的普斯塔斯到滿洲的小戈壁，綿延達四千英里。該地區在地理上自成一體，沒有適宜通航的外流河導致外部勢力自海洋侵入，內部雖有部分沙丘而整體上可以看做一個草原，為遊牧民族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即使通常並不豐美的牧場，北面以廣闊的亞極地森林和沼澤地帶為界，樞紐地帶的地形和生活方式，使馬和駱駝的機動性得以充分施展，東西南三面面對地勢較低的農業地區，可以三面出擊。
在歐洲中世紀及以前的歷史上，這裡是一次次侵略行動的出發點和大本營。圍繞著世界樞紐地區邊緣的新月形地帶，自西向東分布著歐洲、中東、印度、中國四個半島，正是易受遊牧民族攻擊的薄弱地帶。
印度一次次被北方蠻族征服的歷史自不必論，中東地區被蒙古人、突厥人統治的歷史記憶尤新，與中國相比，歐洲的幸運在於始終沒有全部淪陷於草原民族，而入侵羅馬的日耳曼蠻族很快被同化。中國在蒙古入侵前，蠻族的征服僅限於長江以北，且入侵者多被中國文化同化，而忽必烈打破了這一傳統，中國本部兩度被蒙古、滿洲人所統治，直到與歐洲在海上遭遇。
麥金德顯然是站在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上立論。他在文中引用弗里曼教授的觀點：唯一能算做歷史的是地中海地區和歐洲種族的歷史。對其他地區的文明史，表現出那個時代特有的傲慢和偏見。不過，他在文中坦承文明交流互鑒，甚至軍事衝突在文明發展歷程中的作用：正是在外來野蠻人的壓力下，歐洲才實現它的文明。因此，我請求你們暫時地把歐洲和歐洲的歷史看做隸屬於亞洲和亞洲的歷史，因為在非常真實的意義上說，歐洲文明是反對亞洲人入侵的長期鬥爭的成果。
地理大發現以前的人類文明史，從來沒有超出亞歐大陸加上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部分，即麥金德所稱的世界島。麥金德認為：歐洲的南界過去和現在都是撒哈拉，而不是地中海，因為正是沙漠才把黑人和白人分開的。地中海從希臘、羅馬時代起就是溝通沿岸各國的通途，而非障礙，撒哈拉沙漠則有陸海之稱，實實在在構成隔絕黑非洲與文明世界的障礙。
與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人在全球四處出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此前中世紀歐洲的基督教世界被擠壓在一個狹窄的地區內，並不斷受到外部野蠻世界的威脅。在面積為二千一百萬平方公里的亞歐大陸上，中部和北部九百萬平方公里的心臟地帶，西徐亞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一波波如潮水般湧向西方的歐洲，同時也湧向東南方的中國。正是各種名稱令人應接不暇的東方蠻族的接踵而至，在共同反對亞洲人的事業中，歐洲人不自覺地結成現代的英吉利、法蘭西、威尼斯共和國等民族國家，甚至教皇統治的決定性威望，也得自教皇利奧與上帝之鞭阿提拉在米蘭的調停成功。歐洲政治版圖的底色，打上了深深的亞洲蠻族入侵的烙印。
而來自海上的威脅，在中國有明代的倭寇，西方則有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維京海盜。在中世紀及以前，東西方的文明社會，都不斷受到陸上和海上野蠻人的攻擊，可以說在那個時代，尚未發生交集的中國人和歐洲人，其實是難兄難弟。
地理大發現和蒸汽船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藉助艦船，歐洲打破東方蠻族封鎖，所能到達的海域和沿海陸地增加了三十倍以上，在水域中間，發現了美洲和澳洲等新大陸，形勢徹底翻轉，歐洲的勢力包圍著至今一直在威脅著它本身生存的歐亞陸上強國，奧斯曼帝國、印度、中國，都成了西方巨艦大炮征服的對象。世界樞紐地區，則成為海洋發展受限、熱衷於陸上擴張的歐洲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
海權取代陸權，其實只有兩百年時間，相對陸權占統治地位的數千年歷史，不及十分之一，但這一過程深刻地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今天的世界，人口和經濟的一大半分布在距離海洋不超過三百公里的地方，遠離海洋的歐亞大陸核心地區發展緩慢，生態惡化，成為全球化發展中的棄兒。
不過風水輪流轉，隨著鐵路運輸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高鐵的建設，世界樞紐地區聯通東西的陸橋地位凸顯。如果技術的進步加上政治的努力，經由中亞聯通東西方的成本低于海運，東西方成為一個整體，海權再次被陸權取代將不是聳人聽聞的事。
如果歐亞大陸兩端的人流物流被高鐵所吸引，海上運輸日益萎縮，美國的海上優勢將無用武之地，美國人被孤立在美洲大陸，從此失去霸權地位。這也是美國與歐洲忌憚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深層原因。
西方近代的崛起來自海權，自以為繼承了希臘羅馬傳統的美國，更是如此，他們對陸上強國的崛起有著本能的深深恐懼，對可能稱霸歐亞大陸強國不遺餘力地圍堵防範打擊，是歐洲和美國的必然戰略。正是在歐洲和美國的聯合打擊下，原本占據世界樞紐地區的蘇聯解體，中亞地區出現五斯坦，伊斯蘭極端勢力抬頭，中東地區持續動盪。
在《歷史的地理樞紐》發表時，世界樞紐地區由俄國統治，中國正處於八國聯軍侵華後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麥金德在文章的最後，極富預見性地寫到：假如中國被日本組織起來去推翻俄羅斯帝國，並征服他的領土的話，那時就會因為他們面臨海洋的優越地位和巨大的大陸資源加到一起--這是占有樞紐地區的俄國人現在還沒有到手的有利條件，構成對世界自由威脅的黃禍。
人算不如天算，日本的侵略，促使中國組織起來，完成了內部統一。俄羅斯帝國沒被中國人推翻，卻在西方圍堵下解體，中國與接壤的中亞地區五斯坦結成鬆散的聯盟。戰略機遇的天平，歷史性地離開西方，傾斜到東方的中國身上。
成大事者，非惟天時，亦以人謀也。從今天中國的視角看《歷史的地理樞紐》，中國的崛起沒人能夠阻擋，更不會構成麥金德預言的對世界自由威脅的黃禍，抓住戰略機遇，布局世界樞紐地區，順利推行一帶一路戰略，是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