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體會改變，順應改變，支持改變
人生的三次轉變
從江蘇來到北大，又從北大離開創建新東方，到新東方在美國紐交所上市，我經歷了人生三次大的改變。這些改變主要是兩個因素導致的，第一個是外在環境；第二個是個人內因。個人想改變，通常是由環境引起，如果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中生活，就不容易求變。很多人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一個相對溫馨的小家庭，一間不管多大面積的房子，一般改變的願望就不大。當然，這不是壞事。能夠挺滿足地過一輩子，其實是一件幸事。但是有些環境讓你不得不求變，比如我在農村的時候，高中畢業以後有兩個選擇，一是認認真真當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一輩子，但是我不甘心；二是離開農村，離開農村的惟一辦法就是考大學。我當時嚮往讀書生活，城市生活，這兩種生活只有通過上大學才能夠實現。所以我不斷參加高考，第一年沒考上，再考第二年，第二年不成功再考第三年。這是我自己主動尋求的改變，主動的改變肯定來自於內心的某種渴望或者夢想。當然，渴望夢想有時候也會把人帶向困境，那是後話了。
我的個性一直是比較安逸的。進北大後我的學習成績不是特別好，但我也不太願意去拚命追求好名次或者是通過艱苦奮鬥得到榮譽。所以，我選擇畢業後留在北大當老師。留在北大當老師，看上的是那份穩定和安逸。一個星期只要上八小時的課，剩下的時間，可以在未名湖邊散步，在圖書館讀自己喜歡的書，沒有任何人打擾。在北大，儘管我只有一個床的位置，需要跟另外一個老師分享一個八平方米的房間，但對我而言，那已經是非常知足的生活了。
我在北大一待就是好幾年，直到另外一個夢想出現。這個夢想不是我自己產生的，而是來自於周圍的朋友們。當時王強已經出國，而且在國外比較好的大學讀書，我們的差距一下子被拉得很大。我很自然就產生了自己也到國外去讀書的念頭。結果，這次運氣不好，高考奮鬥三年成功，留學奮鬥了三年多還是沒成。因為我自己沒有錢，國外又不給我獎學金，創建新東方實際上完全是被動的變化。出國沒有成功後，我就到外面的培訓機構教書，因為教書和北大當時規定不符，結果被北大行政記過處分，這個處分把我推出了北大。這跟我的個性有一點兒關係，因為我不願意待在一個被看不起的環境中。當時北大的處分對我來說是一個挺大的污點，雖然我不認為是我個人的污點，但畢竟不太舒服。最後，我辭職離開了北大。離開北大以後，為了生計，我被動地去各個培訓機構講課。接觸的機構和管理者多了之後，發現從人品和做事風格上，我能比他們做得更好，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想法導致我最後做了新東方。既然做了，就選擇努力把它做好，一直到現在仍然在拚命把新東方做好。這是我人生當中的第二大轉折點，第一個轉折是高考，第二個轉折是離開北大。
第三個轉折是新東方上市。上市我也是被推著走的，因為我沒有太大的財富欲望，所以一直不想新東方上市。但當時即使我不想上市，新東方內部人才的渴望和外部競爭的需要，都逼得新東方不得不上市。一旦決定上市，我就變被動為主動，認真地走下去。於是，我開始研究上市公司的結構、上市公司的檔案、上市公司的路徑等等。儘管我對財務數據不是很懂，但新東方上市四年多了，一直走得比較平穩。因為上市前，我就明白了上市公司到底應該堅持什麼。這是我個人三個最大的轉折。
如果說人生有沒有下一個轉折，一定會有，但我想前半輩子一直在做加法，不斷努力前行，下一個轉折也許會往後退一退，給自己的未來、自己的生命一片更大的空間和悠閒。新東方一直做得不錯，但把我自己的生命空間擠占得非常狹窄，連看天、看地、看雲、看月的日子都沒有了，對生命來說是一種愧疚。
新東方的四個階段
新東方一直能做到今天，有一個不斷追求改變的原則：在不同的階段做不同的事情。
新東方剛開始是一個家族企業，我和我老婆、姐姐、姐夫一起做事。做到一定程度後，我想要做得更好、更大，僅靠我的家族成員是絕對不可能的，而且無法構建一個企業文化和精神氛圍。當時我意識到企業想做大必須聚集一批同道中人，一批文化和精神氣質跟我一樣的同道人。這個想法直接促使我1995年到美國拜訪我的大學同學、朋友，實際上這次拜訪是非常有效的。誰都知道這個故事，第二年他們就全回到新東方，他們就是新東方著名的王強、徐小平等朋友。
於是，新東方的第一個發展階段結束了。我的家族成員和朋友開始產生衝突，最後到了必須兩者取其一的程度。在這個前提下，最後我取了朋友，舍了家人。儘管這個過程充滿了痛苦和波折，但最終新東方擺脫了家族企業制度，變成朋友合夥制。當時的新東方還不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公司，但已經形成獨特的精神文化氛圍，大家都是朋友，地位平等，彼此尊重，這導致新東方一批人很願意努力地工作，努力地推動新東方的發展，也是新東方在第二階段實現飛躍發展的原因。
第三個階段也是必然出現的。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有新業務、新發展方向出現，合夥制的方式不再適應新東方的發展，新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因此，新東方就有了一個結構改造階段，把合夥制這樣簡單的生意模式改成股份制的生意模式。在股份制的生意模式中，每個人的位置需要重新定位，不像合夥制中大家都是一個平等的地位。（ ）所以，這個階段不僅經歷了新東方結構的改造，還經歷了人的心態的改造。結構改造是容易的，比如說新東方合夥制變成股份制實際上兩個星期就談完了，但是人的心態不太容易變。每個人在改造當中會考慮自己的尊嚴、利益、未來的發展，於是形成很尖銳的矛盾，這一改革改了三四年，直到2004年才結束。這一改革對新東方起到了一個重大的推動作用，如果沒有這四年，就沒有後來新東方上市的可能，合夥制是永遠不可能上市的。
這個改造之所以成功，我覺得來自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個是所有的人都認為新東方是值得為之奮鬥的企業或者事業，並且在這個地方得到的利益和榮譽會比其他地方得到的更多。第二個是我個人的原因。在不斷的矛盾衝突和改造過程當中，我個人承擔的角色非常簡單，就是耐心和寬容地對待身邊發生的一切，並且檢討自己的不足，讓機構和組織能夠保持完整，繼續往前推進。我的這種個性在這次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推動新東方改革成功的一個比較大的因素。
第四個階段是新東方上市的階段。我上面講到我本人其實是不想上市的，不過我當時也意識到，如果不把新東方帶上市，新東方可能會解體、散架。所有人都期待著通過上市使新東方更快發展，使自己更加富有。如果我一個人擋著，是很不好的事情，或者說在未來談起的時候是一件會被人恥笑的事情，於是我選擇了順應改變。另外，從客觀角度來考慮，教育企業上市已經形成一個趨向，如果新東方不上市，一定會有別人上市，如果別人上市帶來的結果是新東方變得更落後，或可能被時代淘汰，新東方就沒有理由不上市。
上市後，新東方又有了很多小的改變和調整。比如說新東方的經營模式由原來簡單的大班教學模式改變為大班、精品班和個性化輔導兼有；由原來的不注重服務轉變為不斷強調服務和對客戶的人性關懷；由原來的單科英語教學轉向包括數理化在內的全科教學；由原來的只面對大學生轉變到包括任何年齡段的培訓……
新東方的改變，一方面是因為外界形勢產生的結果，一方面是新東方內在發展需求所帶來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我的角色是去體會改變、順應改變、支持改變。
改變中的堅守
這是一個改變的世界。歐巴馬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主題就是一個詞「change」。面對現在的時代，你不想改變也得改變，比如說新手機推出兩個月可能就過時了。改變思維的工具也在不斷改變，所以必須改變才能迎合這個世界潮流的變化，並且最好引領某些潮流的變化。快速變化一方面給人們帶來很多物質生活和好奇心的滿足，另一方面也給人們帶來焦慮和無所適從。
不管世界如何千變萬化，有些東西是不可以變的，比如說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是從來不變的。同樣，人性中一些東西是不能變的，比如說堅持、向善、勤奮、不貪婪、不自私，是一個人贏得尊重必須具備的品質。如果你在社會中一旦被人尊重，在一個團體中一旦被信任，你未來得到的機會會更多。所以，有些東西是不能變的。
一些內心對美好的欣賞也不要變，儘可能留點兒時間去看看青山綠水，抬頭看看明媚的天空，低頭看看滿地燦爛的落葉。作為一個真實的人，有品德的人，讓別人喜歡的人，這種對美的欣賞能力是一個人的根本，也不能變。
對新東方本身而言，一個企業所堅持的價值理念和社會責任感不能變。新東方從當初只有十三個學生到現在一年兩百萬學生，從只有幾十塊錢的收入到現在幾十個億的收入，新東方是在不斷的變化中才取得這樣的成就。但其中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在不斷變化中，新東方對學生的愛護、關懷，堅持以人為本的文化沒有變，儘管有的時候會走偏一點點，但大方向沒有變。新東方一旦出現方向問題，就會迅速被糾正，像最近發起的各種各樣的新東方文化運動，我給教職員工們寫的信，謝強老師做的報告，還有我們現在不斷倡導對員工、對老師、對學員、對家長的關懷文化，這是新東方文化的本質。
作為一個教育機構，積極向上的氛圍和幫助學生成就夢想的目標不能變，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不能變。比如說我們處在現在這個位置的時候，應該更多地考慮到中國教育不公平的問題以及為貧困地區的孩子們和老師們提供更多的機會。不管是通過捐助的方式，建立希望國小的方式，進行教師培訓的方式，還是給貧困學生免費上學的方式，這是新東方力所能及的事情，是不能變的。
對於新東方管理者的人品、人格和胸懷教育是不能變的，他們人生的價值體系教育是不能變的。一旦變了以後，新東方就變成了一個只知道掙錢，而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會出現很大的危險。
現在我是用比較平和的心態領導新東方的發展，但我會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只做新東方，不管把新東方做的多好，我對不對得起自己的生命？我覺得是對不起的。之前的生命我一直在做加法，後半輩子要做減法。我希望以後真正有機會讀更多有智慧的書籍，到天底下走一走、看一看，給予孩子和家人更多的時間，這是生命的另外一種方式。
機會只留給有準備的人
現在的年輕人，沒有背負太多的歷史重擔，生長環境比較單純，父母比較關愛。整體來說，他們更加關注自己本身的成長和變化。這些年輕人的弱點在於沒有歷史感，對社會的責任感相對較弱。當然在特殊環境下，比如汶川地震的時候，我們能看到80後踴躍地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現在，這些年輕人進入企業以後，對企業的責任感相對比較弱，不像我們當時找一個工作一般兩三年不會動，現在的年輕人如果工作不順心，甩頭就走了，一年換幾個工作的事例比比皆是。其實這是一件好事，可以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但也是一件壞事，他們不能夠沉澱下來，讓自己的心靈得到更加深刻的體悟。
很多人都有一個誤區，認為拚命去抓機會，拚命去投機取巧，機會才會到自己手中，但實際上機會常常落在勤奮踏實的人身上。當然，如果有機會是要抓住的。如果哈佛大學在中國招五個學生，這個機會一定屬於那些為進哈佛大學做好準備的學生，學習成績優秀、參加社會活動、擁有特長等等。這些學生過去幾年甚至是十幾年都在做準備，準備好了，即便哈佛不要，耶魯、北大肯定會要。所以，當改變的時機來臨，機會只屬於有準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