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零時，我想同其他的時刻邊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區別。也許一個嬰兒出生了，而另一個老人卻死亡了。有的國家被白雪籠罩，而有的則被洪水圍困。某一朵花靜悄悄地開了，而某一棵樹卻在雷電聲中訇然倒下。河流不會因為新世紀的到來而改變方向，它依然會在淤滿泥沙的舊河床中無波地流動；房屋如果不受地震、火災和龍捲風等等的威脅，也依然會在這個一天中最黑暗的時刻負載著人類千奇百怪的夢境。新世紀在零點鐘聲清寂地落下後迎頭而來，我想不會有人看見它頭頂的曙光，因為那時對自然來講是最沉重和黑暗的時刻。
時間絕對不會因為二十世紀的完結而脫胎換骨，它該如何循序漸進地走下去就如何走下去。我們一覺醒來，發現二十一世紀同昨日的二十世紀沒有什麼具體的區別，依然是陳舊的陽光照著古老的街道，賣早點的人也同以往一樣眼角淤著眼屎呵欠連天地炸油條。菜攤兒前的婦女提著形形色色的菜籃子在為一家人的生計操心，而餐桌前的孩子則像雛燕一樣等待家長把飯餵到他們口中。
二十一世紀就在一片庸碌聲中平凡地開始了。你別指望在那個世紀之交會有數百條彩虹橫空出世令你驚喜不已，也不必擔心像某些預言家所講的那樣會面臨滅頂之災。地球和人類在我看來都是很皮實的東西，雖然有隕石雨、戰爭、饑荒、瘟疫等等不間斷地折磨他們，但他們總是能夠找到戰勝和消解它們的方式。他們自身有著強大的免疫力。這種巨大的存在是不可抗拒的。所以我從不擔心二十一世紀會像出現了病毒的計算機中的資料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它肯定會如期來臨。
像我這樣出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人，基本上是把半輩子扔給了二十世紀，而另外的半輩子則會在二十一世紀上奔波。從我出生時起，世界就早已形成了。它輪廓分明，井然有序。人們生病了去醫院，該上學了去學校，缺柴米油鹽了去糧店，犯罪了去蹲監獄，看破紅塵的人踏入寺廟，仿佛一切都已約定俗成。早已有人發明了汽車、飛機、電話等等便捷的交通工具和通訊工具，使我們的出行和聯絡變得極為方便。任何一座房屋都有電燈的照耀，隨之產生了電視、冰櫃、洗衣機、組合音響、吸塵器等等靠電為人類提供娛樂和舒適生活的工具。你幾乎不用動什麼腦筋，就可以安然地進入一種與世無爭的生活狀態。一切都是現成的，使你沒有思考的餘地和創造的空間。
我開始逐漸懂得國家有別，國與國之間以政治的名義又劃分出了幾個世界。至於國家內部的政治也是錯綜複雜的，所以戰爭既有世界大戰也有國家內戰。至於經濟，它越來越成為人類生活最關注的話題，而直接帶動經濟騰飛的科學技術也備受重視。經濟實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開始主宰人的精神生活，所以它不知不覺地已經滲透到政治、軍事、上層建築等諸多領域。而文化藝術發展到今天，仿佛最輝煌的時刻已經過去，無數的藝術大師像群星一樣閃爍在茫茫夜空中，使我們只有頂禮膜拜的份。就我的狹窄視野和生存狀況來看，建築有了中世紀歐洲各國那些著名的大教堂就已經算是登峰造極了。而音樂有了巴赫、貝多芬、柴可夫斯基就夠了。至於繪畫，梵谷一個人就把激情的表達推到了頂點。而文學，東方有了川端康成、西方有了福克納也足以使黯淡的天空為之一亮。
這個世界正在有條不紊地向前走著，以至於我常懷疑在它的深處埋藏著巨大的陰謀。我們的一切仿佛都已經被預定了，到處都是秩序和法則，你無法使自身真正擺脫羈絆而天馬行空。所以在現實社會中，你若內心擁有自由的情感，無疑是把苦難之水傾在自己的頭上。這世界需要的仿佛只是木偶，只有這樣你才能毫無傷害地平靜走完一生。你若對這個世界問詢多了，它便會給你致命的一擊。尼采是問得太多了，所以他發瘋了；梵谷也問多了，他親手割下了自己的耳朵作為代價；貝多芬也問多了，所以最後讓旋律訣別了他，使他失聰而墜入一個強大的寂靜的空間。還有海明威、三島由紀夫等等，他們乾脆把自己的命也問進去了。然而正是這些人，使我覺得這世界還能讓人活下去。
文化藝術是靠想像力的支撐才得以發展的。想像誕生了數不清的神話和傳說，使我們覺得在嘈雜的生存空間裡有隱隱的光帶在閃閃爍爍而令人倍覺溫暖。然而現在，神話和傳說卻難以誕生了，那些自詡為神話的東西讓人嗅到的卻是一股濁重的膏藥味。我懷疑人類的想像力正在逐漸萎縮。同一模式的房屋、冷漠的生存空間、機械單調的生活內容，大約都是使想像力蛻化的客觀因素。房屋越建越稠密，青色的水泥馬路在地球上像一群毒蛇一樣四處遊走，使許多林地的綠色永遠窒息於它們身下。我們喝著經過漂白粉消毒的自來水，吃著經過化肥催化而長成的飽滿卻無味的稻米，出門乘坐噴出惡臭尾氣的公共汽車。我們整天無精打采，茫然無從。這種時刻，想像力註定是杳如黃鶴，一去不回。高科技的發展在使生活中的一切都變得極為方便和舒適的同時，也在靜悄悄地扼殺了人的激情。如果激情消逝了，人也就不會再有幻想和回憶，也許在新世紀的生活中，我們的周圍會越來越缺乏塵土的氣息，我們仿佛殭屍一樣被泡在福馬林中，再沒有如煙往事可以拾取，那該多麼可悲。
我對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總是心懷警惕。文明有時候是個隱形殺手。當我們結束了茹毛飲血的時代而戰戰兢兢地與文明接近時，人適應大自然的能力也在不同程度地下降。戰爭是和平的敵人，但誰能否認在戰爭的硝煙中誕生了無數動人的故事，而在和平生活中人們卻痳木不仁？更可怕的還是道德。我們所接受的道德觀基本是以偽君子的面目出現的，它無視人內心最為自由而人道的情感，而衣冠楚楚的人類卻視其為美德。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愛情故事多麼畸形，可它居然被演繹成愛情的典範。而最近轟動一時的《廊橋遺夢》，其實也無非是對傳統道德觀的一次最積極的維護。道德阻礙了情感的融合，人解決不了這個矛盾，於是就詩情畫意地讓他們死後的骨灰相會在清風蕩漾的羅斯曼橋下，這有多麼殘酷。我們不應該為這個令人肝腸欲碎的愛情故事而流淚，而應該為人類情感所身處的尷尬處境痛哭。對人而言，以道德來壓抑幸福和情感，這世界還有什麼值得令人動情的事物而讓人賴以生存呢？每當我想起這些，內心便有一種深深的恐懼和絕望之感。任何獨闢蹊徑的生活方式便也就屢屢遭到世人的責難和白眼，所以幸福的獲得是辛酸的。我非常崇敬卓別林，因為他最為深刻地理解了幸福，那就是有代價的幸福。所以他的喜劇作品讓人笑過之後充滿淒楚，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作品也就是悲劇作品。我記得他曾經複述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侍者端著盤子笑吟吟地走進餐廳，突然被一隻香蕉皮給滑倒了，於是狼狽地倒在地上，眾人見狀便大笑起來。卓別林認為跌倒並不引人發笑，引人發笑的是一個人在瞬間由快樂而突然墜入了憂傷。他的這種理解使我覺得卓別林是一個參透了人世間酸甜苦辣的藝術大師。被辛酸浸淫著的幸福，一定像撒滿晨露的蓓蕾一樣讓人心動。我不知道自己的一生能否獲得這樣的幸福，因為它到來的過程充滿桎梏，實在像船行進在淺灘中一樣艱難。
我們站在動物園裡看到被關在鐵籠子中的老虎時總是充滿同情。因為它威風掃地，懶洋洋如肥胖的家貓。可我們卻並不知道，我們自身的處境同它一樣，只不過我們的籠子是巨大而無形的。我們的激情也如同老虎的威風一樣正成為昨夜長風。二十一世紀能真正給予我們一些什麼？更高更新的科學技術？如秋水一般波瀾不興的和平？只有教堂而沒有監獄的空間？再沒有了吸毒和賣淫的人，人人都成為了彬彬有禮、深有教養的文明人？倘若人類果真發展到這種境界，世界還稱其為世界嗎？我懷疑那時候人恐怕連自殺的勇氣都喪失殆盡了。
我太喜歡有個性的生命了，因為他們周身散發著神性光輝。所以我對克隆羊的誕生深惡痛絕，因為它的出現是對共性生命的認同而卻對個性生命充滿了蔑視和諷刺。可以同一模式複製的生命在我看來就不是生命。生命是多元化的，所以他們的身上能產生絢爛多彩的幻想。人類生命之所以能得以順利延續下來，也許並不僅僅在於生育（它充其量只是誕生人的一種方式和手段），而在於綿綿無盡的幻想。如果問我這世界有什麼東西是不朽的，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是幻想。幻想使內心最深切的渴望與現實拉近了距離，它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溝通的目的；幻想使你最為看重的價值在瞬間得到了認同；幻想能夠融化一座巍峨的冰山，能夠使河流出現彩虹般的小舟。幻想在幸福與痛苦夾峙起來的深谷中像魚一樣堅韌地浮游，它在你的雙足無法抵達的地方，卻將你的心拴上浪漫的絲線牽掣到那裡。所以幻想是人生存下去的最有力的支撐和動力。我想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只要還葆有幻想，仍然會充滿無限的生機而使文化藝術的源流不致過早枯竭。
最初開始寫作的時候，我的內心總有一種騷動不安的感覺，你每時每刻都處在激動之中，以為自己正在筆下創造出詩意的生活。那一時期最喜歡的作家便是屠格涅夫和川端康成，他們筆下的風景和人物很容易與我身處的極北環境達成和諧。那時總覺得與周圍的人際關係有著巨大的隔膜，與世界格格不入。十幾年過去當我步入中年後，我才明白那其實是青春期的一種可愛的騷動，它帶著許多自以為是的虛榮，而與樸素的藝術背道而馳。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老師，它會在不知不覺中把你引向真正的人生之旅。現在我不太喜歡屠格涅夫了，因為他筆下的悲劇人為的痕跡太濃，而且瀰漫在作品表層的詩意氛圍太明顯。但我仍然欣賞川端康成，我認為只有他真正代表了東方精神。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貫中西的人只能成為大學問家，而卻很難成為大藝術家，因為藝術需要那些偏頗而又稜角分明的人的淨化和完善。學問不需要極端，而藝術往往需要，也許這是我個人理解上的偏差。
文學在未來的世紀中還會不會有巨大的高峰出現？我看可能性不大。因為文學不像科學技術，未知的領域仍然很廣闊，只要有了新發現就會轟動全球。文學是靠話語來維繫和表現的，而話總有說盡的時候。但我仍然對它滿含敬意和痴迷，因為它畢竟是使我能夠平靜跨入新世紀的一把雪亮的鑰匙。它雖然如晚風一樣令你難以看清，但畢竟你能感覺到它溫柔的撫摸和沁人心脾的爽意。而其他的事物絕對沒有給我如此經久不衰的激情。我在香火繚繞的寺廟中叩頭祈禱的一瞬，內心裡滿是人間煙火的事情，脫離凡塵於我來講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也許正因如此，我極其恐懼未來世紀的人間塵土氣息會在道德和文明的擠壓下越來越淡薄，如一棵樹被經過持續不斷的修剪後，規規矩矩地僵直地立著，再沒有屈曲盤旋的虬枝能給人製造變幻的陰()影和遐想，那麼即使這樹下仍有極小的一塊陰涼，我們也不情願靠在它的身下休息。雖然我明白幸福的獲得是辛酸的，但我依然熱切地渴望它，渴望它能像一場意外的雨一樣淋濕我、滋潤我，哪怕它姍姍來遲呢！我是不是過於貪婪了？
英國哲學家羅素認為，中華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他認為白種民族都迷戀戰爭、掠奪和毀滅。此種觀點在辜鴻銘的文章中也有體現。辜氏認為：「在中國，戰爭是一種意外事故，可是在歐洲，戰爭則是一種必需。」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認為是孔教賦予了中國人儒雅而安靜的性格。而我卻在想另外的問題，當我們避開戰爭的時候，我們在享受和創造出些什麼？歐洲在流血，而我們卻在吸食他們送上來的鴉片。這種忍耐力又有什麼值得稱頌的呢？我們是一個太容易在出生時就安排好歸宿的民族，所以我們的自由精神和創造力總是顯得那麼貧弱。儒教的最大弊端在我看來就是扼殺人的激情。
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了，佇立在本世紀的晚風中，我希望新世紀依然有我們這個世紀所喜歡和所憎恨的事物，它們仍能帶給我們種種複雜的情感。如果我不能置身於魚群飛舞、星漢燦爛的環境，就讓我的心靈抵達那裡。我將隨著那些方方正正的優美的漢字一同繼續新世紀的漫漫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