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孟以來，我們的閱讀方式、欣賞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論世」。我們大多認定「文如其人」，這是有道理的，但並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論人品，且以作品論英雄。
我們很容易理解「言為心聲」，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謂「鬱結乎心而發乎聲」，作品本身定然有著作者個人人品的滲透。引美學家蔣勛之言：「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所以成為千古絕句，我認為不是詩歌上的技巧，而是詩人心靈上動人的東西。同樣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過去了，卻沒有看見」。試想，若是杜甫沒有憂國憂民之心，又何來發自肺腑之言？偉大的心靈，投影在文學上，依然是偉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這並不是說高尚作品背後一定是脫俗之人。我們從小讀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讀猶太人斤斤計較、視財如命的險噁心腸，末了明白人不能為金錢奴役，要追求人性上、人品上的美與良善——但事實上呢？莎士比亞成名後的歲月一直為錢財奔波。他斂錢如命，甚至發放高利貸斂資，更因一家人無法如期還清財物而氣急敗壞、對簿公堂。這時候我們再看元好問的「文章寧復見為人」，便顯得格外諷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並不能看出寫就它的筆桿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樣操琴無數、推演其人為文王；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樣「知其人、論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調趣味與作者人品未必掛鈎，那又何必糾結其人品如何？人類的文明本身就是寬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謂「文以載道」，作品之「道」，為其根本。我們不妨說，如果一部作品傳遞了人品的真、善、美，讀之令人動容、發人深省，那它就已經達到了「作品」所應達到的目的，至於作者本人如何——你無法從作品中推知的情況是可能發生的——並不在對作品的考慮範圍之內。作者或許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學史最終告訴我們，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認為，面對作品時，要且以作品論英雄。我們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懷並願意將其內化為修養，但我們也能從《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義忠誠的不竭力量。作者終將逝去，其人品也會銷蝕不見；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澤古今。作為重，道為重，人品須臾如蒼狗，應以作品論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