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以勞動收入的不平等而言，導致勞動者收入不同的因素中，有些是正常的，甚至是積極的。比如，勤奮的工人理應比懶惰的工人收入高，聰明人比笨人掙得多。影響資本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中，也有合理的部分。比如，我們預見到未來可能會有收入或支出的不確定性，因而增加儲蓄，這是一種明智而審慎的行為。《伊索寓言》中寫道，螞蟻在夏天的時候忙著儲存過冬的食物，知了卻天天唱歌嬉戲，到了冬天只好餓肚子。
一個社會中收入最高的10%，往往聚集了這個社會的精英。當我們談論收入不平等的時候，「10%」們很容易產生反感情緒，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靠個人奮鬥得來的。
但就收入不平等而言，真正值得擔憂的不是「10%」們。
階層中又分階層。在收入最高的10%中，又可以再區分出「1%」和「9%」。「9%」們可能感到自己已經能夠和「1%」們在一張桌子上吃飯，只有「1%」們才知道，他們的世界和「9%」們的世界是大不相同的。從「9%」到「1%」，像鯉魚跳龍門一樣困難。
在「10%」中的「9%」，收入主要來自於工資。只有到了更高的「1%」，甚至是到了最高的「0.5%」，資本收入所占的比例才超過勞動收入。在「1%」中，收入越高，房產在財富中所占的比例越低，金融資產所占的比例越高。金融資產又主要以股票為主。來自股票的收入又主要來自於股票的分紅，而非股票增值後的收入（即炒股票的收入）。
20世紀80年代之後，首先在美國，然後波及其他國家的一個特殊現象，就是出現了一批高居「1%」的拿天價年薪的「明星經理人」。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美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提高了15%，這其中3/4盡入「1%」們的囊中。
為什麼這些「超級經理人」能夠拿這麼多的錢呢？
如果我們相信，是因為20世紀80年代之後出現了技術革命，只有少數明星企業家才能出眾，順應了趨勢，因此，他們拿那麼多錢是理所應得的，那麼，「超級經理人」應該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但為什麼我們只在英美等國家看到了這一變化呢？
觀察收入最高的「1%」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超級經理人社會」主要出現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20世紀70年代，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在6%——8%。到了2010年，美國的這一比例已經高達20%，英國和加拿大的是14%——15%，澳大利亞的是9%——10%。在歐洲大陸國家和日本，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同樣有所提高，但趨勢要緩和得多。難道只有美國出現了網際網路？難道只有在美國出現了對特殊的企業家才能的需求？
如果我們同意，「超級經理人」的天價高薪是因為他們才能出眾，那麼，我們怎麼解釋「1%」和「9%」之間的巨大鴻溝？年薪在10萬——20萬歐元之間的「9%」，收入水平的增長速度僅僅稍快於平均水平，而年薪在50萬歐元，甚至100萬歐元之上的「l%」，收入水平則大幅度提高。假如收入是由能力決定的，從「9%」到「1%」，收入應該是逐漸提高的，為什麼會突然出現一個躍進呢？「9%」和「1%」這兩個階層的成員，無論從受教育程度、專業技能還是工作經驗上看，都相差不大，何以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就算是你的老闆比你聰明，難道他能夠比你聰明5倍，甚至10倍？
其實，我們不必再掩耳盜鈴。「超級經理人」得到天價年薪的理由很簡單：他們的年薪大多是由他們自己決定的。大部分企業都有薪酬委員會，而薪酬委員會的成員要麼是高管的朋友，要麼是和他們一樣有錢的「1%」，有意或是無意，他們都會高估自己的能力，要求給高管更高的薪酬。這不能只是責怪他們貪婪，而是要認識到制度是有缺陷的。人性是經不起考驗的，當高管在決定自己薪酬的時候擁有太多的自主權，將會帶來公司治理機制的失效，並且帶來整個社會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