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讀後感（一）
《商君書·更法第一》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秦孝公想要變法，徵求身邊臣子的意見。大夫甘龍和杜摯表示反對，認為官吏和人民都習慣舊法，應依據舊法治理國家。而商鞅則極力支持變法，他認為法律與政策應該與時俱進，符合時代的需要，而不能一味效法古人。秦孝公對於商鞅的說法大為讚賞，決定變法。依據《史記》，新法組織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實行連坐政策，爵位、俸祿都依軍功大小而定，獎勵耕織生產。法令實行十年，秦國人民十分高興。路上不會拾取別人的遺物，山中沒有盜賊，家家富裕。人民勇於替公家作戰，而厭惡私人打鬥，治安情況有很大好轉。變法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商鞅與秦孝公的討論反映了與時俱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思想。這種思想可以從很多方面得到驗證。莊子認為，萬物的量是沒有窮盡的，時序是沒有止期的，得失是沒有一定的，事物的終結和起始也沒有定因。因此，世上萬物都具有局限性，既不存在絕對正確的事物，也不存在絕對錯誤的事物。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否，是由時間、空間等多方面因素決定的。所以，一切事情都受限於時間、空間、歷史條件。韓非在《五蠹》一章中寫道：「刑法不過是結合當時人情風俗行事。所以政事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措施也要適合已經變化了的政事。」說明的也是這個道理。
有很多實例可以表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非常重要。「減灶」與「增灶」，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卻都取得了成功，原因就在於將領能夠結合具體情況、利用敵人的性格特點。戰國時魏將龐涓率兵攻打韓國，齊王派孫臏抵抗龐涓。孫臏利用龐涓的驕傲自大，採用「減灶」法來痳痺他 。孫臏進入魏國領土後，最初建十萬個爐灶，第二次建五萬個爐灶，第三次建兩萬個爐灶。致使龐涓以為齊國軍隊潰散，率兵追趕，最終中了圈套，被孫臏打敗。三國時期諸葛亮與司馬懿對峙，計畫退兵，又擔心司馬懿追趕。他利用司馬懿謹慎多疑，採用「增灶」法讓司馬懿產生疑慮。 命令道：「營內一千兵，首日掘兩千灶，次日掘三千灶……每日退軍，增灶而行。」致使司馬懿誤認為蜀軍表面退兵，實際在暗中添兵，因此不敢發動攻擊，諸葛亮得以安全退軍。由此可見，結合具體情況靈活制定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守株待兔」的故事。宋國農民平白無故在樹下撿到一隻撞死的兔子，就放棄農活，等在樹下，希望再撿到兔子，但他沒有如願。他不懂得變通、一味因循守舊，是註定要失敗的。
儘管《商君書·更法第一》中講述的事件離我們已經很久遠了，但是其中商鞅倡導的與時俱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思想對於當今社會仍然具有非常大的現實意義。
從國家的角度來說，現在許多中國人都在提倡學習美國，但是美國與中國存在著歷史、社會背景、發展狀況等各方面的差異，適用於美國的政策未必全部適用於中國。只有對於中國的境況進行透徹的了解與分析，才能制定出最適合中國發展的政策。
從教育的角度來說，如今社會競爭壓力大，家長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擁有一技之長。有一些家長看到別人孩子學什麼就讓自己孩子學什麼，這種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每一個孩子都具有獨特的天賦，家長應該根據自己孩子的天賦，尋找到適合他學習的東西。一味的順應大流，對於孩子的發展是沒有裨益的。
從學習的角度來說，學生的特長與弱點各不相同。有的人適合學文科，有的人適合學理科；有的人適合學代數，有的人適合學幾何；有的人適合死記硬背，有的人適合理解性背誦；有的人適合在早晨學習，有的人適合在晚上學習。每名學生應該結合自身情況，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科目和學習方法。
總而言之，當今是一個技術進步快、環境變化大的時代，認真領會《商君書·更法第一》中闡述的「與時俱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思想，對於我們的工作與生活都大有裨益。
《商君書》讀後感（二）
《商君書》也稱《商子》，現存24篇，戰國時商鞅及其後學的著作彙編，是法家學派的代表作之一。《商君書》的文體多樣。議論體有《農戰》、《開塞》、《劃策》等十數篇，或先綜合後分析，或先分析后綜合，兼用歸納演繹，首尾呼應。有時也運用比喻、排比、對比、借代等修辭手法。《徠民》篇運用了「齊人有東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強說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說明體有《墾令》、《靳令》、《境內》等篇，是對秦政令的詮釋。辯難體有《更法》，通過人物對話相互駁辯來闡述中心論點，司馬遷錄入《史記。商君列傳》，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張。《商君書》「更法篇」集中反映了秦國商鞅的更法思想，展現了以商鞅為代表的變法進取思想和以甘龍和杜摯為代表的墨守成規思想之間的鬥爭，揭示了君主的治國之道，即欲治理好國家，必須順應歷史潮流，積極變法更禮。
商鞅在歷史上落得了一個殘忍濫殺，針對百姓的惡名。商君的確是主張用權術統馭百姓鞏固政權，可是統馭百姓不等於反對百姓；鞏固政權也不等於犧牲人民，權術更不等同陰謀，這個邏輯關係一定要理清楚。貫穿全書，商君都在論述如何富強國家造福百姓，這就是很好的證明。當得起暴君酷吏之名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其初衷是為了盤剝百姓而自己得益，以壓迫榨取為目的。有句話形容的很恰當，商鞅是個一生「盡公不顧私，極心不二慮」的人。在他的心裡，強國和利民是統一的方向，需要君主和百姓心無二致地齊心努力。
商鞅或許是把人心簡單化了。在他眼裡，人民生來就為追名逐利，並無二致。他對於名利的論述甚為詳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民之生，飢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性之常，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
一個個人民在商鞅嚴重儼然變成了一台台機器，只會按照大自然為他們編寫好的程式，也就是飢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溫飽解決了就追逐名利的複製品。因為總結出人性的簡單，商鞅主張用權術賞罰來調控人心的簡單喜怒志欲，使其無一例外地變成忠心為國的助推器。
我對商君，尊崇有之，敬服有之，批判有之，更多的，是理解。我理解他治國強兵的夢想，理解他強國等於利民的邏輯，理解他劍走偏鋒的想法與膽識，更理解他作為改革先鋒的孤獨與壓力。他不是殘忍也不是嗜血，只是為了效率和成功運用了極端的手段試圖糾正他認為的社會弊端，只為了()心中那個兼濟天下，造福蒼生的夢想。在他心中，開始的犧牲是為了最終造福天下。當然，這對那些沒有犯罪被連坐的人們也許是不公平的，如果我身為其一自然也會怨憤不已，但我還是要說，評價這件事情的功過得失不能只用放大鏡對準了國家和個人之中的某一方。事實是秦國風氣清明，繼而掃滅六國統一了天下，消弭了六國相爭的戰禍，的確是給烽火中受苦的人帶去了福祉的。
人類文明只能在不斷的嘗試和修正中前進發展，當然所謂的前進發展也未必是合理的方向，而是多方勢力的較量中不斷有占領上風者，控制了政治法律使之更為自己服務罷了。而前進發展的動力和方向則源於前人的經驗教訓，這也是研究歷史的價值所在。後人沒有權力在知道事態結果，或是只看負面影響的前提下去指責前人的不是，尤其是商君這種沒有多少歷史可以參詢的前人；商君的後人又有沒有人能保證自己完美得不被自己的後人所指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