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的這本《絲綢之路》與其把他稱作一本絲綢之路史，不如稱作半球交通史，因為作者的側重點在西半球，東半球在本書中顯得不那麼重要。此外，作者很強調擴張思維，畢竟有擴張就有聯繫，有聯繫就產生交通，有感而發，就循著寫寫希臘早期的擴張思維。
西方從來不是一個和平的地區。公元前，希臘人就想通過自己的「理想化」的政治思想和手段統治「全世界」，不過最後他們失敗了。失敗於與愛琴海大不相同的亞非國情和他們錯誤的優越感——這一點上可以從亞歷山大學習波斯制度建國找到依據。亞歷山大從鞏固自己權力角度出發進行行政管理的同時也在背離希臘帝國主義思想，他從一個帝國主義征服者成為一個平等的世界主義者以此來推行種族融合政策。不過遺憾的是他的後代並沒有繼承它的志願，兇悍一時的亞歷山大帝國僅僅存在了13年就土崩瓦解。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雅典人更能把所有公民平等的原則變成活生生的現實，這是屬於雅典特有的帝國式民主。能夠形成這樣的帝國式民主不是偶然的，他有幾個特殊的必然條件。第一，是它小國寡民的地利條件，較小的人口規模和制度套用量達到平衡，雅典的公民人口成功與他的制度即公民大會和陪審法庭以及委員會所需人口達到了平衡。有了這一條件，雅典的幾個傑出領導人諸如梭倫，伯利克利才能高效的進行改革，雅典的直接民主機制才能得到有效的運轉。第二，符合城邦需要的人文條件，城邦所培養的是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城邦信心。這配合了雅典的城邦運作機制，這同時也是雅典挫敗波斯和斯巴達的巨大保障。第三，是軍事上的正確戰略和勝利，而這一點正是雅典帝國主義擴張的關鍵所在，戰略即控制海洋，沒有這一成功戰略就沒有希波戰爭的勝利，沒有希波戰爭的勝利，也就形成或穩固不了以雅典為核心的希臘同盟和提洛同盟，更不能刺激雅典的城邦信心和民族意識，自然也不能與以斯巴達為中心的伯羅奔尼撒同盟抗衡，更談不上與波斯帝國較量。第四，第一公民領導者的個人能力，作者曾這樣描述：比民主政治的平等傾向更重要的，是給那些有能力的人上升到頂峰。從克里斯提尼到伯里克利的制度改良以及軍事勝利都足以證明這一點，我們不能僅僅把眼光局限於所謂的直接民主的大船的船艙公民大會，更應當把眼光看的更微觀，看到船長室辛勤指揮的船長。而有了這些條件的雅典一度成為希臘地區的霸主，才能成就它的帝國式民主，成就所謂的雅典帝國。並以此來推銷他們的政治思想，從政治思想上控制這一地區。()
但他們的帝國主義式民主在以下幾方面上是足以致命的。第一，這樣的民主和繁榮建立在奴隸制的基礎上。他們把奴隸和外邦人的勞動，公民的休閒是當作理所應當的。這一點即便是在極其痛恨雅典絕對民主制度的柏拉圖的思想上也是未曾改變的。奴隸和外邦人想要進入公民階層是很困難，而帝國統治的外邦人是占大多數的，這個大多數總會是帝國深處的炸藥桶。第二，個別城邦主義嚴重。強烈的城邦推動了雅典的崛起，但這種強烈的情緒反而害了他們，一例是走入歧途的提洛聯盟。提洛聯盟本是一致對外團結各城邦反對波斯霸權的聯盟，但是各城邦的貢金大部分卻交給了雅典用於公共建設，這進而招致了同盟者的反對以倒向斯巴達一邊。其他更有強迫盟邦航行到雅典，以使自己的案件得到審理和從盟邦奪取土地這樣惡劣的例子，這種缺乏包容性的城邦個別主義政策證明了雅典的帝國主義式民主對外邦人來說不過是個美麗的謊言和騙局。第三，從其制度本身入手，雅典這樣的帝國式民主，是有矛盾的，民主制度的泛濫可能不會導向真正的帝國主義。城邦內的公民接受民主薰陶，就會缺少集權意識，這樣的帝國主義是不完整的，殘缺的。所以它的失敗是早已註定好了的。即便是後來亞歷山大帶著希臘人的帝國理想來到亞洲大陸，卻迫於種種原因中道崩殂。他的子孫們也難免吃了早熟的果實拉了肚子，這一帝國主義理想也就因為現實而流產了。
提起絲綢之路，不能不提中國，彼得的這本書對東半球描述甚少，但同時也提醒我們跳脫出傳統東方絲綢之路思維，畢竟我們希望絲綢之路不僅僅是中國史，也不僅僅是歐洲史，而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