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爸爸的一疊借條，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歡的群落。
一個男人，要把家庭撐持下來極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發出索借之聲，伸出索借之手。
他向大地索借著兒子的生命支點。
而我，卻以為是自然的生命過程。甚至，以為是自己努力的結果。
這些年，爸爸很少接觸媒體，卻從看病的醫院裡知道了我的一點點社會知名度。他並不為這種知名度感到高興，但由此推斷出上海這座城市對我的重要性，心裡踏實了。
我給過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讀讀放放，並不怎麼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里，有時去公園閒坐時拿出來翻翻。有一次他去醫院檢查身體，完事後穿衣理包，準備離開，看到几案上有這本書，就自言自語說：「真是糊塗了，剛才怎麼把這本書掏出來了。」正要伸手去拿，醫生笑著說：「老先生，你搞錯了吧，這是我的書。」
爸爸一時沒回過神來，說：「沒搞錯，這是我兒子寫的嘛，你看這署名……」
這事的結果，當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這位醫生請他帶著那本書回來要我簽名。以後他每次去看病，都有醫生、護士事先準備好一疊疊我的書要我簽名。這實在有點把他鬧暈了。
他想，在那些書上，我簽名時還寫著請那些醫生、護士「教正」，那就應該由我贈送才對，否則很失禮。於是，他到書店去了。
「有沒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書?」他問。邊問，邊遞上一張他事先寫好的紙條，上面就寫著這個書名。他覺得這個書名用上海話一念，聲音完全含在嘴裡了，別人一定聽不明白。
書店職員沒看紙條，隨口答道：「賣完了。但他新出的書還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問：「新出的?叫什麼?」
書店職員從書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內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確實是我，就把那一堆都買回來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簽名，然後送給醫生、護士。
可以想像，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問清了這些書的來歷，便說：「爸爸，要送書，問我要，何勞您自己去買?」頓了頓，我又尷尬地解釋道，「這些書，怕您和媽媽看著累，我沒拿過來，也沒告訴你們。」
我心裡在自責：真不像話。
但從此，爸爸關照幾個弟弟，報刊上有關我的訊息，拿一點給他看看。
那天回家，爸爸拿出一本雜誌，不知是哪個弟弟送去的，上面有我的一篇答記者問。爸爸指了指他做了記號的一段，問我：「這話，記者沒記錯吧?」
我從來不在意報刊上有關我的文字，拿過來一看，是這樣一段對話──
問：請問余教授，對你寫作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書?
答：國小語文課本。它讓我認識了畢生閱讀和寫作中的絕大多數漢字。
問：再請問，對你思維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書?
答：國小數學課本。它讓我知道了一系列最基本的邏輯常識，至今我們還常常為這些邏輯常識而奮鬥。
我記得說過這樣的話，記者沒有記錯。
「都是國小?」爸爸問。
我當時沒感到爸爸這個問題里包含著什麼，只隨口答了一句：「那是一種性情中語，倒是真話。」
過後不久，我國小的同班同學沈如玉先生來上海，爸爸、媽媽都認識他。他現在擔任家鄉的教委主任，專程趕來 ，問我能不能在母校留下更多的印跡。
我立即推拒，認為在母校，任何人都只是編排在原來學號里的那個普通學生。
如玉說：「你想岔了。家鄉那麼偏僻的小地方，能讓你在名聲上增添什麼?鄉親們只是想借著你的例子，鼓勵鄉間孩子讀書罷了。」
這就很難推託了。我想了想，對如玉說：「這樣吧，找一塊磚石，嵌在不起眼的內牆一角，上面可以刻一排與我有關的小字。」
「你擬一句吧!」如玉說。
我擬定的句子是：
在這道矮牆裡邊，有一位教授完成了他的全部早期教育。
如玉把它記在紙上了。
爸爸在邊上不解地問：「全部?」
我說：「是的，全部。」
但這時，我看到了爸爸沮喪的眼神。
他一定在奇怪，他只是讓我在鄉下借住了九年，後來我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幾十年，即便也算是「借住」吧，為什麼總是對上海那麼吝嗇?
在這一點上我絲毫不想與爸爸憋氣，只是因為這個問題關及一個人文化心理結構中的某種基元性沉澱，我一時無法向他說明白。
也曾有幾次坐下來想說了，卻很難開口，因為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驅逐我。
什麼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這些年全國圍著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浪潮，乍一看幾個干將全在外地，北京、長沙、武漢、太原、深圳，但所有的提線者卻在上海。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態度看似溫和，全以朋友相稱，甚至稱兄道弟，小鼻子小眼，低眉順眼，偶爾擠眉弄眼，卻絕不會橫眉豎眼。他們時不時在報刊上拋一點閃爍其詞的「材料」，作一點陰陽怪氣的「規勸」，等到終於引逗出了外地的叫罵聲、殺喊聲，他們微微一笑，準時下班，在碗盞間發幾句超然之論，然後盤算起做小官、賺小錢的俯仰之道。
上海也有不少人厭惡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觀者。旁觀者也能大致判斷事情的真偽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續，尤其希望看到像「馬桶車撞賓士車」這樣有趣的事情的延續。在這種群體氣氛中，一個文化人很容易躲入庸常而換取安適，卻不容易憑著創造而長久生存。上一個世紀的前半期，上海曾來過一些大格局的創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發的國際多元文化生態，而不是看中「海派文人」這麼一個濕膩膩的頭銜。如果上海文化什麼時候不再具備創造者的人格溫度，不再以現代產業運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廣納、冒險開闢、無界發散的態勢，那麼，即便有再多的設施和排場，也失去了靈魂。
上海在我的中學時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管後來我在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經多少咬，也總是默默忍受，只顧以更多的勞作來為它增添一點文化重量，作為報答。十多年前在全國各地考察時深知上海名聲太差，還寫了一篇《上海人》力排眾議，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國近代以來最有容量，也最有潛力的地域文明，並為精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勁打氣。後來，我又一再論述，上海人應從小市民而轉型為大市民。這些年隨著上海的經濟發展，情況已經大有改觀。但幾經折騰我已明白，自己雖然仍然喜歡這座城市的建設管理、衣食住行、生態氣息，而在文化上，我與它有很大隔閡。因此這些年來除了探望爸爸、媽媽，已基本不去。
現在，連爸爸也離開了，只剩下不斷用家鄉方言嘆息著「寂寞」的媽媽，留在那些街道間。
直到爸爸臨終，我都無法向他解釋，他當初把我帶到上海來這件事，包含著多少生命的悖論。這種悖論並不艱深，叔叔在年輕時已經領悟。
其實爸爸也領悟了，最雄辯的證據是，他不想讓這座城市裡的任何一個「朋友」來參加自己的追悼會，他沒有留下一份與這座城市相關的通訊錄。
那麼，就開一個家庭式的追悼會吧。
家裡人、親眷、家鄉人，再加上我們這幾個兒子的朋友。
追悼會的主要內容，是在一架大螢幕上映出爸爸從少年到老年的代表性照片，特別要仔細地映出他藏在抽屜里的那一大疊紙頁：大批判簡報、申訴書和一張張借條。
這些圖像的講述人，是我的妻子馬蘭。她原來對螢幕上的災難記錄並不清楚。由她講述，有一種由外而內的悲憤。那天她黑衣緩步，慢慢敘述，堅持到最後沒有哽咽。
我致悼詞，主要是解釋那些借條。我聽到，現場響起了一片哭聲。
追悼會以後，我一直在想，真後悔沒有多問爸爸一些問題。幾天之差，就成了永遠的猜測。
我對妻子說：「應該動員你的爸爸寫回憶錄。不是用來出版，而是為後代留下生命傳承的記憶。對老人本身，也是晚年的一種精神總結，很有意義。」
妻子點頭。
我們沒動員多久，岳父就同意了，當天便動筆。
幾天後的一個中午，岳母叫岳父吃飯，岳父坐在餐桌邊還淚流不止。岳母一怔，隨即問：「寫到哪兒啦?」岳父沒有回答，拍拍岳母的肩，說：「老伴，你真不容易!」
這頓飯，兩位老人紅著眼睛說幾句，吃幾口;吃幾口，說幾句。我們的侄女馬格麗聽起來十分艱難，卻也覺得自己應該知道，當即要求，把爺爺寫下來的文稿輸入電腦。
以後幾天，輪到馬格麗紅著眼睛上餐桌了。
有一天吃完飯，我和妻子與兩位老人閒聊。我把氣氛調理得很輕鬆，然後請岳父談談回憶錄的寫作，尤其想聽聽與妻子有關的內容。
以前，我只知道他們在縣城挨批鬥時把五歲的馬蘭和兩個哥哥送到舉目無親的葉家灣躲藏的事。
岳父說：「她出生前的一件事，我回想起來還非常感動。」
馬蘭出生前，兩個哥哥已經餓得皮包骨頭，特別是小哥哥，幾乎快不行了。做父親的和其他很多右派分子一起在水庫工地上服苦役，毫無辦法。一個幹部走過來，要岳父把這個孩子送給他。岳父搖頭，幹部說：「你這麼個右派分子，怎麼養得活兩個孩子呢?」這話刺激了周圍的右派分子，等幹部走後，一人湊一斤糧票，這在當時等於是割膚捐血。岳父接著再湊錢去買粗糧，全家活下來了，這才有後來的馬蘭。
說到馬蘭，岳父高興了。他說：「受罪的人也會有很好的後代。老伴懷馬蘭時，我就天天到河裡摸魚，保證營養。所以我在回憶錄里向天下夫妻傳授經驗：要生一個漂亮一點、聰明一點的孩子嗎?妻子要多吃魚，而且要丈夫下水親自摸!」
我們一聽都笑了。岳父還在說：「但是要培養成為人才，還有很多門檻。有一條最關鍵的門檻，是她跨的。」他指了指岳母。
岳母知道他在說什麼，便接著回憶下去。
說的是，馬蘭十二歲時國中畢業，考上了省藝術學校。全部複雜的手續都由她這個小女孩自己辦完，但遇到了最後一道門檻跨不過去了：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兒，政治審查通不過。
對此，岳父本人沒有發言權，因為事情的起因就是他。但他還是連夜寫了一封封的申訴信。學校從錄取到報到的時間很短，這些申訴信往哪兒寄，寄了有沒有效果?
岳母也是一個演員，平日不會對任何人說半句重話，這天她跟著劇團在一個山區演出，聽到這個訊息後悲憤交加，決定破罐子破摔，不幹了。劇團領導勸不住她，只好請來在當地下放蹲點的一個革委會秘書。
革委會秘書指了指山坡上連綿的火把，說：「你看，遠近幾十里的鄉親們都舉著火把來看戲了，主角演員罷演，這可是嚴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說：「那你們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兒考上了學校卻不準上學，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革委會秘書又抬頭看了看暮色中的群山，火把越來越多，遠遠看去望不到頭，像一條神秘而光亮的長龍。他覺得今夜如果不開演，真有可能釀成重大事端，態度就軟了下來：「這樣吧，你女兒上學的事，不難辦，我明天一定給革委會主任說。」
「我很難相信你們。」岳母說。
「那我現在就向你保證，一定讓你女兒上學!」一個秘書就這麼作了決定，這就是「文革」。
「你說了不算數。」岳母還是很硬。
「那我現在就出發去找革委會主任，你上台!」秘書急了。
「那好，你出發，我上台!」岳母說著也看了看山路。秘書逆著火把的隊伍出發了，她也開始化裝。
幾天後，十二歲的小馬蘭拖著一個大木箱，裡邊塞著棉被和棉襖，擠上長途汽車向省城出發。岳父、岳母都分別向自己所在單位請假，說女兒實在太小，省城實在太遠，希望能送一送。兩個單位都不批准。
這次長途汽車，坐了整整八個小時。
聽兩位老人說完，我對那曾經延綿過火把長龍的青山，產生了渴念。
青山下，還有那群湊糧票的右派分子們挖出來的水庫，還有庇護過五歲馬蘭的葉家灣……
於是，我們一頭撲回到了青山大湖之間，撲回到了妻子十二歲之前留下過腳印的全部地方。
妻子踏入葉家灣時腳步非常小心。這是她五歲離開之後第一次回來，當年接收她的葉小文大爺還身體健朗。她還能記得幾乎沒有什麼變化的池塘、土坡和泥牆。見到圍過來的鄉親她不斷致謝，感謝這個小村莊讓她在大難中借住了一段永生難忘的時光。
和我一樣，她後來以最長的時間借住在一座城市，而且很對得起那座城市。但是，那座城市在情義上，遠不及這個小村莊。
「大爺，從縣城過來那麼遠的路，當年你是怎麼把我馱過來的?騎在你肩上嗎?」妻子問葉大爺。
「不，是坐在拖蔬菜的板車上，也有一半路是你自己走的。」大爺記得很清楚。
「我記得滿路都是野花。」妻子說。
縣城叫太湖，我們仔仔細細地看了那些街道。今天，這些街道以巨大的熱忱歡迎我妻子的回來，古樸的石板小路邊擁擠著最醇厚的呼叫和微笑。
妻子說：「其實爸爸、媽媽到這裡，也是借住。太湖已經靠近湖北，對省城來說實在太遠，爸爸大學畢業時分配工作，被一個有背景的人『調包』，糊裡糊塗到了這裡，以前連這地名也沒有聽說過。媽媽更有趣，本是安慶一所女子中學的『校花』，畢業時聽說太湖招募演員，以為是江蘇的名勝太湖，興高采烈地來了，那天在這個小縣城住下後還問，明天到太湖還要趕多少路?」
「於是，小縣城裡文化最高的小伙子，遇到了小縣城裡最漂亮的女孩子……」我開起了玩笑。但這兩個「最」，倒是來到這裡後一再聽當地老人們說的，不是我的誇張。
「問題就出在這裡。」妻子說，「我後來一直聽很多大叔大媽感嘆，爸爸被打成右派分子受難半輩子，什麼罪名也沒有，只因為他是大學畢業生，而媽媽又漂亮了一點。人們見不得美好，更加見不得兩種美好的結合，覺得太刺眼了，就要想著法子來暗掉。」
「你好不容易到省城讀藝術學校，頭上一直頂著『右派子女』的帽子吧?」我問。
「處處矮人一截，只能低頭用功。」她說，「在集體宿舍，一位女同學說，她的床飄得到雨，要與我換，我也覺得理所當然，立即換。」
我一算，那時間，正好是我爸爸病危，醫院和單位因他是「打倒對象」而不給會診，我瘋瘋癲癲地到處奔波而求告無門的日子。而且，也是這些年那幾個酒足飯飽的專業誹謗者憑空誹謗我有「歷史問題」的日子。
這時我們已站在縣城到省城去的路口。妻子說 ：「那夜大青山上鄉親們的火把長龍救了我，讓我走通了這條路。現在才知道，並沒有走通。」
「我也沒有走通。」我說。
天已薄暮。我們抬頭，青山依舊，卻不知今夜，還有沒有一兩支火把閃爍?
冬至到了。
我和妻子提前一天回家鄉打點。第二天早上，幾個家人租了一輛旅行車，陪著媽媽，捧著爸爸的骨灰盒，也到了山口。我、妻子和一大批親眷、族人已在那裡等候。
我從弟弟手中接過爸爸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琴花阿姨早已準備好一把大傘罩在我頭上。長標舅舅提醒我，要邊走邊喊。我問他喊什麼，他說，就喊 ：「爸爸，回家了!」
於是我喊 ：「爸爸，回家了!我()們回家了!」
我童年時非常熟悉的山草氣息撲面而來。眼前就是了，大地的祭壇，百家的祠堂，永遠的吳石嶺。
上山坡了。山坡邊上已排著親眷、鄰里送的一個個花圈。腳下是山石和泥沙，還有大量落葉和松針。我又喊 ：「爸爸您看，那麼多人陪著您，琴花阿姨給您打著傘，我們一起回家了!」
山坡下那條由東向西的路，就是我在六歲前的一個晚上獨自翻過吳石嶺和大廟嶺去尋找媽媽的路，這事，爸爸一直不知道。山坡上全是密密的楊梅樹，我在《牌坊》中寫過，國小同班同學中有一部分住在山腳下，家裡都有楊梅樹，楊梅季節邀請老師進山吃楊梅，老師進山後只聽到四周親熱的呼叫聲卻不見人影，呼叫聲來自於綠雲般的樹叢。這些描述，爸爸都讀過，他現在就要到綠雲深處長眠。
山坡往西一箭之遙，就是上林湖了。這裡細潔的泥土、清澈的湖水、純淨的炭火，燒制過曹操、王羲之、陶淵明、李白的酒杯。我在《鄉關何處》裡寫到過這一切，這篇文章爸爸也讀過，從今天開始，他要夜夜傾聽那遙遠的宴饗。
宴饗結束之時，爸爸也許能見到那位尚未確證的祖先余上林先生，以及他的兒子和朱夫人，最後一對窯主夫婦。千年窯火與南宋一起熄滅，與岳飛、文天祥、辛棄疾一起熄滅，為的是留取半山的乾爽，來侍奉那一批古書，文化的遺脈。但遺脈一直沒有找到，直到今天。這裡邊埋藏著太多的未知，爸爸細緻，會有耐心去一一探詢。
無論如何，那個初春的夜晚，上林湖邊隨著一對年輕夫婦的喊聲，窯火一一熄滅時的景象非常壯觀。我想，從今以後，爸爸只要看到夕陽沉入上林湖時的悽美圖景，都會產生聯想。
隔著一條山路，對面的山坡上有一長溜平展的墓台，那裡留下了我家的另一段歷史。四年前我與妻子來拜掃時長草沒身、路徑難尋，便修築了這個水泥墓台，以及通向墓台的一條水泥小路。
東首第一個，是「文革」期間屈死在安徽的叔叔余志士先生的墓。我說過，叔叔出生在上海而不喜歡上海，工作在安徽而不喜歡安徽，獨身一人，尋找潔淨處所。這兒，就是這位美男子的人生終點;
第二個，是伯伯余志雲先生的墓。他去世太早，我沒有見過，但他留下的一箱子書，為我的草昧童年打開了一個大門;
第三個墓最大，是祖父、祖母的了。祖父早逝後，由祖母挑起全家重擔又走了整整半個世紀，但讓我們不安的是，墓碑正文上沒有這位偉大女性的痕跡，只有在旁側石刻碑記上提及「毛氏」二字。這是此間祖輩的風尚，到了父輩，墓碑上就會並列夫妻的姓名了。我想過很多補救辦法，都不行，何況我們確實也不知道祖母的真名。這個墓的碑文和碑記，都是外公寫的，書法很好，得益於柳公權和歐陽詢之間;
第四個墓是外公自己的了，碑文是他自己寫的，筆觸已很衰疲。外公落魄一生又詩酒一生，與我們這些晚輩都嘻嘻哈哈，因此我們從東到西一個個拜掃過來，到他這裡就悲氛大減，都微笑著給他老人家上香。
墓台就這麼長，兩端都很難延伸，因此爸爸的墓只能安在對山。當然也有另一個理由，對山上面還有曾祖父余鶴鳴先生和曾祖叔父余鶴生先生的墓。祖母曾囑咐爸爸要年年祭掃，又特別關照，曾祖叔父終身未娶，祭掃時不可怠慢。爸爸聽話，把自己的墓安排在祖輩腳下。
聽長標舅舅說，我的表哥王益勝先生的墓，也在祖父、外公的同一個山坡上。但今天上山的人很多，有好幾位已經勞累不堪，也就不去尋找那個太悲慘的戀情故事了。
當年，當我們還都是小孩的時候，是我第一次帶著益勝哥進山的，把他嚇得不輕，慌張逃出。現在，他早已成為這座山的一部分。
造成這個悲慘故事的另一個主角，表哥的母親，我的姨媽，其實更加悲慘。她也安葬在此山，卻沒有葬在她兒子的邊上，這曾經使我很難理解。現在我理解了，她晚年一次次在這裡飲泣，似乎覺得兒子不會原諒她。但她永遠不會離開這個山坡，最後把無窮無盡的後悔，埋藏在別人很難尋找的荒草間。
長標舅舅說 ：「她自己選定的墓地，柴草都高過了頭頂，腳下蟲禽太多，誰也進不去。」
姨媽的自我懲罰，非常殘酷。
──我站在山口，看著、想著這一宗宗前輩的墳墓，突然如獲神諭。山道兩邊，是兩頁斜斜的山坡，這便是一本碩大無比的古書，每個墳墓都是一段秘語，寫在草樹茂密的書頁上。這本書有舊章又有新篇，但整個說來，仍是一本古書。
這便是「吳石嶺里藏古書」。
辦完事下山，大家去了朱家村。
我們扶著媽媽，很快找到了那個直到今天看來還有點氣派的宅第。宅第早已換了主人，門窗都關著，敲門無人。但四周的鄰居聽說我媽媽回來了，全都趕了過來，一片歡聲笑語。
賣糖人從外婆手裡接過舊衣、舊布，抖開來，在陽光下細細看一遍，塞進挑子下邊的竹簍里，然後揭開遮在竹簍頂面上的一塊灰布，露出一大盤麥芽糖，把剛才沿路敲打的鐵鑿子按下去，用小榔頭一敲，叮、叮幾聲，削下一小片，又一小片。外婆伸手拿起，分給我們。
我後來一直覺得，帶走這個宅第最後一絲豪華遺蹟的，就是那個糖挑子。正是在這裡，我們把大牆內僅留的一點往日驕傲，含在嘴裡吃掉了。
腦海里正迴響著叮、叮的鐵鑿聲，卻聽到我妻子馬蘭和弟媳吳敏在邊上議論 ：「這位老太太真漂亮!」
我順著她們的目光看去，只見一位身材瘦削的老太太與媽媽摟到了一起。這位老太太與媽媽年齡相仿，也該八十歲了吧，但臉面清秀而乾淨，笑容激動而不失典雅，這是鄉間老太太中很少見的。而且，我覺得依稀面善，卻想不起是誰了。
我走了過去，問 ：「媽，這位是誰啊?」
媽媽連忙把我拉到老太太眼前，說 ：「逸琴，這就是我的大兒子秋雨。」然後轉頭對我說，「王逸琴，你記得嗎，和我一起去教書的王逸琴!」
啊，原來是她。
媽媽當年抱著我敲開她的家門，說自己嫁過去的余家高地地全是文盲，要她一起去義務辦班教書。
不久，我家堂前，余家祠堂，就有了兩個夾著書本、穿著旗袍的美麗身影。
她們當時那麼年輕，卻試圖讓王陽明、黃宗羲留下過腳印的原野上，重新響起書聲。她們成功了嗎?好像沒有，又好像有。
這是土地的童話。今天，童話的兩個主角重逢，卻都已八十高齡。
我，就從這個童話中走出。
從朱家村到余家高地地，半華里。
橋頭鎮的鄉親們保全了我家的老屋。我國小的老同學楊新芳先生見到我家遷居上海後散落在鄰居間的家具，還一件件收集，又有小鎮文化站的余孟友先生和本家余建立先生留心照管，結果，也就完整地留住了我的童年，留住了當年媽媽和我夜夜為鄉親們寫信、記帳的門戶，留住了村莊裡曾經惟一亮燈的所在。
又見到了我出生的床。妻子輕輕地摸著床楣，說：「真是精緻，像新的一樣。」我說：「那蘭花布帳也沒有換過，我第一回睜開眼睛看到的，就是它。」
我往床沿上一坐，只覺一種懶洋洋的睏乏。我從這兒下地，到外面借住了那麼多地方，到今天才回來。
一個年輕的族親在一邊說：「可惜，你《老屋視窗》裡寫到的風景，全被那麼多新建築擋住了。」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屋後就是繁忙的公路，車輛擁擠，當年小河裡夜航船的梆子聲，也不會再有。祖母聽到梆子聲就起床了，點亮一盞小小的油燈，右手擎著，左手摸著樓梯護板一步步下樓，不久，灶間的煙囪里就飄出了幾縷白霧。
樓梯邊，就是我的小書房。當年我踮腳進去，支起帳子讀完了《水滸傳》，借著梁山好漢的勇氣把黃鼠狼鎮住了。
前幾個月，鄉下有人到上海，我已經托他們把幾個書箱帶回，放到這個屋子裡。書箱裡裝有一些舊書，卻還故意留出了不少空當，我早就想好了，還有一些東西要鄭重地存放到這兒。
我說過，這個小書房的樓板下正是過去余家安置祖宗牌位和舉行祭祀的「堂前」。那麼，我要把爸爸臨終留下的那一大疊紙頁，包括大批判簡報、申訴材料和他寫的一張張借條，存放在這裡，給祖宗一個交代。
我知道，爸爸一定會贊成我的這個安排。我本想在他下葬時當場焚毀這些傷心紙頁的，但冥冥中有一個聲音在說：「留下。」
我自己也要留下一堆東西在樓板上，那就是我實地考察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記錄，以及近十餘年來中國文化傳媒界對我的大規模誹謗文字。雖然還遠沒有收齊，但現在看到的冰山一角已經極為驚人，在中國創造了好幾項紀錄，我想余家的祖宗一定會因此而自豪。
我還會把十餘年來我的著作的盜版本百餘種一起存放在這裡，在這方面我也創造了全國紀錄。
會讓祖宗不悅的是，對我的誹謗者和對盜版的辯護者中，竟然也有兩個余家子弟。對此我會求告祖宗，不必動用家法，揮手摒逐便了。
當年在這屋子裡沒有讀懂《石頭記》，卻讀懂了《水滸傳》。沒有得到《三國演義》，但在國小語文課本里卻有一篇《草船借箭》，讀得神醉心馳。諸葛亮驅使一排草船在清晨濃霧的江面上游弋，敵軍誤判，萬箭齊發。草船把萬支亂箭全部帶回，而諸葛亮卻坐在草船裡邊悠然喝酒。
今天我也把射向我的萬支亂箭帶回來了，嘩啦啦地擱在樓板上，讓黃鼠狼們消遣去。然後鎖門，搖手呼喊，我們也到鎮上去喝酒。
路上我想，目前手頭正在寫一本書《借我一生》，必然涉及誹謗者們最不願意看到的歷史真相，因此是一艘最大的引箭草船。這次引箭，多多益善，目的是為後人留存一點奇特的資料。我要後人注意的，並不是那幾個職業誹謗者，而是今天中國傳媒界不知為什麼又對他們重新產生巨大的興趣，把他們手上只要沒有「現實政治痲煩」的傷人刺棘全都當作利箭一一發射出來的驚人景象。在這種景象中該怎麼做，余家祖宗已有默默暗示。至少，我本人連遠遠地掃一眼也不會了。剛剛已吩咐過家鄉文士和兒時同學，空時逛逛書肆，一見便隨手抓下，直接鎖進老屋。
諸葛亮把帶回來的一大堆亂箭重新用作武器，我不會。我只是讓自己的老屋永遠鎖住那些兇器，讓它們慢慢鏽蝕，讓世間少一份兇險。因此，貯箭的老屋是一座仁宅。
有爸爸的借條在上，那就足以證明，余家長輩只在亂箭橫飛中試圖借取家人的生命，包括我的生命。
快到小鎮的時候，我問國小里的幾個同班同學：「還記得《草船借箭》嗎?」
他們說：「看你說的，這怎麼會忘?」
我又問：「黃鼠狼會啃咬紙頁嗎?」
他們說：「一般不會吧。」卻又看了我一眼，奇怪前後兩個問題毫無關聯。
那我就放心了。那些紙頁中惟一不能損壞的，是爸爸寫的那些借條。
媽媽由家人陪著，坐旅行車回上海了。
臨走前她站在老屋裡對我說：「真想在這個屋子裡再住幾天。」
我說：「灶頭還在，卻沒有柴;老缸還在，卻沒有水;大床還在，卻沒有被……」
媽媽無奈地笑了。她也知道，這老屋只能看，不能住了，鄉親早就用上了煤氣、自來水和衛生設備。他們都紛紛拉媽媽去住，但我們一行人太多，會過分地打擾人家。
我和妻子沒有跟著他們回上海，而是繼續東行。
妻子說：「你的家鄉比我的家鄉好。我們兩人，行蹤飄飄，不知何處停息，真該在家鄉附近找個地方住下，反正你的筆也拍賣掉了。」
她說的是，前些天北京一個慈善組織為了救濟孤殘兒童舉行拍賣，王石先生捐獻了他登上珠穆朗瑪峰時穿的那件衣服，我捐獻了穿越世界最危險地區時天天寫《千年一嘆》的那支筆。主辦者來電說，是恒基偉業的老總用不小的價錢買了我的筆。於是，一批孤殘兒童有了常年的牛奶和衣物。這事，既讓我高興，又讓我輕鬆。
我對妻子說：「真該落腳了。我上次來時看上了一個地方，這次正好讓你去核准。」
我知道她會滿意。因為我們都認識一位已故的日本音樂家，他每年大部分時間住在一個冷僻的海島，小部分時間在世間漫遊。她欣賞這種生活。
她果然核准了。()
但是，那裡沒有房賣，只能尋租。
借住了一生，還是借住。
所幸那是真正的海島。從它到太平洋，沒有任何阻擋;從大陸通向它，只有船，沒有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