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有這樣的醫生，對治病沒什麼興趣，專長論文，雖醫道平平，論文卻接二連三地問世。無病之病，他們也接診病人，也查閱病歷，卻只挑選「有價值」的一類投以熱情。
據說那是為了科研。毫無疑問我們都應當擁護科研，似不該對其挑選心存疑怨。但是，他們的挑選標準卻又耐人尋味：遇尋常的病症棄之，見疑難的病症避之，如此淘汰之餘才是其論文的對象。前者之棄固無可非議，科研嘛。但是後者之避呢，又當如何解釋？
要點在於，無論怎麼解釋都已不妨礙其論文的出世了。
以上只是耳聞，我拿不出證據，也不通醫道。尤其讓我不敢輕信的原因是，「尋常」與「疑難」似有非此即彼的邏輯，棄避之餘的第三種可能是什麼呢？第三種熱情又是靠什麼維繫的？但如果注意到，不管是在什麼領域，論文的數量都已大大超過了而且還在以更快的速度超過著發明與發現，便又可信上述耳聞未必虛傳。於是想到：論文之先不一定都是科研的動機。論文也可以僅僅是一門手藝。
世上有各種手藝：燒陶、刻石、修腳、理髮、釀酒、烹飪、製衣、編席……所以是手藝，在於那都是沿襲的技術，並無創見。一旦有了創見，大家就不再看那是手藝，而要讚嘆：這是學問！這是藝術啊！手藝，可以因為創造之光的照耀，而成長為學問或藝術。反之，學問和藝術也可以熟諳成一門手藝。比如文學作品，乃至各類文章，常常也只能讀出些熟而生巧的功夫。
其實，天下論文總歸是兩類動機：其一可謂因病尋醫問藥；其二，是應景，無病呻吟。兩類動機都必散布於字裡行間，是瞞不過讀者的。前一種，無論其成敗，總能見出心路的迷惑，以及由之而對陌生之域的驚訝、敬畏與探問。後一種呢，則先就要知難而避，然後駕輕車行熟路。然而，倘言詞太過庸常，立論太過淺顯，又怕輕薄了寫作的威儀，不由得便要去求助巧言、盛裝，甚至虎皮。
還以前述那類醫生作比——到底什麼病症才對他們「有價值」呢？不是需要醫治的一種，也不是值得研究的一種，而是便於構築不尋常之論文的那一種。方便又不尋常，這類好事不可能太多，但如果論文的需求又太多太多呢？那就不難明白，何以不管在什麼領域，都會有那麼不尋常的自說自話了。它們在「尋常」與「疑難」之間開闢了第三種可能，在無病之地自行其樂。
「尋常」，是已被榨乾說盡的領域，是窮途，是一種限制。「疑難」尚為堅壁，或者說不定還是陷阱，是險徑，也是限制。而限制，恰恰是方便的天敵，何苦要與它過不去呢？（正像一句流行的口頭禪所勸導的：哥們兒你累不累？）所以要棄之與避之。這樣，方便就保住了，只缺著不尋常。然而不尋常還有什麼不方便麼？比如撒一泡曠古的長尿（聽說在所謂的「行為藝術」中出現過這類奇觀）。對於論文，方便而又不尋常的路在哪兒？在語言市場上的俏貨，在理論的疊床架屋並淺入深出，在主義的相互幫忙和邏輯的自我循環，在萬勿與實際相關，否則就難免又碰上活生生的堅壁或陷阱——勢必遭遇無情的詰問。所以，魔魔道道的第三種熱情，比如說，就像庸醫終於逃脫了患者的糾纏，去做無病的診治遊戲，在自說自話中享受其論說的自由。
我沒說論文是這樣。我只是說有些論文是這樣，至少有些論文讓人相信論文可以是這樣：有富足的智力，有快樂的心理，惟不涉精神的疑難。其病何在？無病之病是也。
寫到這兒，我偶然從《華人文化世界》上讀到一篇題為「當代醫學的挑剔者」的文章（作者王一方），其中提到一位名叫圖姆斯的哲學家，以其自身罹病的經驗，寫了一本書：《病患的意義》。文中介紹的圖姆斯對現代醫學的「挑剔」，真是準確又簡潔地說出了我想說而無能說出的話。
在圖姆斯看來，現代醫學混淆了由醫生（客體）通過邏輯實證及理性建構的醫學圖景與病患者（主體）親自體驗的異常豐富的病患生活世界的界限。前者是條理近乎機械、權威（不容懷疑）的「他們」的世界，後者是活鮮、豐富的「我」的世界；前者是被談論的、被研究的、被確認的客觀世界，後者是無言的體驗、或被打斷或被告知不合邏輯的、荒誕不經的主觀世界。正是這一條條鴻溝，不僅帶來醫、患之間認識、情感、論理判斷及行為等方面的衝突，也使得醫學只配作為一堆「知識」、「信息」、「技術項目」，而不能嵌入生命與感情世界。為此，患者圖姆斯為現代醫學開出了藥方，一是建議醫學教育中重視醫學與文學的溝通，鼓勵醫科學生去閱讀敘述疾病過程與體驗的文學作品，以多重身份去品味、體悟、理解各種非科學的疾患傾訴；二是親自去體驗疾病。古人「三折肱而為良醫」，圖姆斯的「折肱」卻為現代醫學的精神困境送去了一支燃燒著的紅燭。
以上所錄圖姆斯對現代醫學的「挑剔」和藥方，我想也可以是照亮現代文學、藝術和評論之困境的紅燭吧。況且精神的病患甚於生理的病患，而生理病患的困苦終歸是要打擊到精神上來，才算圓滿了其魔鬼的勾當。——圖姆斯大約也正是基於這一點而希望醫學能與文學溝通的()。
我記得，好像是前兩年得了諾貝爾獎的那個詩人帕斯說過：詩是對生活的糾正。我相信這是對詩性最恰切的總結。我們活著，本不需要詩。我們活著，忽然覺悟到活出了問題，所以才有了「詩性地棲居」那樣一句名言。詩性並不是詩歌的專利，（有些號稱詩歌的東西，其中並無詩性），小說、散文、論文都應該有，都應該向詩性靠近，亦即向糾正生活靠近。而糾正生活，很可能不是像老師管教學生那樣給你一種紀律，倒更可能像似不諳世故的學生，捉來一個司空見慣卻曠古未解的疑問，令老師頭疼。這類疑問，常常包含了生活的一種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因而也常常指示出現實生活的某種沉疴痼疾。
1997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