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擺著一張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國考察時用的。名片依舊，小弟卻再也不能用它了。
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種宗教企圖描繪的地方，也是每個人都會去，而且不能回來的地方。但是現在怎麼能輪得到小弟！他剛五十歲，正是精力充沛，積累了豐富的學識經驗，大有作為的時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啊!醫院發現他的腫瘤已相當大，需要立即做手術，他還想去參加一個技術討論會，問能不能開完會再來。他在手術後休養期間，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論文，還做些小翻譯。直到臥床不起，他手邊還留著幾份國際航空材料，總是「想再看看」。他也並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進時，他忽然說想吃蝦，要對蝦。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呵!
可是他去了，過早地去了。這一年多，從他生病到逝世，真像是個夢，是個永遠不能令人相信的夢。我總覺得他還會回來，從我們那冬夏一律顯得十分荒涼的後院走到我窗下，叫一聲「小姊——」。
可是他去了，過早地永遠地去了。
我長小弟三歲。從我有比較完整的記憶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個胖胖的、可愛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後。他雖然小，可是在玩耍時，他常常當老師，照顧著小朋友，讓大家坐好，他站著上課，那神色真是莊嚴。他雖然小，在昆明的冬天裡，孩子們都生凍瘡，都怕用冷水洗臉，他卻一點不怕。他站在山泉邊，捧著一個大盆的樣子，至今還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興地叫道。
在泉水緩緩地流淌中，我們從國小、中學而大學，大部時間都在一個學校。畢業後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覺間，聽到人家稱小弟為強度專家；不知不覺間，他擔任了總工程師的職務。在那動盪不安的年月里，很難想像一個人的將來。這幾年，父親和我倒是常談到，只要環境許可，小弟是會為國家做出點實際的事的。卻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們而離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後，因為無法得到更好的治療，我於八月二十日到西安。記得有一輛坐滿了人的車來接我。我當時奇怪何以如此興師動眾，原來他們都是去看小弟的。到醫院後，有人進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門口默默地站一站，他們怕打擾病人，但他們一定得來看一眼。
手術時，有航空科學研究院、623所、63l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術室外；還有一輛轎車在醫院門口。車裡有許多人等著，他們一定要等著，準備隨時獻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換過，他的同志們也會給他。但是一切都沒有用。腫瘤取出來了，有一個半成人的拳頭大，一面已經壞死。我忽然覺得一陣胸悶，幾乎透不過氣來——這是在窮鄉僻壤為祖國貢獻著才華、血汗和生命的人啊，怎麼能讓這致命的東西在他身體裡長到這樣大!
我知道在這黃土高原上生活的艱苦，也知道住在這黃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勞累，還可以想像每一點工作的進展都要經過十分惱人的迂迴曲折。但我沒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這裡，戰鬥在這裡，而且把性命交付在這裡了。他手術後回京在家休養，不到半年，就復發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寫，也不能寫。每一念及，便淚下如綆，紙上一片模糊。記得每次看病，候診室里都像公共汽車上一樣擁擠，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我們知道病情不可逆轉，只希望能延長時間，也許會有新的辦法。航空界從莫文祥同志起，還有空軍領導同志都極關心他，各個方面包括醫務界的朋友們也曾熱情相助，我還往海外求醫。然而錯過了治療時機，藥物再難奏效。曾有個別的醫生不耐煩地當面對小弟說，治不好了，要他「回陝西去」。小弟說起這話時仍然面帶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終沒有失去信心，他始終沒有喪失生的願望，他還沒有累夠。
小弟生於北京，一九五二年從清華大學航空系畢業。他填志願到西南，後來分配在東北，以後又調到成都、調到陝西。雖然他的血沒有流在祖國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灑遍全國，他的精力的一點一滴都獻給祖國的航空事業了。個人的功績總是有限的，也許燃盡了自己，也不能給人一點光亮，可總是為以後的絢爛的光輝做了一點積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種工業的複雜性，但我明白，任何事業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夠建樹的。
我曾經非常希望小弟調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擔。他是兒子，三十年在外奔波，他不該盡些家庭的責任麼？多年來，家裡有什麼事，大家都會這樣說：「等小弟回來。」「問小弟。」有時只要想到有他可問，也就安心了。現在還怎能得到這樣的心安？風燭殘年的父親想兒子，尤其這幾年母親去世後，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雖然他不說，現在他永遠失去他的最寶貝的小兒子了。我還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盡頭，跨過那一道痛苦的門檻時，身旁的親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來的可倚可靠會給我安慰。哪裡知道，卻是他先邁過了那道門檻啊!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七時，他去了。
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這是事實呢!他躺在那裡，但他已經不是他了，已經不是我那正當盛年的弟弟，他再不會回答我們的呼喚，再不會勸阻我們的哭泣。你到哪裡去了，小弟！自一九七四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屢遭喪事，而這一次小弟的遠()去最是違反常規，令人難以接受!我還不得不把這訊息告訴當時也在住院的老父，因為我無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問話：「今天小弟怎麼樣？」我必須告訴他，這是我的責任。再沒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來分擔我的責任了。
父親為他寫輓聯：「是好黨員，是好乾部，壯志未酬，灑淚豈只為家痛；能嫻科技，能嫻藝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難再歸來!」我那惟一的弟弟，永遠地離去了。
他是積勞成疾，也是積鬱成疾，他一天三段緊張地工作，參加各式各樣的會議。每有大型試驗，他事先檢查到每一個螺絲釘，每一塊膠布。他是三機部科技委員會委員，他曾有遠見地提出多種型號研究。有一項他任主任工程師的課題研製獲國防工辦和三機部科技一等獎。同時他也是623所黨委委員，需要在會議桌上坦率而又讓人能接受地說出自己對各種事情的意見。我常想，能夠「雙肩挑」，是我們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出來的知識分子的特點。我們是在「又紅又專」的要求下長大的。當然，有的人永遠也沒有能達到要求，像我。大多數人則挑起過重的擔子，在崎嶇的、荊棘叢生的，有時是此路不通的山路上行走。那幾年的批判鬥爭是有遠期效果的。他們不只是生活艱苦，過於勞累，還要擔驚受怕，心裡塞滿想不通的事，誰又能經受得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