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年前的今天，一艘載著數十名中國兒童的船，駛向太平洋的風濤中。三萬二千里之外，一個陌生的國度正等待著他們。航程還未過半，他們已能嫻熟地使用刀叉，愛上了麵包和牛奶——這是他們父輩無從理解和想像的飲食習慣。九年後，清廷將他們全部召回。沒有一個人願意回來。回國一年後，還有人給美國的家庭寫信，表達國內的種種不如意。
十多年前，我不能理解這個故事，覺得那些幼童缺乏民族意識，不夠熱愛家鄉。但今天，有人問我想不想回老家工作，我毫不猶豫地說不想。我問過一個朋友，他說，寧願在北京端盤子，都不願意回老家當公務員。假如我回到老家，不僅是我的失敗，也是老家的失敗，——你看，老家培養出來的人，在外邊混不下去了。
首先，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回到老家，你就失業了。我有個高中同學，在伯克利做博士後，矽谷有很多他適合的崗位，如果回到我們縣，只能去當網管。而且還當不好，因為他管不住那些喝了酒在網咖撒尿的小混混。還有個同學在深圳大學任教，如果他回老家，只能當物理教師。我要回老家，只有失業，因為我們老家沒有媒體。那裡最牛逼的媒體團隊就是廣場舞大媽，她們收羅全縣的小道訊息，傳遍整個城區。
在我們縣，一個人沒法上街吃飯，因為找不到一家不把辣和油放到爆棚的館子，找不到一家桌面潔淨的餐館。連肯德基、麥當勞都沒有。要說穿，整個縣城都買不到一件合意的衣服。就算大廈里死貴死貴的衣服，也洋溢著山寨氣息，能讓王家衛穿出王寶強的效果。走在街上，當外邊世界流行的《小蘋果》退潮之後很久，老家的步行街飄出的歌還是「套馬的漢子你威武雄壯」。
很多館子沒有洗手間。只有臉盆，毛巾，香皂。客人來洗手，盆里是前一個客人用過的水，泛著灰白的泡沫。但往來的人很少會介意這些。作為一個從小在這裡長大的人，我自然也不會大驚小怪，手在渾水盆里攪兩把，抄起劣質筷子，轟走鹹菜盆上嗡嗡成團的蒼蠅，夾一筷子放到自己碗裡。回到家，蹲在馬桶上拉肚子的時候，我明白自己已不再適應這種自小就習慣的生活環境了。
不要誤會。對老家，我沒有貶抑的意思。我只是如實承認，不再適應這樣的環境。我不習慣走在大街上想丟個寶特瓶都找不到一個垃圾桶，逛遍全城找不到一間公共廁所。而十多年前的我，對這樣的環境異常親切。在外地見到髒亂差的地方，甚至會萌生一種「跟我老家差不多」的親近感。但是，當你的生活習慣逐漸被你所生活的世界濡染、改變之後，就會發現，老家的不適遠遠多過了親近。
老家有人娶了外地媳婦，帶著孩子回家，婆婆餵小孩吃飯，先把湯喝到嘴裡，嘗嘗溫度合適，鹹淡適中，再吐到勺里餵給孩子。孩子媽實在不能接受這樣「不衛生」的習慣。但孩子奶奶說，她的四個孩子都是這麼餵大的。1980年代，大陸同胞可以到台灣探親了，有個家族有人1948年去了台灣，一個族的親戚合在一塊商量，人人都想去，後來親戚湊錢，派了兩個代表去了。代表回來很失望，說台灣的親戚一點都不熱情，嫌老家的人不衛生，沒教養。
其實，這不是教養問題，而是環境問題。我回到老家，照樣當街丟垃圾；和別人吃飯，照樣大家用同一支酒杯喝酒，——所有人都這樣，喝到酒底，還得用嘴對著酒盅「嗞兒」一下，以喝得滴酒不剩。如果你提出不用公杯，換上自己的杯子，別人面上不會說任何話，但全桌都會籠罩一層尷尬的氣氛，因為你分明是在嫌棄親戚們不講衛生。
這種生活的根本，是因為粗糙。由於物質的匱乏，來不及去留意很多生活的細節。就算是土豪暴發戶，在生活上也很粗獷。《舌尖上的中國》講了好多窮鄉僻壤間的美食。()但真相是，窮鄉僻壤之間，不可能有美食，只可能有天然的好食材。因為沒有人有精力把吃搗鼓精細。不僅吃，在任何方面都是這樣。沒有足夠細的分工，就不可能在文明程度上走得更遠。
有個四川的姑娘，很早之前是李志的冬粉，那時候李志一點名氣都沒有。她在成都很難淘到李志的唱片。後來她到了北京，第一次逛唱片店，就碰見了和她一樣喜歡李志，並對音樂有共同理解的人。
高手不可能存在於民間。在情感上，在傳說里，存在。在邏輯上，在現實中，沒有。尤其是在網際網路時代。且不說搞理工科的人要有好的儀器設備來支持你完成實驗，就算你搞歷史，在老家，去哪裡看敦煌文獻、出土碑刻和善本古籍？除非你要做個詩人。但小縣城最不缺的就是詩人。你找來他們的詩看，如果不是曾經外出遊歷過的，往往詩格卑下，俗氣逼人。
這種問題，根源在於不夠開放，不夠包容，從而滋生出狹隘、自大、固步自封的心理。對待故鄉，最好的回報就像孔子所說的「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一個人不應該躲在家鄉為家鄉辯護，說家鄉有各種好。而應該行於四方，知事理、識大體，讓外界的人通過你看到你家鄉出來的人，是這樣的面貌。他們會把這種讚譽歸於家鄉對你的教化，家鄉也會以你為標桿來激勵後輩，這是很大的榮耀，遠遠大過「宗族稱孝，鄉黨稱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