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注釋：
1、「秉」，執也。「秉燭游」，猶言作長夜之游。
2、來茲，因為草生一年一次，所以訓「茲」為「年」，這是引申義。「來茲」，就是「來年」。
3、費：費用，指錢財。
4、嗤：輕蔑的笑。
5、「王子喬」，古代傳說中著名的仙人之一。「期」，待也，指成仙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期待。
譯文：
一個人活在世上通常不滿百歲，心中卻老是記掛著千萬年後的憂愁，這是何苦呢？
既然老是埋怨白天是如此短暫，黑夜是如此漫長，那麼何不拿著燭火，日夜不停地歡樂遊玩呢？
人生應當及時行樂才對啊！何必總要等到來年呢？
整天汲汲無歡的人，只想為子孫積攢財富的人，就顯得格外愚蠢了，不肖子孫也只會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呢！
像王子喬那樣成仙的人，恐怕難以再等到吧！
賞析：
人生價值的懷疑，似乎常是因了生活的苦悶。在苦悶中看人生，許多傳統的觀念，都會在懷疑的目光中轟然倒塌。這首詩集以鬆快的曠達之語，給世間的兩類追求者，兜頭澆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對吝嗇聚財的「惜費」者的嘲諷，它幾乎占了全詩的主要篇幅。這類人正如《詩經·唐風》「山有樞」一詩所譏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穿裹著）；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斂財貨，就不知道及時享受。他們所憂慮的，無非是子孫後代的生計。這在詩人看來，簡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縱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為子孫懷憂百歲，這是連小孩都明白的常識；何況還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憂及「千歲」，真是愚不可及。開篇落筆，以「百年」、「千年」的荒謬對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嗇的「惜費」者的可笑情態，真是妙不可言。接著兩句更奇：「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游」者，放情遊樂也。把生命的白晝，盡數沉浸在放情遊樂之中，已夠聳人聽聞的了，詩人卻還「苦」於白晝太「短」，竟異想天開，勸人把夜晚的臥息時間，也都用來行樂，真虧他想得出來。夜晚黑燈瞎火，就怕敗了遊興。詩人卻早備良策：那就乾脆手持燭火而游！——把放情行樂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慚，這不僅在漢代詩壇上，就是在整個古代詩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驚世駭俗之音了。至於那些孜孜追索於藏金窯銀的守財奴，聽了更要瞠目咋舌。這些是被後世詩論家嘆為「奇情奇想，筆勢崢嶸」的開篇四句（方東樹《昭昧詹言》）。它們一反一正，把終生憂慮與放情遊樂的人生態度，鮮明地對立起來。
詩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這樣的放蕩之思，必會遭到世俗的非議。也並非不想享受，只是他們常抱著「苦盡甘來」的哲學，把人生有限的享樂，推延到遙遠的未來。詩人則斷然否定這種哲學：想要行樂就得「及時」，不能總等待來年。詩中沒有說為何不能等待來年。其弦外之音，卻讓《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首點著了：「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誰也不知道「來茲」不會有個三長兩短，突然成了「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的「陳死人」（《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那時再思享樂，已經晚了。這就是在詩人世間「及時」行樂的曠達之語後面，所包含著的許多人生的痛苦體驗。從這一點看，「惜費」者的終日汲汲無歡，只想著為子孫攢點財物，便顯得格外愚蠢了。因為他們生時的「惜費」，無非養育了一批遊手好閒的子孫。當這些不肖子孫揮霍無度之際，不可能會感激祖上的積德。也許他們倒會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說：「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文選集成》）。其嘲諷辭氣之尖刻，確有對愚者的「喚醒醉夢」之力。
全詩抒寫至此，筆鋒始終還都針對著「惜費」者。只是到了結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類追求：仰慕成仙者。對於神仙的企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都幹過許多蠢事。就是漢代的平民，也津津樂道於王子喬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終於乘鶴成仙的傳說。在漢樂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下游來，王子喬」的熱切呼喚。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於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見《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所以，對於那些還在做著這類「成仙」夢的人，詩人便無須多費筆墨，只是借著嘲諷「惜費」者的余勢，順手一擊，便就收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這結語在全詩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詩人之本意，其實還在「喚醒」那些「惜費」者，即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指出的：「仙不可學，愈知愚費之不可惜矣」。()只輕輕一擊，即使慕仙者為之頸涼，又照應了前文「為樂當及時」之意：收結也依然是曠達而巧妙的。
這樣一首以放浪之語抒寫「及時行樂」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確可將許多人們的人生迷夢「喚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將這類詩作，視為漢代「人性覺醒」的標誌。但仔細想來，「常懷千歲憂」的「惜費」者固然愚蠢；但要說人生的價值就在於及時滿足一已的縱情享樂，恐怕也未必是一種清醒的人生態度。實際上，這種態度，大抵是對於漢末社會動盪不安、人命危淺的苦悶生活的無力抗議。從毫無出路的下層人來說，又不過是從許多迷夢（諸如「功業」、「名利」之類）中醒來後，所做的又一個迷夢而已——他們不可能真能過上「被服紈與素」、「何不秉燭游」的享樂生活。所以，與其說這類詩表現了「人性之覺醒」，不如說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嘆，很快又為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