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從香港浸會大學畢業，出了新書，之後被拉去全國簽售一圈。那種累不是體力的累，是心累，感覺像被人牽著當戲看。心像一個想飛的熱氣球，吊籃里卻掛了太多沙袋，怎麼都飛不起來，覺得脹得快要破掉了，一看，卻還在原地。
那年年底，回到老家，宅著。天天手腳冰涼，冷得發抖——我真是覺得從來沒有經歷過那麼冷的冬天，我可是在北方下雪的時候都只穿單褲出門的人。那會兒生活空蕩蕩的，喊一聲都有回音。大雪天一個人騎車去游泳，泳池浮著薄冰，咬著牙扎進冰水裡去，那滋味兒，真痛快。
世上能逼死人的東西太多了，迷茫也算一個。我一時間找不到事做，抑鬱症復發，重得沒法跟別人說。每天專心致志地想死的事情，沒人理解。我自己也不理解：既沒缺胳膊少腿又沒餓著凍著，抑鬱什麼？比比非洲難民，好意思嗎？
老媽看出來了，小心翼翼地拿崔永元的事跡鼓勵我，說：「你看人家崔老師抑鬱了，就休息，出來做《我的抗戰》，一個人走走長征路，你看，不也挺好的嗎？」我苦著臉說：「他是誰啊，我要是崔永元，我才不抑鬱呢！」老媽說：「你這麼想就不對了啊！別人還會說，他要是你，他才不抑鬱呢！」
閒得發慌的日子，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該做什麼。想過做雜誌，但做雜誌的人太多了，全都雷同，再做也沒有意義；寫東西吧，那會兒不知怎麼搞的，可能是青黃不接吧——年少時什麼都敢寫的勁兒過去了，該成熟的又沒熟透，所謂瓶頸期吧，什麼都寫不出來。
做什麼好呢，就這麼漂著嗎？漂泊之所以讓人羨慕，那是因為你只見到了漂上去的，沒見過沉下去的：後者才是大多數。什麼事兒都是聽上去很美，到了實處，要拿膽子來說話——心裡掂了掂分量，這膽子我還真沒有。
只受得起普通的苦，就只要普通人的生活吧，於是，我開始夢寐以求一份穩定的工作。我覺得找到了工作，就什麼都好了。別人聽說我要找工作，都問我：「你還找工作？你不好好寫東西，找什麼工作？」姑且只能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了。
天天在網上刷啊刷，終於看到一個招聘訊息，我立馬把簡歷遞過去。體制內的工作，大都是拼爹，我沒爹，娘也沒得拼，但還是象徵性地找了找，拐著彎兒地聯繫上那個書記。後來聽說，我媽媽一個朋友的朋友的親戚的孩子，去年給硬塞進那個單位裡面去了。家裡是做房地產的，不差錢，花了二三十萬吧。
死馬當活馬醫吧，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心裡又悲壯又淒涼。我和我媽就拿著簡歷，花血本買了兩瓶酒，再商量半天，有點心疼地塞了一個紅包在裡面，跑了400公里長途，去攔那個書記。好不容易找到了，不吃不喝在書記家樓下等了一天，把他等出來了。我遠遠看著母親巴結著臉過去，遞上我的簡歷和酒，書記不耐煩地揮了揮手，不理會，沒說兩句就走了。
南方的冬天本來就陰冷，我心酸得淚都快掉下來。
當天我們往老家趕，一路上走高速公路，老媽一路對我說風涼話，把我寫東西得來的那點可憐的自信給踩得一塌糊塗：「出了你們那個圈兒，你就什麼都不是——說白了，就算在那個圈兒里，你也什麼都不是！別不知天高地厚了，一天到晚裝腔作勢、矯揉造作……」有時候，親人的狠話最傷人，我一路上淚流滿面，小小年紀心如死灰的感覺居然都有了。
那天到家是晚上9點，我累極了，一臉淚痕，臉面緊繃發痛。我什麼都沒說，洗洗睡了。爬上床的時候，掀開被子，打開床頭柜上的檯燈——在一束燈光下，才看到有那麼多灰塵。黑暗中，灰塵什麼的沒人看得見；燈光下，你才看得到，原來有這麼多灰塵。
那個瞬間我突然想，如果說寫作還有什麼意義的話，那就是作品就像一盞燈，照亮了你原本看不見的灰塵。它們都是活生生的人，都在活生生的生活中飛舞，包括你我。如果不是因為一篇文章、一本書，你可能不會知道有怎麼樣的一群人，生活在怎麼樣的一個世界中。
後來，那份工作的事兒，反正也找不到「後門」，就從「前門」走吧：硬著頭皮面試，問什麼答什麼，講了半小時。鬼使神差地，他們說我英文很好，錄用了。
就這樣，我也打算去生活了。
工作一年多，抑鬱症漸漸好了。又開始覺得日子少了些什麼，忍不住想，如果當初就著性子不工作，是不是現在很清閒？春花秋月，在杏花下喝酒？週遊世界？哪像現在這樣，忙得四腳朝天。
原來不光是選老婆，生活也是紅玫瑰白玫瑰：夢寐以求的，未必有想的那麼好——有了就知道了；從前看不起的不要的，未必有那麼差——沒了就知道了。
生活像一台榨汁機。沒時間寫作，沒時間思考，生活不是要麼激情四射，要麼春花秋月的。有多少人和我一樣，被堵在上下班高峰的路上，呼吸著汽車的尾氣，連夢都累得沒法兒做了。要人人都去「餵馬、劈柴，週遊世界」，GDP誰來貢獻？
沒低到塵埃里的種子，是開不出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