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路遙考上了西安石油化工學校。但這一年文革開始，高校停止招生，他不得不留在延川中學參加文革。
他從一個農村青年，搖身一變，成了學校造反派「紅四野」的頭頭。他給自己刻了個斗大的印章，帶著一撥兒頭腦發熱、精力過剩的小青年，在城裡呼嘯而過，搶了延川縣武裝部的武器，砸了縣銀行的大門。
這些激進、冒進行為多少釋放了他長期以來被壓抑的自卑、屈辱情緒。但這也成了日後反噬他的「原罪」。
路遙，1949年生於陝北清澗縣王家堡村，家人給他取名「王衛國」。到他八歲那年，家裡又添了弟妹三人，一貧如洗。
1957年深秋的一天，父親說帶他去延川縣郭家村的伯父家走親戚。母親一早特地給他穿了新布鞋。走了整整兩天，腳磨出了血泡，終於到了伯父家。歇腳之後，父親說第二天一早要去縣上趕集，下午就回。八歲的孩子已經很會裝糊塗。第二天他早早起來，躲在一棵老樹後，看著晨霧中的父親夾著包袱，像小偷一樣遛出村，過了河，上了公路……他的眼淚刷刷往下流，幾乎在一夜之間，他把自己從一個八歲的孩子拉扯成了一個大人。
他個性獨立，有主見，不顧伯父母的反對，在同學有限的資助下上了國中。食堂的一伙食分甲、乙、丙三個等級，幹部子弟們吃甲菜，他常常連丙菜都吃不起。在一個敏感的十多歲孩子的眼裡，他目力所及的世界是懸殊分化的。
他常常餓得發瘋，絕望，飛奔至野外找野雀蛋和能吃的野生果子和植物。
這種刻骨銘心的飢餓感和匱乏感，像一個巨大的黑洞，需要餘生用超乎想像的能量去滿足和填補。
《路遙傳》的作者厚夫說，「這種飢餓感是尾隨路遙一輩子的老狼。」
1968年，延川縣革委會成立，19歲的王衛國擔任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的要職。但很快，隨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一紙號令，他的人生再次被改寫。
年底的12月12日，他帶著一本紅寶書、一把老钁頭，一塊新牡羊肚毛巾和簡單的生活用品回到了家——郭家村劉家屹嶗大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村里書記同情這個心氣高的孩子，1969年冬，將他選送到「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延川縣百貨公司開展路線教育。
在此期間，他與北京知青林虹陷入熱戀。林虹來自清華附中，漂亮，出眾，是文藝骨幹。他們在下雪天一起延著河床散步，唱《三套車》和《拖拉機手之歌》。因為林虹，王衛國開始喜歡穿紅色衣服，曾取筆名「纓依紅」，後改為「路遙」。
1970年春，全國開始自上而下整肅造反派，路遙涉嫌在武鬥中打死對立造反派「紅總司」頭頭白正基。不久，他收到了林虹的絕交信和退回的提花被面。
愛情露出崢嶸、斑駁的底色。
在一天夜裡，他走到郭家村的一個水潭，但最後「不僅沒有跳下去，反而在內心喚起了一種對生活更加深沉的愛戀。最後輕輕地折轉身，索性摸到一個老光棍的瓜地里，偷著吃了好幾個甜瓜。」那一刻仿佛神跡顯現，痛苦像灰霾一樣散去，食物暫時療愈了內心。
在林虹之前，有延川本地的姑娘曾向他表白。他支吾道，我其實是農民、地里的活十有八九不會幹。姑娘率性地說：地里的活都由我去乾，你在家裡待著。把他驚得啞口無言，慌不擇路離開。
路遙後來和朋友、作家海波談到婚姻，海波問他：為何不找個本地姑娘，知根底，有挑揀？他有點生氣：「哪一個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學？不上大學怎麼出去？就這樣一輩子在農村漚著嗎？」
路遙將自己的婚戀觀投射進小說《人生》裡。高加林雖然心底深愛著劉巧珍，但為擺脫命運，仍選擇了幹部家庭出身的黃亞萍。
失戀之後，路遙跑到好友曹谷溪那裡痛哭了一場。
曹谷溪大路遙八歲，延川縣小有名氣的詩人，文革時因支持「紅總司」，被路遙派人抓進監獄。後兩人握手言和。
1970年夏，曹谷溪以路線教育積極分子的名額，調路遙到通訊組培訓。在通訊組，路遙遇見了日後的妻子林達。林達性格單純，文筆好。其父親是歸國華僑，曾擔任廖承志秘書。與路遙戀愛後，林達特地去見了與她從小一個大院長大的林虹，據說林虹大哭一場。
1973年夏天，各公社開始向高校推薦工農兵大學生。路遙再次因為「白振基」案，先後被北師大和陝西師大中文系拒絕。在延川縣文教局和縣委的努力下，重新核查此案，證明白振基在4月18日早上已死亡，與路遙無關。
1973年秋，路遙得以推遲一周進入延安大學中文系。他個頭不高，看著敦實厚道。入學那天，他穿一身半新不舊的灰色長制服，挎黃帆布背包，「匈奴須」被仔細刮掉，臉青亮青亮的，嘴角透著微笑。他憑出色的組織能力，全票當選班長。
林達每月38塊的工資，大部分支援了路遙，剩下的維持自己簡樸的日常生活。在後來路遙病危時，許多人雖然對林達心有指摘，但從未有人懷疑她這一生為路遙做過的犧牲。
1977年路遙畢業，留在《陝西文藝》（後來的《延河》雜誌）當編輯。林達在延川縣委宣傳部任幹事。
一年後，1978年1月25日，兩人結婚。婚房設在縣委宣傳部辦公室，一張雙人床，兩床新被子，窯洞門口貼個「喜」字。路遙穿了件藍衣服，戴頂藍帽子，兩人扭扭捏捏，隔得老遠。1979年，女兒路遠降生。
這時候的陝西作家群，人人都憋著股子勁兒，要拿出好作品來。
1978年，賈平凹的《滿月兒》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79年陳忠實的《信任》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立身篇》獲1980年飛天文學獎。
那時的路遙很苦惱，「想要突圍」。他於1978年寫的否定文革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兩年間被所有刊物退稿。
在最後投《當代》時，路遙對朋友說，「如果再被退稿，就一燒了之」。但沒多久，他就收到《當代》打來的、邀他去北京改稿的電話。
小說《驚心》在《當代》1980年第三期頭條刊發。之後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79-1980年度《當代》文學榮譽獎。
《延河》詩人聞頻回憶，一個禮拜天，路遙從前院急促進來，手裡拿著一封電報，一進門便喊：我獲獎了！說著撲過來，緊緊擁抱了他。
1981年夏，路遙住在陝北甘泉縣招待所寫作最重要的小說之一——《人生》，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晝夜不分，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潰爛，深更半夜在招待所內轉圈，以致招待所的人懷疑他神經錯亂。
路遙喜歡把自己投入這種如同煉獄一般的情境，他認為「只有在無比沉重的勞動中，人才會活得更為充實」。把身體和心都放得低低的，把生命填得滿谷滿倉，富饒豐盈，這是他的基本人生觀。
這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令人頭疼的事。路遙父親砍了公路邊的樹，被清澗縣公安局抓到拘留所。其實也是公家人欺負他家在「門外」不站人。路遙輾轉託好幾層關係向清澗縣委書記說情，路遙父親才得以釋放。
權力，在城鄉現實里所顯示出的無往而不利的實用屬性，以及底層農民對它的垂涎膜拜，深深地植根在路遙的精神里，多少影響了他後來的一些行為。
僅二十多天後，《人生》完稿。路遙特地到陝北著名的道教聖地白雲山道觀中抽了一簽，顯示「鶴鳴九霄」，大吉。
《人生》在《收穫》雜誌1982年第3期頭條刊發。中國青年出版社於1982年11月推出單行本。火爆程度超出想像。
出版社首次印刷13萬，很快脫銷。第二版12.5萬，一年後加印7200冊，總數將近26萬冊。
讀者來信雪片般飛來，七八個電視台要改電視劇，傳達室的的電話都要被打爆了，路遙常常剛接完電話回到家中，一隻腳還沒落定，又要轉身接下一個電話。年輕人把他奉為「人生導師」，一些失意青年，規定他必須趕幾月幾日前寫信開導他們，否則就要死給他看。
1983年，小說獲中國作協的「1981——1982」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因創作成績突出，1983年，路遙成為中國作協陝西分會駐會專業作家。
1985年3月，36歲的路遙，與賈平凹、陳忠實、楊韋昕一起，當選為中國作協陝西分會副主席。
但是，路遙的生活窘迫也超出人的想像。他窮得叮噹響，湊不齊去北京領獎的路費。
路遙好煙，而且抽好煙，每天兩包。一百多塊錢的工資有時還不夠他的煙錢。再加上還要接濟農村的窮親戚，贍養農村的兩雙父母，日子過得捉襟見肘。
海波曾問他，為什麼不降低煙的檔次？路遙不同意，認為抽好煙不是生理上的需要，是心理上的需要。不是為了打腫臉充胖子，而是為了營造一種相對莊嚴的心情。
《路遙傳》的作者厚夫認為，抽好煙，「有扞衛其強大自尊心的一面，這毫無疑問」。
最後，領獎日期臨近，弟弟王天樂在外借了500元，火速趕到西安火車站，送給焦急等待的路遙。
1983年春夏之交，路遙已經功成名就時，他決心再次把自己投進「嚴峻的牛馬般的勞動」——寫一部浩瀚的長篇小說。
經過兩年的前期資料儲備，1985年秋，路遙帶兩大箱書籍和資料，十幾條香菸，兩罐雀巢咖啡，到銅川礦務局的煤礦醫院開始寫稿。在弟弟的張羅下，礦醫院為他安排了一間用小會議室改成的工作室，一張桌子，一張床，一個小櫃，還有一些塑膠沙發。
礦上生活艱苦，沒有蔬菜，雞蛋，豆腐都難買到。路遙中午起床吃饅頭、米湯和鹹菜。晚上有時吃點麵條。
12月上旬，完成第一部的初稿。路遙懷抱著二十多萬字的手稿，趕在元旦之前回家看望女兒路遠。他與妻子林達的夫妻關係已是強弩之末。兩人無論家庭背景，還是生活習慣、思維方式都差得太遠。
許是小時候遭受的飢餓之苦仍在心頭作祟，他在物質上對女兒絕不剋扣，女兒要啥，他就買啥。
他曾借錢女兒買了一架很貴的鋼琴，但最後也沒用上，只得擱在家裡的角落。女兒春遊要吃三明治，他跑遍了西安，最後在凱悅酒店花60元買了兩塊。這意味著一個大學畢業生兩個月的工資。「它該不會是金子做的吧？」看見的同事問。
1986年初，路遙把第一部初稿給了《當代》分管西北五省稿件的青年編輯周昌義。周昌義後來回憶，他在西安期間，常有人問：看路遙的稿子吧？神色古怪。
「好似許多人都不看好路遙的這部稿子，似乎都不相信路遙在《人生》之後，還能寫出更好的東西」。
但事實上，周昌義也不覺得這是一部好小說。沒有懸念，沒有意外，還沒來得及感動，就讀不下去了。
之後，作家出版社也退了稿。
1980年代中期，是現代主義橫行，現實主義自卑的時代，要不寫點魔幻現實主義，意識流，象徵主義，黑色幽默，仿佛就沒有資格談論文學。
路遙悲憤對王天樂說，難道托爾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一夜之間就變成這些小子的學生了嗎？
最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於1986年11月由不那麼主流的《花城》第6期全文刊發，12月，由文聯公司出版。
1987年夏，等到路遙寫完第二部，因為內部意見分歧很大，《花城》也不願發了。轉由更為邊緣的《黃河》雜誌刊發。
這時，他的身體已經完全垮了，像「彈簧整個地被扯斷」，只能用腿、膝蓋的微小力量，跪在地板上把散亂的稿頁和材料收拾起來。每吸一口氣都特別艱難，要動員全身全部殘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睡著了，打雄偉的呼嚕。
在一次突然大吐血之後，王天樂陪他急往醫院檢查，結果是，必須立刻停止工作，才能延續生命。
但路遙並不這麼想。他去了趟榆林，找一位曾給王震、陳永貴看過病的老中醫張鵬舉。
經過張鵬舉的調理，病情稍微好些之後，1987年10月下旬，路遙又開始了第三部的創作。
朋友白描說，路遙要強的心性不容許自己給人病懨懨虛弱的印象，因此他不願向外人宣示自己的病情，甚至自己也不敢承認。
厚夫則說：「他怕像曹雪芹、柳青一樣留下半部書，留下人生的遺憾。」他同時認為，路遙的身上有一種「殉道」的悲劇精神。
弟弟王天樂在路遙人生最艱難的時刻一直陪在他身邊，路遙去世後，他寫了一篇文章，名為「苦難是他永恆的伴侶」。
苦難、殉道、「牛馬般的勞動」，這是路遙為自己設定的人生。在貧瘠土地上出生的孩子的內心，需要一種崇高的、悲劇性、毀滅性的力量，照亮和燃燒自己。
路遙也改變了弟弟王天樂的命運。他寫作成名之後，將勤奮、有思想的弟弟招到銅川礦務局當採煤工人，又把他調到《延安日報》當記者。
「田曉霞死了」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創作地點在榆林賓館，條件比之前強很多，能吃到豐盛的飯菜，還能洗熱水澡。
他幾乎完全忘記了自己。
有一天，正在洛川縣採訪的王天樂突然接到《延安日報》社轉來的電話，讓他速去榆林。洛川離榆林三百公里左右，需要一天時間才能趕到。等王天樂心急火燎趕到，路遙哭著對他說，田曉霞去世了。王天樂愣了半天才反應過來，田是作品中的人物，孫少平的女朋友。他又急又氣，劈頭蓋臉數落了路遙一頓。
又一次王在黃河壺口採訪，路遙的電話又追來。原來是他的咖啡和煙用完了。文聯出版公司再也不能給他預支稿費了，手頭一分錢沒有，又不能找人代買。王天樂只好托朋友找到榆林的一位領導。領導很熱情，先拿來十條「恭賀新禧」，五瓶咖啡，並叮囑每月送一次，經費由榆林財政出。
1988年1月27日，路遙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
兩個月後，1988年3月27日中午12點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首播《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編輯葉詠梅是在一年前坐電車時偶遇路遙，才拿到了這本書。葉詠梅不知他的病情，根據播出需要，要求他在6月1日之前，交第三部的成稿。
路遙決定到他的風水寶地，《人生》的寫作地——甘泉，完成他第三部最後的定稿工作。
5月25日，離最後期限還有五天，他的神經高度緊張，一寫字手就抖得像篩糠，腿不停抽筋，常常從夢裡驚醒，心臟劇烈搏動，跟隨時會昏過去一樣。
寫完之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筆從視窗扔了出去。走到衛生間的鏡子前，看著蒼老消瘦的自己，淚流滿面。
6月1日，路遙在王天樂陪伴下到北京，給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送第三部的小說稿。那裡已經堆積了近兩千封觀眾來信。
雖然《平凡的世界》不斷地受到評論界的質疑，但它受到了大眾前所未有的歡迎。
1991年初，作家白燁提前得知茅盾文學獎的評獎結果，他馬上去給路遙打電報：「大作獲獎，已成定局」。
當天下午，路遙在家裡坐臥不安，總覺得有什麼事，便到作協院子裡溜達，走到門房，看見門口的信插里有一封電報，覺得可能跟自己有關，拿到手上一看，正是白燁發來的喜報。
他興奮得要跳起來，第一時間找到王天樂，告訴他獲獎了，排名第一。兩人半天說不出話來。
此時，除了女兒，他幾乎一無所有了。
早在路遙寫完第二部，身體面臨崩盤之時，妻子林達就已提出離婚。王天樂也勸他結束有名無實的婚姻，但路遙以女兒為由沒有同意。
1991年3月10日，《人民日報》揭曉矛盾文學獎的結果。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委託陝西電視台新聞部，採制一條反映路遙深入生活的三分鐘新聞片，供《新聞聯播》播出。
身無分文的路遙再次借到了去北京領獎的路費，但到北京得請客，還要買一百套《平凡的世界》送人。王天樂湊齊了五千元趕到火車站，憤憤地說：今後不要再獲什麼獎了，如果拿了諾貝爾獎，我可給你找不來外匯。路遙咬牙：「日他媽的文學！」
拿獎之後回到西安，賈平凹來向他慶祝。他說，你猜我在台上想啥？賈說：想啥哩？他說：我把他們都踩在腳下了！
賈平凹說，「他是一個強人。強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優秀處，也有被一般人不可理解處。他大氣，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勁用狠，他讓你尊敬也讓你畏懼。」
1992年元月，中國作協陝西分會面臨換屆，路遙是擬定的主席人選。
他跟朋友們敞闊地聊天，到興頭上，信誓旦旦：作協要成立一個公司，五個委員會，每年搞一次大獎賽，報名費就能掙不少。
朋友們問及下一部作品，他看了朋友一眼，一字一句地說：你小看我，這次，我不僅要在國內獲獎，還要拿國際大獎。
也有不可對人言的難堪處。他與妻子林達已達成離婚協定，林達放棄一切回北京聯繫工作調動。
7月，女兒路遠國小畢業，被林達接到北京外婆家過暑假。路遙開始裝修作協新批給他的一套新居，自己搬到對門的朋友家住。這一段時間，人們常看見他坐在作協門口的破藤椅上昏睡。
8月6日，他帶了幾件衣服、簡單的洗漱用品和作協會員證坐火車到他熟悉的延安，肝疼劇烈，病倒在延安賓館。
8月12日，路遙住進延安地區人民醫院傳染科18床，檢查結果為，肝硬化腹水，伴有黃疸。延安宣傳部認為必須要向作協通告病情，但路遙堅持保密。陝西省委在7月份已正式擬任他為作協陝西分會主席，但結果還沒有最後公布。
但訊息傳開，省委很快派人來，安排他住進省城的西京醫院肝病治療中心。厚夫曾去醫院探望，見他又瘦又小，滿臉焦黑，在病床上蜷曲著，像一堆燃過了旺火的焦炭。妻子林達已在北京的中國新聞社上班。
雖然有醫院的全力搶救，1992年11月17日早晨8點20分，路遙去世，享年43歲。林達於18日晚飛回西安，處理丈夫的後事。
賈平凹說：「他是一個優秀的作家，他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個氣勢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乾渴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