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學：
大家好，我是王澍。剛才小撒說到很多人不知道普利茲克獎，其實這個不奇怪，因為這個獎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呢，多少代的建築師想得都得不到，最後居然被一個以叛逆著稱，一直到今天幾乎仍然工作和奮鬥的建築師所獲得，很多人都跌下了他的眼鏡。所以如果說在中國的建築界，你要找一個人，說他從青年時代開始就以叛逆著稱，而且一直叛逆到他的成年，我想我肯定是其中之一，而且比較突出。很多人說叛逆，你憑什麼叛逆，青春期有一種莫名的情緒，就是叛逆。
青春期大家其實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情緒，你的那種活力。你面對的這個社會，有點不可知的一個狀態；很多的成年人都在教訓你，讓你這樣讓你那樣；你又不太反駁得過他們，但同時你隱隱地知道，他們好像也不完全是對的。就是那樣的一種情緒，那麼大家可能會有個問題，這樣的一個人，他是什麼時候開始，是這樣一個狀態。
因為這個狀態對於學生來說不太正常，連我自己都覺得奇怪，你不可以想像我的，比如中學是什麼樣子的。我中學時是一個標準的好孩子，好到什麼程度呢，從入校開始我就一直是班長、團支部書記、西安市市級三好學生。那麼這樣的一個好學生，怎麼可能後來會變成如此叛逆的學生？
有一件小事兒和我後來特別有關係，我記得我當時在中學的時候有一堂課就是歷史，在讀歷史課的同時我看兩本書，一本叫《法國大革命史》，一本是馮友蘭先生的《中國通史》。那兩本史看完之後再看課本，那課本就可以直接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因為它太幼稚、太簡單，歷史被他們概括得幾乎就變成了沒有。我記得我上課的時候，我們那個老師是剛畢業的一個年輕老師，我坐在第一排，他就老有點狐疑。因為他講的其實不多，發現那個學生拿著本在那寫，寫的內容好像遠遠超出他在課堂上所講的。下課的時候他說能不能把你的筆記本給我，讓我看看。我就給他看，他說能不能讓我帶回家去看看，我說行。第二次上歷史課的時候，他就說，他說：「這個學生，將來一定是不得了的。」
我進大學，那時候是南京工學院。我剛一進大學，每個系選一個學生做學生代表，在一間小會議室里聽校長訓話，我就是建築系的學生代表，如果我不足夠好的話 ，在那個年代是根本不可能被挑選去聽校長訓話的。我們的校長很有名,他是錢鍾書先生的弟弟——錢鍾韓，一個叛逆的校長。我記得印象很清楚，那次訓話他的一個核心的話「什麼是好學生 」好學生就是那種敢向老師挑戰的學生。他說：「你們不要以為你們那些老師都多麼的了不起，很多人就是在混日子，如果你提前三天對你所上的課做認真的準備，你在課堂上問三個問題就有可能讓你的老師啞口無言，他就下不了台，這樣的學生才是好學生。」這個對我的衝擊很大，但是也讓我很振奮，因為我突然意識到我來對地方了，大學這才是我想來的地方。
很多人後來問我說你大學學習你的秘訣是什麼，我說很簡單就是自學。當錢鍾韓校長說你要比老師備課更勤奮的時候，我就是這麼做的。我是很早就發現有一個好地方叫圖書館，完了我很早就進了圖書館，我開始看所有那些課堂上沒有教過的東西。大學二年級，我當時就開始放話了，我說已經沒有老師能教我了，因為他們講的東西和我看的東西一對比，膚淺、幼稚、保守、陳舊就這八個字。當然我這樣做其實確實引起我很多同學的緊張，我記得我夜裡十二點鐘睡覺，我睡在上鋪，看出去我同寢室的同學拿著黑格爾的哲學史還坐在樓梯上在看，不睡覺，因為樓梯的燈還亮著。造成了一種壓力，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態。
再一次所謂的叛逆的時候，就是剛才說的我寫了一篇重量級的文章叫做作《破碎背後的邏輯——中國當代建築學的危機》。這篇文章從梁思成一直評到我當時的導師十幾個先生。因為我當時覺得很奇怪，中國的這個學問是怎麼做的，不痛不癢，所有的東西都是含含糊糊說兩句。如果永遠都這樣不說下去的話，那我們肯定是這樣，我們的水平停留在1930年代，確實是不會再變化了。所以我當時寫了這樣一篇文章，沒有人給我發表，其實我也沒所謂，因為這篇文章是給自己寫的。一個人如果說要有點牛氣，就要這樣。基本上我今天，一直到現在，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只是把我1987年寫的這篇文章，我所說的，我認為可能要發生的，我認為應該這樣去做，朝這個方向去走的。其實在那篇文章里，基本上說清楚了，但是怎麼做出來，說完了是不算的。我為了實踐我當時所說的，又花了二十五年來實踐我所說的。
當然碩士畢業的那個事情大家可能有些人是知道的，碩士畢業的時候其實我完全可以用我前一篇文章作畢業論文，但是我寫了另外一篇，因為我覺得還有些事情沒說清楚。論文的題目叫《死屋手記》，其實對整個當時中國建築界的現狀，建築教育的現狀，包括我們自己那個學校的現狀，一個影射。但是它的實質是對當時大家熱衷地在追逐的西方現代建築的基本觀念的再認識和再批判。大家可能會知道，就是我這個論文第一輪全票通過了，但是在學術委員會表決的時候，他們取消了我的碩士學位，因為這個學生實在是太狂，所以他們沒有給我學位。當然這個對我沒有打擊，我覺得我那時候已經書讀到有一點點超脫。
當然很多人的叛逆可能就是青年一段，而我好像時間更長。1992年春天到來，改革開放新的一輪開始了，遍地是錢，建築師的好日子到了。就在這個時刻，我選擇了退隱，因為我不想做很多東西來禍害這個世界。不幸被我言中，後來的十年裡頭，有無數的中國建築師做了大量的東西，在禍害這個國家。他們摧毀了我們的文化，徹底讓中國的城市和鄉村發生了巨大的面貌的改變。但是我想很少有人想過他們在幹嗎？他們為什麼這樣做？沒有人這樣子真正地認真地去想。我覺得我的憨笨這時候幫助了我，就是我想不清楚，我就不敢做了。所以那個十年裡頭。我做了一些小工程，改造老建築。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向工匠學習，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學校里沒教過的。工人每天早晨八點上班，十二點下班。我從第一天開始我八點鐘就站在現場，夜裡十二點跟工人一起下班。我當時說我說我一定要看清楚這工地上每一根釘子是怎麼釘進去的，全部要看清楚。我們在學校里學到的是知識，是讀書，但是很少學如何動手做事，這個特重要。我到後來，到今天為止我做任何東西底氣十足是因為最低的那個底牌我都已經摸過了，我當然有底氣。當然人有的時候會有一點恍惚，我吃飯的時候突然發現，我說我一個研究生畢業整天跟一群外來務工人員坐在一起吃飯，好像這個社會階層是不是混錯了。但我學到大量的東西，就在這個時候，為我後來1998年再出山，其實做了充分的準備。所以後來很多人問我說，你有沒有什麼人生諫言來支撐你，其中一句話，我就說是叫「時刻準備著。」就當機會到來的時候，你是做了充分的準備的。完了到2000年之後，突然就有人對我做的這種設計有興趣了，就接二連三地有人開始來找我，而且都說這句話。我們想做一個現代建築，但是一定要有中國的感覺，而且不是那種表面的。我們反覆訪問過，也許在中國只有你能做，你是我們的唯一選擇。
到我第三個十年的時候，其實沒有像大家想像的那麼艱難，第三個十年對我來說應該說是相當順利。儘管在過程當中，會有一些，比如說爭辯，這是難免的。所以讓大家接受一個建築，完全顛覆性地改變並不容易。所以我形容一個好建築的誕生是什麼？就是你一開始有一個很純粹的，帶有理想一樣的想法，完了你要像長征一樣的經過很多的險阻，中間每一次都是有人想摧毀你、否定你，你必須能夠做到百折不撓，而且要說服大家，最後走到終點。你還保持了你最初理想的那個純度，沒有半分的減損，甚至更加地堅硬，這就是一個好的建築師。
所以我記得有一個很可愛的甲方，就我當時做寧波博物館的時候，他說：「王老師你到底怎麼想的，我們設計的這個地方，新的CBD(中心商務區)，我們寧波人管它叫小曼哈頓，可是你用了這麼髒的材料做了這樣一個黑乎乎的東西放在這裡，跟小曼哈頓的感覺完全不相稱，你到底怎麼想的？」我說：「這樣說吧，我們實際上是想做一個新東西，這個設計傳統里有沒有？」他說：「沒有。」我說：「現代建築裡頭你見過這樣的設計沒有？」他說：「好像也沒見過。」「那麼我們是不是在做一個全新的東西？」他說：「是的。」「全新的東西是不是大家都沒有把握？」他說：「是的。」「那麼在這一桌子沒有把握的人當中誰最有把握？是不是我？」他說：「是的。」我說：「那你就得聽我的。」當然後來很有意思，這個建築建成之後，甲方總結最後大家的反響，對寧波博物館的反響。他叫四滿意：民眾滿意、專家滿意、領導滿意、我們滿意、全都滿意。但對我來說最感動的是我碰到很多的觀眾，會去一個博物館短時間內去三次四次五次。我說為什麼，他說因為這個地方全部被拆光了，變成一個新城了，只有在這座建築上我能夠找到我過去生活的痕跡。
我是為此而來，我聽了非常地感動，但是有的時候也非常地酸楚。我記得我九十年代初做這個反叛的時候，那時候還沒有什麼計算機，我沒有想到這幾乎像預言性質的，預言到今天計算機泛濫的年代建築變得如此地乾枯抽象和概念化，而我所主張的這條經驗性的，以人的真實生活經驗為基礎的建築，反而變成了另類，變成了新探索。這時候你會意識到你真的是做了點事情，這個事情不僅是關於中國文化的，還甚至超越了中國文化的國界，它帶有某種普遍性的價值與意義。但不管怎麼樣說，回顧整個我自己的這樣一個人生歷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一個人一定要對自己的內心非常地真誠。其實我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堅持自己的內心，並努力地去實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