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學：
大家好！我在台北曾經主持過劇團，然後也在學校教過書，帶過學生，面對不少年輕人。我記得有好幾次，有好幾個年輕人，曾經跟我有過這樣的對話，他因為馬上高中畢業要考大學，或者是大學馬上要畢業要進入社會，有點不知道填什麼志願，選什麼行業，不知道何去何從。我說別想太複雜，你就要問自己一個問題，你的興趣是什麼？對不對？對方就一愣，然後陷入苦思之後回答我說，不知道。
我回到家之後我就開始很認真思考這個事，每個人不是從小到大都有些什麼喜歡這個喜歡那個，有人喜歡玩一些什麼花花草草，然後有人喜歡給洋娃娃穿不同的衣服，有人喜歡打鼓，有人喜歡玩汽車模型，玩飛機模型，然後有人喜歡唱歌跳舞，有人喜歡畫畫，這不都是興趣嘛。按這個興趣有一天還可以發揚光大，搞不好會變成你的工作，你的事業。我就問我自己，我的興趣是什麼？我在台北，舞台劇這個圈子裡，我擔任編劇，擔任導演，也做演員，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興趣。朋友還問我說，你三件事都來，你怎麼形容你自己在做的事？我說我是一個說故事的人，我的興趣就是故事這個事兒。
我現在講我童年我覺得最最重要的一個畫面，那是一個貧窮的年代，沒有電視機。這個事情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整個晚上沒有節目，沒有任何事情發生，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發獃。然後有時候晚上你會看著滿天的星星，看久你會發現很奇怪，你跟星星的距離會開始變，你好像覺得自己快要飛起來了，然後你會發現自己心裏面出現一些聲音，好像對話。「你在看我嗎？你知道我是誰嗎？你可不可以露個面出個聲音讓我看一看，聽一聽，你是誰？你可不可以告訴我，我站在這裡是為什麼？我這個人活著是為什麼？你可不可以告訴我，有一天我是不是會死？我在幹什麼呢？」完全的自編自導自演。這個事在當時來講叫作窮極無聊，不過長大以後我還蠻喜歡這個動作的，我覺得生命當中必須有這個有意思的留白，它會逼使你出現一些生命當中想像不到的東西。
自言自語的方式會變，它後來會變成寫日記，寫信，寫些雜文，或者是寫些散文一些詩，其實說穿了，我是一個標標準準的文藝青年。然後這個文藝青年在十五歲的時候，他讀了台灣南部的一個屏東農專畜牧獸醫科。因為我想躲避大學聯考，高考。因為我覺得讀書是一個很快樂的事情，它必須是很快樂的事情，可是面對大學聯考，它根本就不可能快樂，而且它很扭曲很變態，那是我主觀的感受。而且我覺得我讀農專，還有個好處，是那學校不會給我太大的學業壓力，所以我可以利用大量的課外時間去我最愛去的地方，去書店，去電影院，最後我也這麼做了。我還記得我雙腳踏進書店的時候，心中的那種狂喜，我就一個字可以來形容我當時的狀態，叫作「餓」，飢餓的「餓」。好像多少年我沒吃一頓好東西了，現在突然把我置身這個世界級的美食餐廳，隨便我吃，隨便我拿，隨便我用。天哪！我這手伸出去一本一本(拿)下來讀的時候，我看見這手高興得在那發抖，一本接著一本讀，我在那邊不能停，因為太高興了。沒有任何人逼我這麼做，只有一個人逼我，就是我自己。好像我童年的時候，那些望著滿天星星的那些自言自語，我可以在這個地方找到我要的答案。有一天有一本書出現了，那本書叫作《黑澤明的電影藝術》。我覺得天哪，作為一個電影導演，真的是好神聖好偉大的事情，我整個人好像被燃燒起來。是不是表示那個時候，我就心裏面已經開始自我期許將來要去當一個導演，還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個東西在跟我招手，強烈地吸引我往那個地方走。然後農專畢業了，我在養豬的牧場做事，因為我要給我爸爸媽媽一個交待。他們幫我出了錢讀書，付學費，那我現在有學以致用，我沒有不務正業。天天跟那個豬面對面，我記得我還經常帶著一個吉他，跑到那個豬圈當中一坐，自彈自唱，因為我希望那個氣氛愉快一點，那群豬就圍著我轉。我一手把這些豬拉扯大，從它們一出生，我幫它們接生，我幫它們剪臍帶，幫它們剪牙，再大一點，我還幫它們送終，送終什麼意思啊，就是送屠宰場。那個經驗真不是很好的經驗，因為那個方式不太人道，我當下心中有極大的難堪，我發現我只是一個商業體制底下的一個很小的生產道具，養豬這個事變得完全不浪漫。我突然對我自己說：「夠了夠了夠了，我看豬已經看夠了，我要去看人了。」
然後我就跟牧場告辭了，也是跟住在南部的父母親告辭。我說我要去台北找工作。我的天啊，其實我根本說不清楚我要做什麼，然後老人家那會還掉了眼淚。到了台北我找著工作，叫作出苦力。我為什麼找出苦力的工作呢？我也是有理由的，因為我覺得我大腦非常重要，我的大腦不可以花任何力氣在那些什麼上班打卡，穿西裝打領帶吹冷氣，然後打計算機畫圖表，我覺得太便宜了。我大腦只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讀書寫字創作。然後我找著的工作叫作倉庫管理員，下班時間一到，我把我的紙跟筆拿出來，開始寫我這一輩子第一個劇本。字斟句酌地慢慢寫慢慢寫，旁邊那些小工在那邊看電視，喝酒，打撲克牌，聊女人，我這邊充耳不聞。十個月，你知道十個月有多長，跟女人懷胎一樣，懷了十個月把第一個劇本寫完，寫完之後在最後一頁寫，劇終。劇本合起來，放到抽屜，關起來，這個事就完了。我沒有想把這個劇本拿去給任何人看或者拿給誰發表，或者做什麼其他用途，我想都沒想過，我寫它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我要寫它，寫完了這事情就沒有了，完了。
在當倉庫管理員那段時間，我還常常跟朋友到台北去看一些舞台劇，那個時候台北的舞台劇叫沙漠，就是全都是一些陳腔濫調，一些教條主義，一些沒有營養的東西。然後每看每罵，然後我心裡想，罵幹嘛呢？罵太容易了，有本事你自己乾。我那個時候會做一件事，要說服人家參加我的劇團，我經常遇到一個對話，一模一樣的對話，對方就望著我說：「喔喔，你要成立劇團啊，很棒很棒，我可不可以請問一下，你們有沒有錢哪？「我就據實回答：」沒有，一毛都沒有。「對方就點頭微笑，然後用手在肩膀上拍，一個點頭。他的潛台詞我完全讀得懂——」理想主義，不錯不錯，沒錢？有一天你會死得很難看。「我就不信邪，沒錢就不能做演出？我告訴你，我偏偏要做這個事，我就是要一毛錢沒有我還是要演給你看，天空就是我的屋頂，大地就是我的舞台，我就這麼演給你看。而且我說穿了，一個人是為興趣跑，這「跑」就不叫跑了，叫「玩」，那既然是玩，答案很清楚嘛，再苦再累再窮，都不苦不累不窮。這一幫人集合了，那是1979年的一個夏天，我站在門口，就開張之日，整個人在那邊等，我一望去有來了二三十個人，陸陸續續地都來了，我看看這些人的形象怎麼不太好，亂七八糟衣服，然後爛短褲，什麼爛球鞋，什麼拖鞋涼鞋，感覺不太像是要搞劇團，有點像是在菜市場碰到一幫人，形象不怎麼良好。可是我告訴你，他們把自己白天上的班當作副業，他們把來這兒當作主業，而這個地方是零酬勞，沒有名沒有利，光沖這一點就知道，這一幫人不是等閒人士。他們對生活的態度，他們對生命的那種，對藝術的執著，絕不是一般人。
他們每個人心裡想，我們可能要成立一個劇團了，可是我心裡想，我們好像要成立一個丐幫了。然後我們給自己劇團也取了一個名字叫作「蘭陵」。一年半之後，我們回到現實，我們要演出了，我們手上沒有一毛錢。有一個大禮堂，擱著沒用，他們提供給我們，我說好啊，不用白不用，我們就有一個場地了。沒服裝啊，我們每個人自己掏腰包，買了個功夫褲穿身上，因為我們劇中需要一些肢體表演。沒有燈光，我們每個人從家裡面搬那個爸爸媽媽打痲將的痲將燈，然後你搬一個，我搬一個，那個線不夠長，再買一個延長線，這麼一插，燈就亮了。然後沒有宣傳，我們自己打開紙，拿著筆自己畫海報，畫完之後再到台灣大學、師範大學門口牆上貼。沒化妝沒關係，素顏上去也可以演，演出那天觀眾席坐了二三十個人，人不多，但是其中大部分是台北文化界精英，然後我記得他們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他說：「台北市等你們這群人等了很久了，你們終於來了，你們要演下去，求求你們拜託你們，你們一定要演下去。」
好了，我不是說嘛，我們沒有花什麼錢，破破爛爛的條件，貧窮的劇場，我們一樣演出了。但是關心的朋友不免會說好好好，你們值得鼓掌，值得加油，但是你們還是不免有三餐不濟的時候，你們也總有付房租的時候，你們怎麼對付？我說個事兒吧，我有一個朋友，一個很有名的台灣的女作家，她叫李昂。他們家境很好，我到他們家做客，吃飯吃吃吃，我就說哇，桌上菜這麼多，都好好吃啊。吃得差不多的時候，我就說，你們平常都這樣吃的啊，那你們每次都吃不完，你們都怎麼辦呢？她說，還能怎麼辦呢。我說我來替你們做一下義務的食客呀什麼的，她說很好，歡迎歡迎。我說別急著歡迎啊，我們可以把條件先說清楚好嗎？第一，我不定時來。但是我來之前我先打電話，我說今天有沒有剩飯，你說有，你說方便，方便我才來。第二，我來的時候只吃剩飯，你們家裡人撤了，全部吃完了，擺的是剩飯剩菜，講好了是剩飯剩菜，不可以因為我來你故意加一個菜，這是。必須是剩飯剩菜，她說這樣子也可以啊。還有我吃這個剩飯剩菜的時候旁邊不可以站著人，你旁邊站個人，你跟我很客氣地點頭，那我就必須很客氣地回以」嘿嘿嘿「這就叫社交，這叫客套，怎麼樣？就不專業。我要很專業地吃，沒有任何多餘的廢話，吃完之後很乾淨地專業地走，說再見的時候不可以有人在那邊跟我說再見，這麼一社交一客套，我就覺得我下次不會來了，我就覺得心裡有負擔。她說好我就依著你。我也這麼做了，吃了好幾回，吃得好開心，覺得把我最近缺的營養都補回來了，然後我心裡想，我只要有三十個這樣的朋友，我一個月可以過得還蠻富足的。我還有個學生啊，結婚的時候跟我說：「老師，這麼重要的日子你一定要到場。我說別了，我沒有錢，我不去。」他說：「老師，不要你的錢，我要你這個人，因為這個日子對我講意義太大了，你一定要在。「我說好好好，我們把條件說清楚啊。條件一是你要真心真意地求我，你玩假的我就不來。他說太真了，老師真的求求你來。我說好，來。」我沒有紅包。「」不用你的紅包。「我說不給紅包，但是我要打包。因為我發現酒席當中很習慣浪費很多菜，我看不過去。」沒有問題，你來我幫你打包。「他說。後來他們就真的幫我打包，每次吃酒席吃了一半，我看時間差不多了，別在這混了，就想走。他們一看，金老師要走了，就開始嚷嚷，開始打包，好幾個桌子一起動，塑膠袋拿出來。我說慢點慢點，客人還吃一半，人家客人好尷尬。經常提一大包小包回家，好沉，但是好補。我說這些事兒，除了好玩，除了說明我的臉皮很厚以外有個很重要的事情，說明我們這種窮是完全不需要自卑的，完全不需要臉紅的。甚至於反過來，我們要小心我們心裡的自大，不要輕易被對方察覺。我們自大什麼東西？我深深知道我們在幹什麼，我們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我們把我們的頭腦，我們的智慧我們的創作，拿出來給這個社會給這些人群，我們做的事情太重要了，以至於我們沒有那個閒工夫賺那個閒錢。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這個窮，不是窮，是富；不是缺，是足。從某種含義來說，我們是這個城市的一種貴族。
到1980年，我們的劇團得到一個機會，參加了台北市的一個劇展，於是我們走上了正式的舞台，做正式的演出，那是第一次，簡單地說吧，那天晚上一炮而紅。首演那天晚上，觀眾在劇院裡面那個歡呼聲，那個鼓掌聲，幾乎把那個屋頂快掀掉了，好半天發現，沒看見金先生，敲我的門把我拽出來，你哭什麼啊？幹嗎呀你？我在鬧情緒，我在鬧彆扭。我很不喜歡當下的一種感覺，一種叫成功的感覺。成什麼功啊，我們慶什麼功啊，你知道這個社會有時候很便宜喔，把你莫名其妙捧到一個高度，然後對著你鼓掌。「哇，你好高啊！」然後你莫名其妙就覺得自己真有那麼高，我覺得那種榮耀是一種假的。我舉一個例子，就是我如果到學校讀書，就一件事嘛，是什麼？為了求知慾。與獎狀無關，與你第一名我第二名，誰第三名無關，與那些通通無關，我們如果到學校讀書，只有一件事會發生，就是我來讀書，因為我想知道。
這兩三年我在大陸跟台灣忙著演出一個舞台劇，叫作《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那是一個探討生命和死亡的戲，相當受到好評。然後去年在上海呢，就有一個白玉蘭和壹戲劇大賞同時各頒給我一個獎，記者就說：「哇，金老師你一下得的這個獎好豐收啊。」忙著追問說我得獎的感受。我還照實說了，我說，非常感激，但是坦白講，我從小到大對獎這個東西沒有任何概念和感受，沒有任何想像，所以我現在有點手足無措。我覺得我這個人其實在做什麼，我就好像一個長跑者，我唯一在做一件事情，我在跑，繼續跑，烈日當頭我在跑，跑到半道上，突然有個人跑出來：「來一杯水給你，給你喝。」我說：「喔，謝謝。」我覺得這杯水就是那個獎，我還來不及看清楚，我就把水喝了，然後說謝謝，我繼續跑。
我非常高興也非常幸運，我跑這個事情是因為我自己的興趣而跑，它是自我的一個人生的完成。我覺得跟自己的興趣相處，這是我的幸運。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可以擁有這個幸運，發現自己的興趣，然後發展它，落實它。有生之年，如果跟你的興趣可以合二為一，我覺得那是非常幸運而且應該的，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