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字相傳是黃帝的史官叫倉頡的造的。這倉頡據說有四隻眼睛，他看見了地上的獸蹄兒鳥爪兒印著的痕跡，靈感湧上心頭，便造起文字來。
文字的作用太偉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聖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進人的能力，也可以增進人的巧詐。倉頡洩漏了天機，卻將人教壞了。所以他造字的時候，「天雨粟，鬼夜哭。」
人有了文字，會變機靈了，會爭著去作那容易賺錢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種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夠吃的，所以降下米來讓他們存著救急。鬼也怕這些機靈人用文字來制他們，所以夜裡嚎哭；文字原是有巫術的作用的。
但倉頡造字的傳說，戰國末期才有。那時人並不都相信；如《易》《繫辭》裡就只說文字是「後世聖人」造出來的。這「後世聖人」不止一人，是許多人。我們知道，文字不斷的在演變著；說是一人獨創，是不可能的。《繫辭》的話自然合理得多。
「倉額造字說」也不是憑空起來的。秦以前是文字發生與演化的時代，字型因世因國而不同，官書雖是系統相承，民間書卻極為龐雜。到了戰國末期，政治方面，學術方面，都感到統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統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識之中。這時候抬出一個造字的聖人，實在是統一文字的預備工夫，好教人知道「一個」聖人造的字當然是該一致的。
《荀子》《解蔽篇》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一」是「專一」的意思，這兒只說倉頡是個整理文字的專家，並不曾說他是造字的人；可見得那時「倉頡造字說」還沒有凝成定型。但是，倉頡究竟是甚麼人呢？照近人的解釋，「倉頡」的字音近於「商契」，造字的也許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義；古代用刀筆刻字，文字有「書契」的名稱。可能的因為這點聯繫，商契便傳為造字的聖人。事實上商契也許和造字全然無涉，但這個傳說卻暗示著文字起於夏商之間。這個暗示也許是值得相信的。至於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始見於《說文序》。「倉頡造字說」大概凝定於漢初，那時還沒有定出他是那一代的人；《說文序》所稱，顯然是後來加添的枝葉了。
識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禮》《保氏》說貴族子弟八歲入國小，先生教給他們識字。秦以前字型非常龐雜，貴族子弟所學的，大約只是官書罷了。秦始皇統一了天下，他也統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國書，別體漸歸淘汰，識字便簡易多了。這時候貴族階級已經沒有了，所以漸漸注重一般的識字教育。到了漢代，考試史、尚書史（書記秘書）等官兒，都只憑識字的程度；識字教育更注重了。
識字需要字書。相傳最古的字書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這部書已經佚去，但許慎《說文解字》裡收了好些「籀文」，又稱為「大篆」，字型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簡直一樣。所以現在相信這只是始皇以前秦國的字書。「史籀」是「書記必讀」的意思，只是書名。不是人名。
始皇為了統一文字，教李斯作了《倉頡篇》七章，趙高作了《愛歷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學篇》七章。所選的字，大部分還是《史籀篇》裡的，但字型以當時通用的小篆為準，便與「籀文」略有不同。這些是當時官定的標準字書。有了標準字書，文字統一就容易進行了。漢初，教書先生將這三篇合為一書，單稱為《倉頡篇》。秦代那三種字書都不傳了；漢代這個《倉頡篇》，現在殘存著一部分。西漢時期還有些人作了些字書，所選的字大致和這個《倉頡篇》差不多。就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還存留著。《倉頡》殘篇四字一句，兩句一韻。《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後半七字一句，兩句一韻；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沒有說解。這些書和後世「日用雜字」相似，按事類收字——所謂分章或分部，都據事類而言。這些一面供教授學童用，一面供民眾檢閱用，所收約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書。
東漢和帝時，有個許慎，作了一部《說文解字》。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字書。經典和別的字書裡的字，他都搜羅在他的書裡，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魯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書」及張倉所獻《春秋左氏傳》的字型，大概是晚周民間的別體字。許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將九千字分屬五百四十部首。書中每字都有說解，用晚周人作的《爾雅》、揚雄的《方言》，以及經典的注文的體例。
這部書意在幫助人通讀古書，並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漢的字書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讓後人可以溯源沿流；現在我們要認識商周文字，探尋漢以來字型演變的軌跡，都得憑這部書。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義也得靠它。
研究文字的形、音、義的，以前叫「國小」，現在叫文字學。從前學問限於經典，所以說研究學問必須從國小入手；現在學問的範圍是廣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還得從文字學入手。《說文解字》是文字學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門徑。
《說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說是書裡也搜羅了古器物銘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漢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當時也不會有拓本，那些銘文，許慎能見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書裡還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間書，再古的可以說是沒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得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時有了好些金石圖錄考釋的書。
「金」是銅器，銅器的銘文稱為金文。銅器里鐘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稱為鐘鼎文。這些銘文都是記事的。而宋以來發見的銅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兩周的文字。
清代古器物出土得更多，而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陽發現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劃時代的。甲是龜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鑽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紀錄。這稱為甲骨文，又稱為卜辭，是盤庚（約西元前一三〇〇）以後的商代文字。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
甲骨文、金文，以及《說文》裡所謂「古文」，還有籀文，現在統統算作古文字，這些大部分是文字統一以前的官書。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鑄」的。鑄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銅。古代書寫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鑄」外，還有「書」和「印」，因用的材料而異。「書」用筆，竹木簡以及帛和紙上用「書」。「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古代用竹木簡最多，戰國才有帛，紙是漢代才有的。筆出現於商代，卻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簡、帛、紙，都容易壞，漢以前的，已經蕩然無存了。
造字和用字有六個條例，稱為「六書」。「六書」這個總名初見於《周禮》，但六書的各個的名字到漢人的書裡才見。
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
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號，指示那無形的事類，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點，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
三是「會意」，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為一個字，這一個字的意義是那幾個字的意義積成的，如「止」「戈」為「武」，「人」「言」為「信」等。
四是「形聲」，也是兩個字合成一個字，但一個字是形，一個字是聲；形聲意符，聲是音標。如「江」「河」兩字，「氵」（水）是形，「工」「可」是聲。但聲也有兼義的。如「淺」「錢」「賤」三字，「水」「金」「貝」是形，同以「戔」為聲；但水小為「淺」，金小為「錢」，貝小為「賤」，三字共有的這個「小」的意義，正是從「戔」字來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都是造字的條例；形聲最便，用處最大，所以我們的形聲字最多。
五是「轉注」，就是互訓。兩個字或兩個以上的字，意義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釋的，便是轉注字，也可以叫做同義字。如「考」「老」等字，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後者不同形不同部，卻都可以「轉注」。同義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語言演變的緣故。
六是「假借」，語言裡有許多有音無形的字，借了別的同音的字，當作那個意義用。如代名詞，「予」「汝」「彼」等，形況字「猶豫」「孟浪」「關關」「突如」等，虛助字「於」「以」「與」「而」「則」「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義是「發號」，借為縣令的「令」；「長」本義是「久遠」，借為縣長的「長」。「縣令」「縣長」是「令」「長」的引申義。
假借本因有音無字，但以後本來有字的也借用別的字。所以我們現在所用的字，本義的少，引申義的多，一字數義，便是這樣來的。這可見假借的用處也很廣大。但一字借成數義，頗不容易分別。晉以來通行了四聲，這才將同一字分讀幾個音，讓意義分得開些。如「久遠」的「長」（chang）平聲，「縣長」的「長」(zhang)讀上聲之類。這樣，一個字便變成幾個字了。轉注、假借都是用字的條例。
象形字本於圖畫。初民常以畫記名，以畫記事，這便是象形的源頭。但文字本於語言，語言發於聲音，以某聲命物，某聲便是那物的名字。這是「名」，「名」該只指聲音而言。畫出那物形的大概，是象形字。
「文字」與「字」都是通稱，分析地說，象形的字該叫做「文」，「文」是「錯畫」的意思。「文」本於「名」，如先有「日」名，才會有「日」這個「文」，「名」就是「文」的聲音。但物類無窮，不能一一造「文」，便只得用假借字。假借字以聲為主，也可以叫做「名」。一字借為數字，後世用四聲分別，古代卻用偏旁分別，這便是形聲字。
如「」本象箕形，是「文」，它的「名」是「」。而日期的「期」，旗幟的「旗」，麒麟的「麒」等，在語言中與「」同聲，卻無專字，便都借用「」字。後來才加「月」為「期」，加「」為「旗」，加「鹿」為「麒」，一個字變成了幾個字。嚴格地說，形聲字才該叫做「字」，「字」是「孽乳而漸多」的意思。象形有抽象作用，如一畫可以代表任何一物，「」（上）「」（下）「一」「二」「三」其實都可以說是象形。象形又有指示作用，如「刀」字上加一點，表明刃在那裡。這樣，舊時所謂指事字其實都可以歸入象形字。
象形還有會合作用，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子，表示一個意義，那麼，舊時所謂會意字其實也可以歸入象形字。但會合成功的不是「文」，也該是「字」。象形字、假借字、形聲字，是文字發展的邏輯的程式，但甲骨文里三種字都已經有了。這裡所說的程式，是近人新說，和「六書說」頗有出入。「六書說」原有些不完備不清楚的地方，新說加以補充修正，似乎更可信些。
秦以後只是書()體演變的時代。演變的主因是套用，演變的方向是簡易。始皇用小篆統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隸書」。當時公事忙，文書多，書記雖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書，卻不免寫得草率些。日子長了，這樣寫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體，稱為「隸書」，因為是給徒隸等下級辦公人看的。這種字型究竟和小篆差不多。到了漢末，才漸漸變了，橢圓的變為扁方的，「斂筆」變為「挑筆」。這是所謂漢隸，是隸書的標準。晉唐之間，又稱為「八分書」。漢初還有草書，從隸書變化，更為簡便。這從清末以來在新疆和敦煌發現的漢晉間的木簡里最能見出。這種草書，各字分開，還帶著挑筆，稱為「章草」。魏晉之際，又嫌挑筆費事，改為斂筆，字字連書，以一行或一節為單位。這稱為「今草」。
隸書方整，去了挑筆，又變為「正書」。這起於魏代。晉唐之間，卻稱為「隸書」，而稱漢隸為「八分書」。晉代也稱為「楷書」。宋代又改稱為「真書」。正書本也是扁方的，到陳隋的時候，漸漸變方了。到了唐代，又漸漸變長了。這是為了好看。
正書簡化，便成「行書」，起於晉代。大概正書不免於拘，草書不免於放，行書介乎兩者之間，最為適用。但現在還通用著正書，而輔以行草。一方面卻提倡民間的「簡筆字」，將正書、行書再行簡化。這也還是求套用便利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