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朋友第一次來上海，他很忙，卻也抽空來看我。我們只談了半個多小時，因為他擔心談久了我的聲音可能嘶啞，我自己也害怕興奮起來，容易「筋疲力盡」。我很想避開那些使人激動的話題，但是我經常打著「講真話」的大旗，接待遠道來訪的客人，又不便發一些違心之論，敷衍了事，況且如今社會空氣大有改變，朋友見面也並不需要交換歌功頌德的「大路貨」了。這樣我們就直截了當地談起所謂「官氣」來。他現在是官，因此強調不讓自己染上官氣。我說這很好，有些人本來不是官，卻有不少的官氣。我不是在開玩笑，可以說這是我幾十年經驗的總結。我這個人有個毛病，平日我喜歡講一句話：「沒有關係」，仿佛什麼事情都不在乎，都不放在心上。可是事後我總要認真地想一想。「認真」的結果我發現了一個警句：話講得越漂亮的人做起事來越不漂亮。我又用這個警句來核對自己那些文章中的豪言壯語，不能不感到驚奇：那麼多的空話！我是這樣，別人呢？我的話還不是從別人那裡販來的！
那麼哪裡來的官氣呢？我們這裡只有人民的「公僕」。大家都在「為人民服務」。我曾經這樣向人報喜，也經常聽到別人這樣對我宣傳。我們都說：「日子越過越好」，也相信「人越變越好」。在「文革」到來之前我的確就是這樣地混日子，我用一個混字，因為我只說空話，沒有乾實事。一次接一次開不完的會，一本接一本記錄不完的筆記，一張接一張廢話寫不完的手稿！於是「文革」開場，我臉上的人皮不客氣地給剝了下來，我毫不留情地被降級為「牛」。再用不著那一切虛假的報喜了。我既然是「牛」，當然不會有人為我「服務」，我只好接受非人的待遇。不單是我，許多以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當時和我一起給關在「牛棚」里的人，都是這樣。從此一切都靠自己動手，各種奇恥大辱都甘心忍受。造反派在本單位張貼大字報「勒令」我們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他們不僅在本單位橫行霸道，還可以帶著大字報到別的單位去造反，去揪人。總之，他們幹得很成功。一連十年我們除了有時拚命背誦「老三篇」①之外，就不懂什麼是「為人民服務」。對付我們只有用「勞動改造」。這就是說，沒有人為我們服務，我們也沒有「資格」、沒有「權利」為別人服務，服務成為極其光榮的事情，正如「同志」是極其光榮的稱呼。我們都沒有份。十年中間我並沒有感覺到人和人的關係「越變越好」，只知道「人」和「牛」的關係越變越壞。為人民服務的人似乎都高人一等，當然高高在上，幹這種工作都好像在衙門裡辦公。我們即使走進一家商店購買物品，也不像一個顧客，倒像要求施捨的乞丐。我們得到的常常是無禮的訓斥。
我記起來了，一九六二年我在北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結束我動身返滬的前一天下午，我一個人坐在飯店的餐廳里在意見簿上寫了一大段感謝的話，那個時候我有那麼多的感情，因為我在那裡受到了親切的、兄弟般的接待，但是在「文革」之後我再也沒有找到那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了。到處都有一種官氣，一種壓力；我走到許多地方都覺得透不過氣來。但我卻並不感到不自然，好像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環境。固然牛棚給拆除了，可是我還有一根尾巴，仍然低人一等。因此即使天天叫嚷「為人民服務」，對某些人還是不必落實政策；因此我雖然處處碰壁，自己也心安理得，仿佛這是命中注定，用不著多發牢騷。
說老實話，「文革」十年，我的確深受教育，對任何事情，或者讀什麼文章，看什麼報導，聽什麼人講話，總要把自己擺進去，動腦筋想一想，然後才發表意見，是緊跟還是不跟。總之，要先弄清楚是真話還是假話。過去我不相信人可以販賣假貨過日子，到了我自己不知羞恥地信口開河、指鹿為馬，我才明白在那些日子人只有賣假藥、販假貨才能夠保住性命，所謂「文化大革命」就是這麼一回事。我這才看出來經過「文革」的鍛鍊，我也可以穿上華麗的衣服乾下流的事情。我曾經相信「文革」是偉大的革命，但是到了我寫文章稱讚這個「偉大的」革命時，我已經看夠了那些血淋淋的、十分齷齪的、極其醜惡的東西，我稱讚它是不得不稱讚，是別人強加上去的稱讚。我忍受因為我要保護自己；我忍受因為我已經看穿了那個大騙局；我忍受因為我從小聽慣了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教訓：「明哲保身」。
「明哲保身！」這是多大的一筆遺產啊。接連不斷的運動！接連不斷的批判！還不是為了保護這筆遺產，讓大家都懂得明哲保身！然後又是十年烈火把美好的東西燒得乾乾淨淨。最近全國人大代表談到北京市的服務質量，不是像我那樣在意見簿上寫下熱情的讚美，而是發出不滿的批評。可見十年「文革」在我們國家幹了多少壞事，帶來多大變化。今天還有人在懷念美好的五十年代，「錯劃」和「擴大化」還不曾開始的那些日子，「服務」並不是掛在嘴上的空話，變人為「牛」的魔法也尚未發明，在新社會裡我受著人的待遇，我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別人。但是十載大火之後，在一片廢墟上我們還能找到什麼呢？瓦礫，灰堆？「態度蠻橫，顧客挨訓」，人大代表發現的不是平等，而是官氣。有人說首都是這樣，外省更差。其實每個地方都有好有壞。我們有句老話「掛羊頭，賣狗肉」，可見掛漂亮的招牌賣假貨、劣貨，古已有之。要是不認真地大抓一下，那麼人們很容易習以為常，甘心上當，聽其發展了。
我出身在()官僚地主的家庭，後來又在「文革」的「牛棚」里關了十年，過慣低頭哈腰的生活，大官、小官和只有官氣的「官」都見得不少，在等級社會裡我仿佛是一個賤民（「文革」期間我的確被當做賤民，受過種種虐待），又是大小官員（特別是只有官氣的官）出官氣的對象，點名批判，四處游斗，我挨過沒完沒了的訓斥。因此對封建的東西我的感覺特別銳敏，即使披上革命外套，我也不難認出它來。有些人喜歡掛起「實事求是」的招牌出售「官僚主義」的舊貨；有些人把「官氣」當做特殊的政治待遇，以為功勳大、地位高，自己畢竟與別人不同；有些人只讓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一向認為當官的應該高人幾等；還有些人似乎相信批檔案、發指示就是為人民服務。總之，不能再把「真話」放在腦後，到了非抓不可的時候了。抓什麼？就是抓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吧。我們「說話算數」，不是說了就算，而是說了就做，說了不做，等於不說。
客人告辭走了，我拄著手杖把他送到門口。時間短，我們都談得不多，但也愉快。我只說要求當官的少講空話，不當官的少發官氣；既不訓人，也不挨訓，人人平等，互相諒解；多乾實事，皆大歡喜……如此而已。
六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