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來我幾次在家裡接待來訪的外國朋友，談到我國文學界的現狀，我說，這幾年發展快，成績不小，出現了許多好作品，湧現了一批有才華、有見識、有膽量的中青年作家，其中女作家為數不少。
外國朋友同意我的看法。最近來的一位瑞典詩人告訴我，他會見了幾位女作家，還讀過中篇小說《人到中年》。
我說的是真話，我真是這樣想的。評論一篇小說，各人有各人的尺度。我說一篇作品寫得好，因為它真實地反映了我們時代的生活，因為它打動了我的心，使我更深切地感覺到我和同胞們的血肉相連的關係，使我更加熱愛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和善良、勤勞的人民。我讀了好的作品，總覺得身上多了一股暖流和一種力量，渴望為別人多做一點事情。好的作品用作者的純真的心，把人們引向崇高的理想。所以我談起那些作品和作者，總是流露出感激之情。
一年來我在家養病，偶爾也出外開會，會見過幾位有成就的女作家。論成就當然有大有小，而我所謂的成就不過是指她們的作品在我身上產生了感激之情。她們不是幾個人一起來找我的，有的還是我意外地遇見的，交談起來她們都提出一個問題：「你過去做作家是不是也遇到這樣多的阻力，這樣多的困難？」
問話人不是在做「作家生活的調查」，也不是在為作家深入生活蒐集資料，她們是用痛苦的語調發問的。我覺得她們好像在用盡力氣要衝出層層的包圍圈似的。我知道事情比我想像的更嚴重，但是我想也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我只是簡單地安慰她們說：「不要緊，我挨了一輩子的罵，還是活到現在。」我就這樣地分別回答了兩個人。我當時還認為自己答得對，可是過了不多久，我靜下來多想一想，就明白我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於是我的眼前出現了沉靜的、布滿哀愁的女性的面顏。我記起來了，一位作家兩次找我談話，我約定了時間，可是我的房裡坐滿了不速之客，她什麼話也沒有講。我後來才知道她處在困境中，想從我這裡得到一點鼓勵和支持，我卻用幾句空話把她打發走了。
我責備自己，我沒有給需要幫助的人以助力，沒有做任何努力支持她擺脫困境。我太天真了，我以為像她這樣一個有才華、有見識、有成就的作家一定會得到社會的愛護。可是幾個月中各種各樣的流言一次一次地傳到我的耳里，像粗糙的石塊摩擦著我的神經，我才理解那幾位女作家提過的問題。那麼多的嘰嘰喳喳！那麼多的嘩哩嘩啦！連我這個關心文學事業的人都受不了，何況那幾位當事人？！
三十年代我只能靠個()人奮鬥和朋友關心活下去的日子裡，一位有才華、有成就的電影女明星因為「人言可畏」自殺了。但是在個人奮鬥受到普遍批判的今天，怎麼還有那麼多的「人言」？而「人言」又是那麼「可畏」？
文明社會應當愛惜它的人才，應當愛護它的作家。如果沒有豐富的文化積累，如果拿不出優秀的現代文藝作品，單靠大量的出土文物，也不能說明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必須跟一切帶封建性的東西劃清界限。那麼對那些無頭無根的「人言」，即使它們來勢很猛，也可以採取蔑視的態度，置之不理吧。五六十年來我就是這樣應付過去的。甚至在「四人幫」垮台以後，我還成為「人言」的箭靶，起先說我結婚大宴賓客，宣傳了將近兩年；最近又說我「病危」，害得一位老友到了上海還要先打聽我家裡有無「異狀」。我總是要「病危」的，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我手邊還有未完的工作。
我感到遺憾的是我不能說服那位女作家，使她接受我的勸告。她帶著沉重的精神負擔去南方療養，聽說又在那裡病倒了。我不熟悉她的情況，我還錯怪她不夠堅強。最近讀了她的小說《方舟》，我對她的處境才有了較深的理解。有人說：「我們的社會竟然是這樣的嗎？」可是我所生活於其中的複雜的社會裡的確有很多封建性的東西，我可以舉出許多事實來說明小說結尾的一句話：「做一個女人，真難！」
但是這種情況決不會長期存在下去。《方舟》作者所期待的真正的男女平等一定會成為現實。我祝願她早日恢復健康，拿出更大的勇氣，為讀者寫出更好的作品。
五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