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家庭年紀最小的成員是我的小外孫女，她的名字叫端端。
端端現在七歲半，念國小二年級。她生活在成人中間，又缺少小朋友，因此講話常帶「大人腔」。她說她是我們家最忙、最辛苦的人，「比外公更辛苦」。她的話可能有道理。在我們家連她算在內大小八口中，她每天上學離家最早。下午放學回家，她馬上擺好小書桌做功課，常常做到吃晚飯的時候。有時為了應付第二天的考試，她吃過晚飯還要溫課，而考試的成績也不一定很好。
我覺得孩子的功課負擔不應當這樣重，偶爾對孩子的父母談起我的看法，他們說可能是孩子貪玩不用心聽講，理解力差，做功課又做得慢，而且常常做錯了又重做。他們的話也許不錯，有時端端的媽媽陪孩子複習數學，總要因為孩子「頭腦遲鈍」不斷地大聲訓斥。我在隔壁房裡聽見叫聲，不能不替孩子擔心。
我知道自己沒有發言權，因為我對兒童教育毫無研究。但是我回顧了自己的童年，回想起過去的一些事情，總覺得灌輸和責罵並不是好辦法。為什麼不使用「啟發」和「誘導」，多給孩子一點思索的時間，鼓勵他們多用腦筋?我想起來了：我做孩子的時候，人們教育我的方法就是責罵和灌輸；我學習的方法也就是「死記」和「硬背」(誦)。七十年過去了，我們今天要求於端端的似乎仍然是死記和硬背，用的方法也還是灌輸和責罵。只是課本的內容不同罷了，豈但不同，而且大不相同!可是學生功課負擔之重，成績要求之嚴格，卻超過從前。端端的父母經常警告孩子：考試得分在九十分以下就不算及格。我在旁聽見也膽戰心驚。在上學時候最怕考試，走進考場萬分緊張，從「死記」和「硬背」得來的東西一下子忘得精光。我記得在高中考化學我只得三十分，是全班最末一名，因此第二次考試前我大開夜車死記硬背，終於得到一百分，否則我還畢不了業。後來雖然畢了業，可是我對化學這門課還是一無所知。我年輕時候記性很好，讀兩三遍就能背誦，但是半年以後便逐漸忘記。我到了中年才明白強記是沒有用的。
幾十年來我常常想，考核學習成績的辦法總得有所改變吧。沒有人解答我這個問題。到1968年我自己又給帶進考場考核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成績。這是「革命民眾」在考「反動權威」，不用說我的成績不好，鬧了笑話。但是出乎我的意外，我愛人蕭珊也被「勒令」參加考試，明明是要看她出醜。她緊張起來，一個題目也答不出來，交了白卷。她氣得連中飯也不吃。我在樓梯口遇見她，她不說一句話，一張蒼白色的臉，眼睛裡露出怨恨和絕望的表情，我至今不會忘記。
我還隱約記得(我的記憶力已經大大地衰退了)亞·赫爾岑在西歐亡命的時期中夢見在大學考試，醒來感到輕鬆。我不如他，我在六十幾歲還給趕進考場，甚至到了八十高齡也還有人找我「就題作文」。那麼我對考試的畏懼只有到死方休了。
我常常同朋友們談起端端，也談起學校考試和孩子們的功課負擔。對考試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們一致認為，減輕孩子們精神上的負擔是一件必須做的事情。朋友們在一起交流經驗，大家都替孩子們叫苦，有的說：學習上有了進步，身體卻搞壞了；有的說：孩子給功課壓得透不過氣來，思想上毫無生氣；有的說：我們不需要培養出唯唯諾諾的聽話的子弟。……意見很多，各人心裡有數。大家都願意看見孩子「活潑些」。大家都認為需要改革，都希望改革，也沒有人反對改革。可是始終不見改革。幾年過去了。還要等待什麼呢?從上到下，我們整個國家、整個社會都把孩子們當做花朵，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們的身上，那麼為什麼這樣一個重要問題都不能得到解決，必須一天天地拖下去呢？
「拖」是目前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個大毛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不過我的確是這樣想的。
二
也還是端端的事情。
端端有一天上午在學校考數學，交了卷，九點鐘和同學們走出學校。她不回家，卻到一個同學家里去玩了兩個小時，到十一點才回來。她的姑婆給她開門，問她為什麼回家這樣遲。她答說在學校搞大掃除。她的姑婆已經到學校去過，知道了她離校的時間，因此她的謊話就給揭穿了。孩子受到責備哭了起來，承認了錯誤。她父親要她寫一篇「檢查」，她推不掉，就寫了出來。
孩子的「檢查」很短()，但有一句話我現在還記得：「我深深體會到說謊是不好的事。」這是她自己寫出來的。又是「大人腔」!大家看了都笑起來。我也大笑過。端端當然不明白我們發笑的原因，她也不會理解「深深體會到」這幾個字的意義。但是我就能夠理解嗎?我笑過後卻感到一陣空虛，有一種想哭的感覺。十年浩劫中(甚至在這之前)我不知寫過、說過多少次「我深深體會到」。現在回想起來，我何嘗有一個時期苦思冥想，或者去「深深地體會」?我那許多篇檢查不是也和七歲半孩子的檢查一樣，只是為了應付過關嗎?固然我每次都過了關，才能夠活到現在，可是失去了的寶貴時間究竟有沒有給奪回了呢? 空話、大話終歸是空話、大話，即使普及到七八歲孩子的嘴上，也解決不了問題。難道我們還沒有吃夠講空話、大話的苦頭，一定要讓孩子們重演我們的悲劇？
我惟一的希望是：孩子們一定要比我們這一代幸福。
1982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