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兩位讀者寄給我他們寫的評論我的文章。他們都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位是大專學校的老師，另一位在做文學評論的工作，總之，他們都讀過我的書，我就簡單地稱他們為讀者吧。他們的文章長短不同，內容也有差別，篇幅較多的好像是我的評傳，另一篇則專論《激流三部曲》。兩位讀者對我都有好感，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意見：作者不應該對他所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甚至過多的同情。這個意見的確打中了我的要害。而且在他們之前就有人這樣指出我的缺點。現在讓我來談談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想說，我不知道他們的「批判」是什麼樣的「批判」，是不是我自己經受過幾十次的那種批判？是不是那種很像在演戲的、一片「打倒」聲的「批判」？說實話，這種「批判」跟我的小說毫不相干。我想到的只是講道理的批評，我批評的對象常常是我同情的人，惟其同情我才肯在他或者她的身上花費筆墨。對於馮樂山之流，我用不著批評，我只是攻擊。
五十年來我在小說里寫人，我總是按照我的觀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親眼看見的人寫出來。我從來不是照書本、照什麼人的指示描寫人物。倘使我寫人寫得不好，寫得不像，那就是因為我缺乏觀察，缺少生活，不熟悉人物。不管熟悉或者不熟悉，我開始寫小說以來就不曾停止觀察人；即使我有時非常寂寞，只同很少的人來往，但我總有觀察人的機會。我養成了觀察人的習慣。我不大注意人們的舉動和服裝，我注意的是他們在想什麼，他們有著什麼樣的精神世界。長時期來我觀察了各種各樣的人。哪怕就是在我給關進「牛棚」的時期，雖然沒有經過任何法律手續「造反派」就剝奪了我的公民權利，但是我仍舊保留著觀察人的習慣。對於從各個省市來向我進行「外調」的人，儘管他們裝模作樣，虛張聲勢，有時甚至張牙舞爪，發脾氣罵人，或者說假話騙人，儘管他們降低身份拚命學習傳統戲裡壞人幹的那些栽贓陷害和「逼供信」的把戲，他們卻沒有想到我暗暗地在觀察他們。他們的壞心思並未逃過我的眼睛，即使他們自稱是「工宣隊」或者「軍代表」。
然而說起觀察人，我也有失敗的時候，例如解放後我在上海經常同張春橋打交道（他管著我們），我也常常暗中觀察他，可是我始終猜不透他對我講話時心裡在想些什麼。張春橋就是這樣一個人！
觀察人觀察了幾十年，只要不是白痴，總會有一點點收穫吧。我的收穫不大，但它是任何人推翻不了的。這就是：人是十分複雜的。人是會改變的。絕沒有生下來就是「高大泉（全）」那樣的好人，也沒有生下來就是「座山雕」那樣的壞人。只有「四人幫」才想得到什麼「三突出」、「高起點」一整套的鬼話。他們說的話越漂亮，做的事越見不得人。他們垮台了，可是他們的流毒現在到處都有。譬如學習外語吧，我收聽外語廣播講座時，還聽到「為革命學習外語」的宣傳。我想，學外語不去記單詞、做練習、學文法、念課文，卻念念不忘「革命」，那麼一定學不好外語。同樣從事革命工作的人並不一定要「為革命吃飯」，「為革命睡眠」。吃飯就吃飯，睡眠就睡眠，難道不掛上「革命」的牌子，就會損害革命者的崇高品質嗎？
我寫《家》，我寫了覺新的軟弱和他的種種缺點，他對封建家庭存著幻想，他習慣了用屈服和忍讓換取表面的和平……我也寫了他的善良的心。這是一個真實的人。他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為什麼不值得我的同情？我同情他的不幸的遭遇，卻並沒有把他寫成讀者學習的榜樣。事實上並沒有讀者願意向覺新學習。我在小說里寫高老太爺臨死前「伸手在覺慧的頭上摩了一下」，對他低聲講了話，又寫高老太爺一死，在場的人「全跪下去，大聲哭起來」。很簡單，高老太爺並不是魔王，覺慧也不是偉大的革命家。我並不臉紅，我自己當時就是這樣，我跟著大家跪在祖父的床前。在我的眼裡他只是一個病故的老人，我那時只有十五歲。覺慧至多也不過大一兩歲，他一直生活在那樣的家庭里，難道他身上就沒有一點封建的流毒？有。而且他有不少的缺點。他當時明白的事情也不多。他夢想革命，他不滿意封建社會，但是他並不懂「為革命吃飯」等等的大道理，也不會跟他的祖父「劃清界限」。至於高老太爺，據我那時的觀察和後來的回憶、分析，他臨死很有可能感到幻滅、洩氣，他()在精神上崩潰了，他垮了。有人責備我「美化」了高老太爺，說這是我的「敗筆」。其實我的小說中處處都是這樣的敗筆，因為我的那些人物都是從生活里來的，不是從書本上來的。高老太爺憑什麼不垮下來、一定要頑強到底呢？難道他那時就想得到若干年後他會在「四人幫」身上借屍還魂嗎？
今天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人的確是十分複雜的，他的頭腦並不像評論家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在我非常敬佩的某些人身上我也發現過正在鬥爭著的矛盾。即使在他們身上，也不是每個細胞都是大公無私的，私的東西偶爾也會占了上風。這是合乎情理的。與其事後批評他們，不如事先提醒他們。對好人也不應當一味迷信。
我有這樣一個印象：評論家和中國文學研究者常常丟不開一些框框，而且喜歡拿這些框框來套他們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靠著框框他們容易得出結論，不過這結論跟別人的作品是不相干的。我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或者前年下半年吧，有一種雜誌在上海創刊，上面發表了一篇評論《家》的文章，兩次提到作品的「消極因素」。過了幾個月，這刊物的一位編輯來向我組稿。我就順便問他，我這部小說起過什麼消極作用？是不是有人讀了《家》就表示要做封建家庭的衛道士？或者有人讀過《家》就看破紅塵，出家做和尚、當尼姑？再不然就有讀者悲觀厭世、自殺身亡？文章不是他寫的，他沒有回答我的義務。我也只是發發牢騷而已。
但「四人幫」橫行的時候，作家是沒有權利講話的，更說不上發牢騷了。
八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