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時期，在我們的小孩中間養成了一種習慣：看電影，看戲，或者聽人講故事，只要出來一個人，孩子就要問：好人？壞人？得到了回答，他們就放心了。反正好人做好事，壞人做壞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樣就用不著他們操心了。
當時我們這些所謂大人常常笑孩子們「頭腦太簡單」，認為自己很知道「天下事本來太複雜」。其實不見得，「大人」簡單化起來，也會只是在「好人」、「壞人」這兩個稱呼上面轉來轉去。因此林彪談「好人打壞人」、「壞人打好人」那一套，就很有市場。明明是胡說八道，卻有人把它們當做「指示」。不知道是真相信，還是假相信，甚至是不相信，更可能是沒有考慮過真假和信與不信，總之長官說了就算數，用不著自己動腦筋。張春橋、姚文元說：「巴金是壞人」，他當然就是壞人。有一個時期，好幾年吧，我就是壞人。大家都把我當做壞人，不但全上海，甚至全國都把我當做壞人。只有我的愛人有時候還說我不是壞人，有一回我看見她給一個朋友的孩子寫信說：「我不相信李伯伯是壞人。」熟人中也有人不把我當壞人看，但他們自己也給當做壞人關進「牛棚」了。我記得蕭珊對我講過一個笑話：朋友的兒子問他媽媽怎麼壞人都是老頭子，因為他媽媽帶孩子到機關來，看到我們這些作家受批鬥或者站在草地上「示眾」，自報罪行，我們或則滿頭白髮，或則頭髮花白，或則禿頭，在孩子的眼裡都是老朽。這個笑話蕭珊當時是帶著痛苦的表情講出來的。為什麼我們一下子都變了壞人呢？就拿我來說，我還是選出來的這個作家協會分會的主席呢！說穿了，理由也很簡單：
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長官。長官當然正確。
多少年來就是這樣。長官說你是壞人，你敢說你不是壞人？
對長官的信仰由來已久。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的身上，創造出種種離奇的傳說。還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海青天的身上，結果吳晗和周信芳都「含恨而亡」。一九六一年底或一九六二年初我在海南島海口市也曾訪過海瑞墓，幸而我沒有寫文章發議論，不然我早就跟吳、周兩位一起走了，輪不到我在這裡饒舌。
說實話，對包青天、海青天我都暗暗欽佩。不過我始終有個疑問：青天一個人就能解決問題？我常常想：倘使我自己不爭氣，是個扶不起的阿斗，事事都靠包青天、海青天，一個青天，兩個青天，能解決多少問題呢？即使真有那麼一個「青天」，他要是沒有一批實幹、苦幹的得力幹部，要是沒有真心支持他的廣大民眾，單單靠一個好人、一番好意，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相信好人也罷，()相信長官也罷，二者其實是一樣。總之，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甚至交給某一個兩個人，自己一點也不動腦筋，只是相信別人，那太危險了。碰巧這一兩個人是林彪、江青之類，那就更糟了。好人做好事，不錯；好人做錯事，怎麼辦？至於壞人呢？壞人做起壞事來，不只是一件、兩件啊！
一九七○年或者七一年我在文化系統的五·七幹校里參加過一個批判會。挨斗的是兩個音樂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個人的反革命罪行是，他用越劇的曲調歌頌江青。據說江青反對越劇，認為越劇的曲調是「靡靡之音」，這個人用江青反對的曲調歌頌江青，就是侮辱江青，就是「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理由實在古怪，滑稽，但事實確是這樣。在這次批判會上並不見江青出席講話，也沒有人代念她的「書面發言」。講話的還是在幹校里常見的那些人，他們今天可能還活躍。這是可以理解的，誰能說自己一貫正確呢？既然我們相信長官，長官把我們帶到哪裡，我們就只好跟到哪裡。長官是江青，就跟著江青跑，長官是林彪，就「誓死保衛」，甚至跳忠字舞，剪忠字花。難道這是一場大夢嗎？
現在總算醒過來了。這十多年並不是白白過去的。經過這樣的鍛鍊和考驗之後，我們大概比較成熟了吧，我們不再是小孩了。總得多動腦筋，多思考吧。
三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