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詩史而觀，所謂變遷，所謂革命，決不僅是——也不必定是推倒從前的壇坫，打破從前的桎梏；最主要的是建立新的旗幟，開闢新的疆土，超乎前人而與之代興。這種成功的偶合的不是預料的，所以和作者的意識的野心無多大關係。作者在態度上正和行雲流水相仿佛的。古代寓言上所謂象罔求得赤水的玄珠，正是這個意思了。
自從用口語入詩以來，已有五六年的歷史；現在讓我們反省一下，究竟新詩的成功何在？自然，僅從數量一方面看，也不算不繁盛，不算不熱鬧了；但在這兒所謂「成功」的含義，決不如是的寬泛。我們所要求，所企望的是現代的作家們能在前人已成之業以外，更跨出一步，即使這些腳印是極纖微而輕淺不足道的；無論如何；決不是僅僅是一步一步踏著他們的腳跟，也決不是僅僅把前面的腳跡踹得凌亂了，冒充自己的成就的。譬如《三百篇詩》以後有《楚辭》：《楚辭》是獨立的創作物，既非依仿《三百篇》，也非專來和《三百篇》搶做詩壇上的買賣的，樂府變而為詞，詞變而為曲，雖說在文學史上有些淵源，但詞曲者是別啟疆土，以成大國的，並不是改頭換面的五七言詩。
以這個立論點去返觀新詩壇，恐不免多少有些慚愧罷，我們所有的，所習見的無非是些古詩的遺蛻、譯詩的變態；至於當得起「新詩」這個名稱而沒有愧色的，實在是少啊。像我這種不留餘地的概括籠統的指斥，誠哉有些過火了，我也未始不自知。但這種缺憾，無論如何總是一種不可否認的事實，即使沒有我所說的那麼利害。
又何必說這題外話呢，我覺得這種偷竊模仿底心習，支配了數千年的文人，決不能再讓它來支配我們，我們固然要大旗，但我們更需要急先鋒；我們固然要吶喊，但我們更需要血戰；我們固然要斬除荊棘，但我們更需要花草的栽培，這不是空口說白話所能辦的，且也不是東偷一鱗，西偷一爪所能辦的，我覺得在這一意義上，朱自清先生《毀滅》一詩便有稱引的價值了。
二
如浮淺地觀察，似乎《毀滅》一詩也未始不是「中文西文化，白話文言化」的一流作品；但仔細諷誦一下，便能覺得它所含蓄著，所流露著的，決不僅僅是奧妙的「什麼化」而已，實在是創作的才智的結晶，用聊綿字的繁多巧妙，結句的綿長複雜，謀篇的分明整齊，都只是此詩佳處的枝葉；雖也足以引人歡悅，但究竟不是詩中真正價值之所在，若讀者僅能賞鑒那些瑣碎纖巧的技術，而不能體察到作者心靈的幽深綿邈；這真是「買櫝還珠」，十分可惜的事。況且，即以技術而論，《毀滅》在新詩壇上，亦占有很高的位置，我們可以說，這詩的風格意境音調是能在中國古代傳統的一切詩詞曲以外，另標一幟的。在中國古代詩歌中，有與《毀滅》相類似的嗎？恐怕是很少，論它風格的宛轉纏綿，意境的沈鬱深厚，音調的柔美悽愴，近於《離騷》。但細按之，又不相同，約舉數端如下：（一）《離騷》引類譬喻，《毀滅》系直說的。（二）雖同是繁弦促節，但《離騷》之音哀而激壯，《毀滅》之音淒而婉曼。（一個說到「從彭鹹之所居」，而一個只說「還原了一個平平常常的我」，態度不同，故聲調亦異。）（三）《離騷》片段重疊，《毀滅》片段分明。至於思想上，態度上，他們當然是不同的，也不用說了。後來還聽見一種批評，說它有些像枚乘《七發》。單就結構而論，也未始沒有一部分的類似。但《七發》全系平鋪直敘，名為「曲終奏雅」，而實是結以老生常談。《毀滅》則層層剝露轉入深微，方歸本意，固非漢代賦家勸百諷一的故態。而且一個是塊段的鋪填，一個是紋理的刻畫，色彩雖同，技巧則回異。何況意想上，一個雜有俳優的色彩，一個是嚴肅的生之叫音呢。
再以現在詩壇中的長詩，來和《毀滅》相比較，也能立時發見它們的不同，現時的長詩的作法，以我看來，不外兩種：（一）用平常的口語反覆地說著，風格近於散文。（二）夾著一些文言，生硬地湊著韻，一方面是譯詩，一方面是擬古。舉例呢，可以不必，我想讀者們對於這些作品或者已熟識了；即使不熟，要找來一證亦非難事。他們的優劣原不好說。以我的偏見，寧可做不成，不必勉強做。
第一種的長詩的作法，我承認這是正當的；不過因才力的薄弱，結果仿佛做了一篇說理敘事的散文，即使他自己是不肯承認。其實本想做詩後來做了一篇散文，也沒有甚麼要緊，但在一般詩人心中或以為重大。詩應當說理敘事與否是一事，現在的說理敘事的詩是否足以代表這種體裁又是一件事，有些批評者對於這點上似不清晰；有些呢，雖承認這個區別，但又固執地以抽象和具體的寫法來分別詩的優劣。我覺得這種判斷，未免籠統而又簡單了。
從文學史上看，我們總不能排斥說理敘事的作品在詩的門外罷？無論中國與西洋，詩總不是單純抒寫情感，描寫景物的，這大家也該承認罷？現在詩壇之不振，別的原因不計，我想總有兩個原因：（一）大家喜歡偷巧，爭做小詩。（二）「詩人非做詩不可」這個觀念太強烈，不肯放開手去寫。關於第一點，《毀滅》的作者已在《短詩與長詩》這篇評論中說得很飽滿了。（見《詩》一卷四號）他說：有時磅礴鬱積，在心裡盤旋迴盪，久而後出；這種情感必極其層層疊疊，曲折頓挫之致。……這裡必有繁音復節，才可盡態極妍，暢所欲發；於是長詩就可貴了。
這真把他自己作長詩的精神充分寫出了。我們看了《毀滅》覺得佩弦確是「行顧其言」，不是放空大炮不敢開仗的人。《毀滅》一篇，在這意義上，也有解析稱引一番的價值。第二種的長詩是現在新近流行一種詩式，句法較為整齊，用韻較為繁多，郭沫若《女神》中有幾篇詩已有這個傾向，而最近如田漢、徐志摩所作，這種色彩尤為明顯。至於好不好呢，在作者有他的自由，在讀者有他的偏好，原是不能斷定的。我卻以為如做得不好，很容易發生下列三項的毛病。（我自然不說這裡邊不會發生好詩。）（一）句法的不自然。
（二）韻腳的雜湊的生硬。
（三）文言白話的夾雜。
這種從詞曲或西洋詩蛻化成的詩形，我只認它是一種「畸形物」，偶一為之則可，不相信是我們的正當道路。我們的路須得由我們自己去走，這是我的信念。
現在離題已太遠了。上列的兩種長詩，互有短長，與《毀滅》都不相似。下面歸到本題。
三
上節從各方面作比較，《毀滅》的價值也因此稍顯明了。佩弦作長詩原有他自己的一種特異的作風，如《轉眼》、《自從》等詩都是的，不過在《毀滅》把這種風格格外表現得圓滿充足，這詩遂成為現在的他的代表作。我自信對於這詩多少能了解一點——因我們心境相接近的緣故——冒昧地為解析一下。有無誤解之處，當俟讀者與作者的指正。
全詩共分八節。中間六節羅列各種誘惑的糾纏而一層一層的加以打破。作者的主旨在首尾的兩節中，故這兩節尤為重要。第一節說明自己的病根：白雲中有我，天風的飄飄；深淵裡有我，伏流的滔滔；只在青青的，青青的土泥上，不曾印著淺淺的，隱隱約約的我的足跡！
又說明自己的悵惘——身世之感：在風塵里老了，在風塵里衰了，
僅存的一個懶懨懨身子，幾堆黑簇簇的影子！
第八節則把解決的方法全盤托出。他先說明他的「日常生活的中和主義」：
擺脫掉糾纏，還原了一個平平常常的我。
……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腳印！
隨後又發揮他的「剎那主義」：但現在的平常而渺小的我，只看到一個個分明的腳步，便有十分的欣悅——那些遠遠遠遠的，是再不能，也不理想會的了。
這兩節的意思可謂明白極了，似無申說的必要。他這兩種主義，原只是一個主義的兩個名詞，初非兩橛。我再扼要地把他來信節引一點。他具體地說明日常生活的中和主義是什麼。
我的意思只是說，寫字要一筆不錯，一筆不亂，走路要一步不急，一步不徐，吃飯要一碗不多，一碗不少；無論何時，無論何地，有不調整的，總竭力，立刻求其調整。……總之，平常地說，我只是在行為上主張一種日常生活的中和主義。（十一，十一。七，信）他又再三申說他的剎那主義。
生活的各個過程都有它獨立的意義和價值。——每一剎那有每一剎那的意義與價值。每一剎那在持續的時間，有它相當的位置；它與過去將來，固有多少的牽連。
但這些牽連是綿延無盡的，我們顧是顧不了許多，正不必徒縈縈於它們，而反讓本剎那在他未看明這些牽連里一小部分之前、白白地閃過了。（同信）我的意思只是生活的每一剎那有那一剎那的趣味，或也可不含哲學地說，對我都有一種意義和價值。我的責任便在實現這意義和價值，滿足這個趣味，使我這一剎那的生活舒服。至於這剎那以前的種種，我是追不回來，可以無庸過問：這剎那以後還未到來，我也不必多費心思去籌慮。……我現在是只管一步步走，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一步。（十二，一，一三，信）要說明他這種人生觀是很長的，在這篇當然不能包舉，所以即此為止了。但即使所稱引的是這般簡略，我想讀者們已可以看見作者對於生活的意念及其對於人生問題的思索。他把一切的葛藤都斬斷了，把宇宙人生之謎不了了之，他把那些殊途同歸的人生哲學都給調和了。他不求高遠只愛平實，他不貴空想，只重行為；他承認無論怎樣的偉大都只是在一言一語一飲一食下工夫。現代的英雄是平凡的，不是超越的；現代的哲學是可實行的，不是專去推理和空想的。他這種意想，是把頹廢主義與實際主義合攏來，形成一種有積極意味的剎那主義。他觀察人生和頹廢者有一般的透徹；可是在行為上，意味卻不相同了。看第六節上說：況我也終於不能支持那迷戀人的，只覺肢體的衰頹，心神的飄忽，便在迷戀的中間，也潛滋暗長著哩！真不成人樣的我，就這般輕輕地速朽了麼？不！不！
他反對這種頹廢的生活，共有三個理由：（一）現實不容你不理它。（二）迷戀中間仍有煩悶暗暗地生長著。（三）自己不甘心墮落在這種生活中間。這是讀《毀滅》之後人人可以覺到的。他給我的信上也說：……他不管什麼法律，什麼道德，只求剎那的享樂，回顧與前瞻，在他都是可笑的。這正是頹廢的剎那主義。我意不然！我深感時日匆匆的可惜，自覺從前的錯誤與失敗，全在只知遠處，大處，時時只是做預備的工夫，時時不曾做正經的工夫，不免令人有不足之感！（十一，十一，七，信）頹廢的生活，我是可以了解的；他們也正是求他們的舒服，但他們的舒服實在是強顏歡笑；歡笑愈甚，愈覺不舒服，因而便愈尋歡笑以弭之；而不舒服必愈甚。因為強顏的歡笑愈甚與實有的悲懷對比起來，便愈顯悲哀之為悲哀，所以如此。（十二，一三，信）這些話尤其痛快，更無解釋之必要了。所以他所持的這種「剎那觀」，雖然根本上不免有些頹廢氣息，而在行為上卻始終是積極的，肯定的，吶喊著的，掙扎著的。他決不甘心無條件屈服於悲哀的侵襲之下，約言之，他要拿這種剎那觀做他自己的防禦線，不是拿來飲鴆止渴的。他看人生原只是一種沒來由的盲動，但卻積極地肯定它，順它猝發的要求，求個段落的滿足。這便是他惟一的道路。其餘的逃避方法，如火熱的愛戀，五色雲里的幻想，玄冥像伏流一樣的沈思，迷迷戀戀的頹廢生活，小姑娘的引誘大力士的壓迫的死，……都只是誘惑的糾纏，都只是迷眩人的煙塵而已。他雖不根本反對這些痲醉劑，但他卻明白證明它們的無效。無效這兩個字，已足毀滅那些誘惑而有餘了。所以我說佩弦的剎那主義是中性的，是肯定人生的（他說，「對我有一種趣味」），是能見之行事的。這三個特色正是近代科學的特色，別人對於這個有何批評，我不知道；我自己呢，得益已多，故不能默然而息。回憶在去年春我即有這種感想，常和佩弦說：「我們要求生活剎那間的充實。我們的生活要如燈火集中於一點，瀑流傾注於一剎那。」但何謂充實？怎樣方能充實呢？我當時可說不出來，但他卻已代我明白地喊出了。在今年一月十三日的信里，他還有幾句很痛快的話：我只是隨順我生活里每段落的情意的猝發的要求，求個每段落的滿足，因為我既是活著，不願死也不必死，死了也無意義；便總要活得舒服些。為什麼要舒服是無庸問的，問了也沒人能答的，直到永遠？只是要舒服吧了。至於怎樣叫做舒服，那可聽各人自由決定。我意就是「段落的滿足。」……人生問題在我們心中只是這麼一個樣子。（我冒昧地代他說話。）「你為什麼活著呢？」
「我已經活著了，我且願意活著。」
「你怎樣活著呢？」
「我願意怎樣活著便怎樣活著。」
這原來簡陋得可笑，且不值得哲學家一笑的。可是我們決不能硬把明白單純的化為艱深繁複，這真是沒奈何的事情。渺小的我們，一生中的大事，只是認定「什麼是我們的願意！」
這真是容易極了。在我們卻也不見得很容易呢。總之，《毀滅》這詩所給我們的至少有兩個極重要的策略，在人生的鬥爭方面：第一個是「撇」字，第二個是「執」字，撇是撇開，執是執住，凡現在沒有人能答的，答了等於沒答的問題，無論大的小的，新的老的，我們總把它們一起撇開，且撇得遠遠遠遠的，越遠越好。因為這些問題，我們既不能答，答了也無用；這簡直是本來未成問題。即勉強要列入，也總歸是個愚問，何如不答為佳。遠遠的將來時代我們原不能逆料，但我們留些問題給他們，也未必即是偷懶，也未必即是無用。宇宙間一切的問題，我們想包辦不成？至於執字，卻更為重要。我們既有所去，即不能無所取。取什麼呢？能答的問題，願答的問題，必要答的問題，這三項，我們不但要解決它們，且要迅速地充足地解決它們。再說清楚一點，我們要努力把捉這現在。剎那主義的所謂剎那，即是現在這一剎那。這一層意思，他也說得極為圓滿：我覺我們現在的生活里，往往只悵惘著過去，憂慮著將來，將工夫都費去了，將眼前應該做的事都丟下了，又添了以後悵惘的資料。這真是自尋煩惱。……譬如我現在寫信，我一心只在寫信上，更不去顧慮別的，耽誤了我的筆，我要做完了一件才去想別件；我做一件，要做得無遺漏，不留那不必留的到以後去做；因為以後總還有以後的事。（十二，一，一三，信）你如把今天的事推到明天，可是明天有明天的事呢？我們既肯定生活，——即使懶懶地活著，——就不能沒有「執著」。希望一方面營生活，而又要屏去一切的執著，這完全是綺語，不但我們決不信，且這即使是可能，我們也覺得毫無所取。生活原是一種執著，我們既然已經活著，就不得不執著。我們所喜悅的只是老實而平常的話語。偉大的聲音，在弱小的弦上不起共鳴；因此弱小忘了它的弱小，而偉大也無從見它的偉大。我們很相信，如自己肯承認是痴子，即使不是聰明人，也總可以少痴一點。
「撇開」是專為成就這個「執著」的。因為如不撇開那些糾纏，則有所牽縈，便不能把捉這生命的一剎那，便不能使現在的生活充實而愉快。老子說得最好：「無之以為用。」這就是《毀滅》的根本觀念。必擺脫掉糾纏，然後才能還原了一個平平常常的我。《毀滅》便是生長。《毀滅》正是一首充滿了積極意味的詩。我謹以此語貢獻於讀者諸君，不知是否有當於作者的原意，有當於讀者們之心否？
四
我們要充分了解一件作品，除研誦本文以外，不能不略考作者的身世——成就作品的境遇。《毀滅》的中心思想既有如上所述；但這種思想意念決非突然而來，且非單純地構成的。無論何等高遠的思想，其成因必在日常生活上面很微細的事情。所以玄言哲理從表面上看，極崇高而虛浮；從骨子裡看，極平常而切實，哲學只是從生活事情反映出來的（從文字談說兩方面傳抄來的，只是門面話，不得謂為真的哲學）一種傾向，一種態度；所以人人應當有的，人人必然有的，不算什麼稀罕事，若過於把它看得高大，則離真相便愈遠了，故我希望讀毀滅的人也只作如是觀。
波特來爾說得好：「生命是一座醫院。」所以哲學，如老實講起來，只是治病的藥方。（藥方的好壞當然看治病的能力而定，不能看它藥名的多少，簽字醫生的名氣。）凡好的，真的哲學必是能治病的——能治一人一時的病——換過來說，就是哲人都是病人。我們對於一切的慧觀，實在只是呻吟罷了！文化是一個回波，當人生感到不幸的時光，斗然奔沸著的。
除思想上的影響不計外，《毀滅》作者的病源，我所知及他自己說過的，至少有兩個：家庭的窮困衝突與社會的壓迫。這是凡讀到《毀滅》第七節都可以知道的。我們讀《笑的歷史》（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六號），至少能領會一些。這使他感受無限的隱痛，養成他的一種幾乎過敏的感受性，和悽愴眷戀的氣息，往往從他的作品中表現出來。周君志伊的《讀毀滅》有句話說得很恰當：「……不是狂吼，不是低吟，只輕輕地帶著傷痕似的曼聲哀嘆……」我意亦正是如此。
佩弦為人柔而不弱。我們只聽他被家庭社會兩重的壓迫以後所發出的聲音，可見他的本性絕非荏弱易折的。他現在所持態度，正是他自己的一服對症的藥。以他家庭狀況的不安，自己成就的渺茫；所以要一步步的走，不去理會那些遠遠遠遠的。以人生擔荷的過()重，迷悟的糾紛；所以要擺脫掉糾纏，完成平常的自我。他承認解脫即在掙扎的本身上，並非兩件事；所以明知道掙扎是徒勞的，還是掙扎著。他的人生觀念——在《毀滅》及其他諸作中所表示的，是呻吟，也就是口令，是怯者的，也是勇者的呼聲；總之，決不是一面空大鼓敲著來嚇唬人，或者給人頑兒的。這對於他自己，對於同病相憐的我們，極容易，極切實，極其有用，不敢說即是真理；但這總是我們的一服藥。
五色的花在灰色的泥土上爛縵著，銀雪的濤在癴利的暗礁間涌沸著；讀《毀滅》的是讚頌還是咒詛呢？象垂巨齒，鹿挺巨角，孔雀曳巨尾，作《毀滅》的自喜還是自怨呢？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