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訴諸語言的自由情感的審美存在形式。文學情感不是現實情感，而是處於無限時空中的自由情感，這種情感轉化為審美形式，便是文學。因此，文學離不開三項基本要素：心靈、想像力、審美形式。心靈是第一要素，一切好作品都必須切入心靈。文學批評離不開兩大標準：精神內涵與審美形式。傑出的作品必定具有精神內涵的深度、廣度與高度。把精神內涵狹窄化為政治內涵，把精神內涵的尺度狹窄化為政治尺度，以政治話語取代文學話語，是二十世紀我國文學歷程中的一大精神教訓。文學事業是心靈的事業，不是功利的事業，但它具有廣義的功利內涵。換句話說，文學不追求具體的、短暫的功利，但天然地符合人類生存、發展、延續、提升的「功利」，還需強調的是，文學雖涉及功利，但它不追求功利，只審視功利，即審視人類功利活動在何處迷失，它構成怎樣的人性困境與生存困境。
詩的立場天然地就是非實踐的，是反思的，是審視的。它站在現世的功利活動的另一面，它關注著這個世界，但並不參與這個世界；它要反思我們在這個世界的種種事業到底讓我們失去了什麼？它要看看人類的種種奮鬥、爭奪、忙碌到頭來離當初的希望到底有多遠？它要審視人間的種種苦難、不幸和悲劇是不是源於我們本性深處的貪婪和邪惡？很顯然，文學不是站在一個現世的立場看世界的。所謂現世的立場就是理性和計算的立場，理性地設立一個功利性的目標，周密安排必要的計畫，並訴諸行動把它實現。文學站在現世立場的另一面，以良知觀照人類的現世功利性活動，提示被現實圍困住的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文學的立場是超越的，所謂超越就是對現世功利性的超越。
(《罪與文學》第99-100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我一再說，文學是心靈的事業，不是頭腦的事業。這不是說，文學創作不必動腦筋，而是說，文學藝術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不同，它不是像科學那種靠邏輯靠推理去抵達自己的目標，而是靠想像、靠直覺、靠感悟去抵達目標。文學之法，乃是「無法之法」，即「隨心所欲而不逾矩」，天馬行空而不失為藝術。嚴羽說，詩有別趣，非天理也。這一命題強調文學的特徵在於情趣，而不在於理念，是對詩的準確界說。但它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以為文學完全與思想(包括與對世界人生的理解無關)。其實經典文學作品中總有大思想也總有對世界、歷史、人生的深刻認知，但這些思想與認知又總是像鹽或糖化入水中，無痕而有意味。它不訴諸概念，而是訴諸形象、意象和情感。西方的大文學家如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都是思想家，只是他們的思想全是心靈化、情感化的思想，也可以說是化作生命血液的思想，與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那種邏輯化、體系化的思想不同。我國最偉大的文學經典極品《紅樓夢》，也是一部偉大的「心學」。《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史湘雲、薛寶釵、妙玉、晴雯、鴛鴦、芳官等，個個都是如詩如畫如同女神的詩意生命，可惜只是「夢中人」。她們的詩詞都出自曹雪芹之筆，那些「閨閣女子」並非真的會寫《葬花吟》的詩人。賈府里的那個大觀園，恐怕也只是曹雪芹的「夢中園」(理想國)。這個國度「一國兩治」(一府兩治)，有充分的寫作自由、結社自由、詩人們有詩的競賽而無人的嫉妬和爭名奪利等世俗機能。大觀園寓意極深，它暗示文學發生的最初原因和文學存在的理由：寫作只是生命快樂與心靈訴說的需求，並非「經國之大業」(曹丕語)，更不是謀殺功名、財富、權力的器具。大觀園詩人合眾國里，林黛玉最為傑出，她所以能成為首席詩人，是因為她最孤獨，最純粹，對於心靈的苦痛體驗最深。作家的成功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經歷、感覺、表述能力。主觀之詩人經歷淺些，但也不能憑空而「詩」。大觀園裡的作品，均見證了人性和見證了人的生存環境，甚至也見證了歷史，其詩情有傷感，有歡樂，有怨恨，有諷喻，但沒有一家以批判社會和干預生活為自己的創作出發點，其批判意味全化入詩情中。
魯迅是二十世紀最熱烈地擁抱社會是非的作家，但他作為一個文學史家和文學批評者只高度評價《紅樓夢》，而對晚清的譴責小說卻評價不高。他認為譴責小說最根本的弱點是「溢美」和「溢惡」。魯迅評說得極有見地。曹雪芹出身貴族豪門，肯定熱知當時的宮廷內幕和上層政治鬥爭狀況，但他沒有把《紅樓夢》寫成社會批判小說和政治通俗小說，而是寫成一部「人書」(聶紺弩語)，一部呈現人性和人的生存環境的書。文學以人性為基調，自然就穿越時代之維而進入時間之維。曹雪芹家道中落，內心充滿孤獨，一定也有許多不平不滿，但他如果因此而用自己的作品去「干預生活」，在文本中注入「傾向性」，那就沒有偉大的《紅樓夢》。曹雪芹有關懷，有大慈悲心，但這些關懷不是創作出發點，而是作品派生出來的結果。受曹雪芹的啟迪，我又重溫薩特存在主義的著名命題(儘管我不喜歡薩特本人的某些政治行為方式)，即「存在先於本質」的命題。我借用這一命題對文學作出如下解釋：文學首先應當為文學而文學(存在)，為藝術而藝術，然後再考慮文學藝術可能派生的意味。我作此解釋當然具有歷史針對性。上世紀我國的左翼作家和許多憂國憂民的作家們，往往採取相反的命題(「本質先於存在」)，即先有一個大意義的動機，如為革命而寫作，為改造中國和改造世界而寫作，然而，先驗動機卻帶來主題先行和普通的概念化失敗現象。從八十年代開始，近三十年來，我的所言所論，都在呼喚「還我本來」，即文學應返回文學的初衷，返回文學最初的基本立足點和文學最初存在的理由。這一理由，不是政治理由，不是道德理由，不是功利理由，而是心靈理由，情感理由，審美理由，生命需求理由，見證人性和生存環境的理由。
明年農曆九月七日，我就年滿七十歲了。回想人生，覺得可引為慶幸的是自己總是生活在文學中。生活在文學中，意味著生活在真實的人性中，又意味著生活在夢中。夢中有審美理想，有對美的信仰。從事文學，使我在「現實主體」中又多了一個「藝術主體」。現實()沒有自由，但夢中有自由。所謂幸福，乃是瞬間對自由的體驗。千萬年來，人類布滿浩劫災難而神經不會斷裂，人類中的生命個體充滿艱辛困苦而不想自殺(依然熱愛生活)便是因為人生中擁有瞬間的自由體驗。近幾年我受大乘佛學與禪宗的影響，更喜歡講自性，自性因緣而生，更具流動性。文學必須從一切他性(包括政治性、市場性、功利性、社會批判性等)中解脫出來，才有自由。為了守持文學的自性，我正在努力構築一個屬於自己的精神園地，讓自己沉浸於其中。對於這一行為，我稱之為「重構象牙之塔」。在美國的落基山下，在象牙之塔之中，我已「面壁」多年。我相信，唯有跳出「政治」、「市場」等格局，充當「局外人」、「異鄉人」、「檻外人」，唯有進入面壁的沉浸狀態，才能進入深邃的精神深淵。唯有在那裡，我才能與曹雪芹等偉大靈魂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