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傳》作為一部經典作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自從其誕生以來，「阿Q」就成為某一類人的代名詞，成為人們溝通的重要話語資源。
阿Q——這是偉大文學家魯迅先生筆下一個不朽的典型。阿Q這個形象，個性鮮明，獨一無二；又具有極為廣泛的代表性和普遍性，體現了十分深廣的社會內容。它不僅活在書本里，而且走進了生活，成為一個活生生的現實人物，成為人們用來稱呼某些人的共名。就象熟悉諸葛亮、賈寶玉、孫悟空和魯智深等人一樣，中國有幾個人不知道阿Q呢？而且，這個阿Q，全世界都知曉他，就象哈姆雷特和唐·吉訶德一樣，在世界文壇上也負有盛名。這個典型的影響，在「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中，是無與倫比的。
阿Q是個什麼樣子呢？「阿Q該是三十歲左右，樣子平平常常，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過沒有流氓樣，也不象癟三樣」。
阿Q是很不幸的。他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後的農村，沒有家，多半時間寄住在未莊土谷祠里，靠給人家打短工來餬口。「割麥便割麥，春米便春米，撐船便撐船」，是個房無一間，地無一壠的勞苦僱農。阿Q連起碼的社會地位都沒有。他本來大約是姓趙，但因為未莊的大財主趙太爺姓趙，便被勒令不準姓趙了，並為此挨了一頓嘴巴，還被地保罰了二百文酒錢。象別的人們一樣，阿Q也有著七情六慾，也想過女人。可是他的「戀愛悲劇」是這樣的可笑而且短促，不過是跪下去對趙太爺家的女傭人說了兩句「我和你睏覺」，便在一頓毒打和種種罰處中結束了。
然而，阿Q最大的不幸，是他連靈魂也被一種「鴉片」深深地毒害了，使他不知苦楚地熬過一生，直至糊塗地死去。這就是那使人逃避現實、自我超脫、在心理與精神上轉敗為勝的「精神勝利法」。阿Q就是依仗它來支撐自己活在世上直到離開人間的。你看：
阿Q是那樣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他一貧如洗，卻要說：「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阿Q頭上長著癩瘡疤，極力要掩藏，並因此很忌諱別人提到「癩」、「燈」、「燭」等字。但別人揭短時，阿Q卻回答說：「你還不配……」仿佛他頭上的是一種高尚的光榮的癩頭瘡。阿Q被人揪住辮子往牆上碰了響頭之後，只要想「兒子打老子」，便也就心滿意足，反敗為勝了。甚至為了解除內心的「忽忽不樂」與「失敗的痛苦」，也可以自己打自己，仿佛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
阿Q畏強凌弱。在強者面前，他甘受屈辱，自輕自賤。趙太爺不讓他姓趙，他不敢抗辯；假洋鬼子打他，他趕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著。而在小尼姑那樣的更弱者面前，他又放肆欺辱，並且自鳴得意。
阿Q健忘、愚昧、痳木。被別人打過，轉瞬就可以忘卻乾淨。對清政府殘酷屠殺革命黨人，他無動於衷，反覺得「好看好看」。待到自己受冤被抓進衙門，已經在亡命狀上畫押時，仍無半點醒悟，卻生怕圓圈畫得不圓被人笑話。及至被押赴刑場，死到臨頭，雖然急得有些發昏，卻也有些泰然，以為「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
身受重重壓迫，過著非人生活的阿Q，也有改變現狀的原始狀態的革命要求。當辛亥革命起來了，他看到舉人老爺和趙太爺等人十分害怕慌張，就改變了一向甘受屈辱和痛惡革命的態度，變得「神往」革命，要「革這伙媽媽的的命」，要「投降革命黨」了。正象魯迅後來說的，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黨，既然革命，就會做的。但是，阿Q的革命「理想」是十分模糊和混雜的。它除了合理的內容外，還包含了許多荒唐和可鄙的東西，比如「要什麼就是什麼，我喜歡誰就是誰」之類。出於報復心理，他的革命對象既有壓迫他的趙太爺、秀才、假洋鬼子之流，也有平素打過架的小D、王胡等等。限於眼界的狹窄，他的經濟要求則是搶些東西，把秀才娘子的寧式床搬到土谷祠來。然而，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阿Q失望之餘也就只好用「精神勝利法」來安慰自己了。
辛亥革命之後不久，趙家遭了搶劫。於是，機關槍架在土谷祠前，把阿Q抓了去。糊裡糊塗地過了堂，阿Q便被槍斃示眾，結束了他悲慘的一生，「大團圓」了。
阿Q，是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的中國，壓在社會最底層的一個落後、不覺悟的貧苦農民。魯迅在這樣一個人物身上，深刻解剖了「精神勝利法」，把它的種種表現集中、概括地揭示了出來。
「精神勝利法」絕非中國農民階級本質的寫照，更非中華民族優秀品質的體現，而是一種墮落、消極的現象，是失敗主義矛盾心理賴以維持的精神支柱和無可奈何的解決辦法。正象魯迅指出的那樣：「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
阿Q，就是這樣一個帶著民族恥辱烙印，令我們深深自省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