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潰》一書的主要觀點，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一個建立在脆弱生態之上的社會，環境惡化往往引發社會崩潰。毫無疑問，在作者戴蒙德看來，地球的生態平衡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因此他反覆敲響警鐘：既然我們暫時沒有另外一個星球可以過活，那麼最好不要通過摧毀自己的生存基礎來謀求發展，因為那不僅愚蠢，而且危險。
這個觀點其實並不新鮮，隨著對地球承受能力的了解日益深化，很多人都意識到，無限索取不可能是持續的，地球母親的奶水遲早會枯竭；按科幻小說那個早熟的預言《弗蘭肯斯坦》，到時人類會被自己親手創造的怪物所毀滅。但賈雷德·戴蒙德不同的地方在於：他以文明/社會為單位，以法醫解剖的方式來進行病理分析。他對復活節島和格陵蘭兩個孤立文明的論斷尤其帶有死亡診斷書的味道，並帶著一種隱喻的方式暗示我們：如果仍然那麼愚蠢，那麼這也可能成為整個地球文明的命運。
但有句話說，我們從歷史中得到的教訓就是人類很少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為了證明這一點，作者列舉了幾個典型的案例加以分析，其位置散布在地球各個角落：復活節島、格陵蘭、盧安達、海地和多米尼加……這一取樣顯然是精心選擇的，地形、植被、氣候、文明都有很大差異，各自具有指標性。更重要的是：這些地點都帶有一種「實驗室環境」的特徵：相對孤立、變數有限、大到足夠具有代表性但不至於太大以致因素錯綜複雜難以分析。這樣便於作者在實驗器皿之外像上帝一樣觀察著該社會的成敗興亡，對他來說，實際上地球也是一個巨大的、正進行極其複雜化學反應的實驗室，只是對這一實驗，我們輸不起。
這一思維方式本身是典型西方式的，十多年前著名的「生物圈2號」實驗就是其產物。當時科學家們在亞利桑那沙漠中模擬地球環境建造了一個巨大的密閉實驗室，作為火星殖民地的模型。實驗的失敗加深了人們的如下認識：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以及，人類尚未成為上帝。因此，我們目前唯一的選擇就是在這個「有限地球時代」，謹慎地實現可持續發展。
直到相當晚近的時代，人們仍然普遍認為大自然有能力保護自己，極少有人構想人類干預的破壞性後果，原因之一是在技術不發達的時代，人們對環境的反作用力相對微小，環境能夠自然恢復。正因此，很多傳統社會其實並不像現代人想像中的那樣熱愛環境，相反，古代一些人跡罕至的地方一旦成為人類殖民地，都伴隨著一波大型動物的滅絕和生態變遷。現代環境惡化的加劇只是因為技術發達後破壞性更強，而對神靈的敬畏卻下降了，獲得了神一般的力量卻像惡棍一樣予以濫用，這基本上被視為現代環境問題的根源。既然我們不可能退回到原始技術時代，那麼敬畏自然和生命，也許是有限的選擇之一。
在真正覺察到大難臨頭之前，人們通常很少預見到即將到來的危機。()在環境問題上人類向來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的。作者用兩個名詞「悄悄變化的常態」和「景觀失憶」來描述這一危險，通俗地說也就是「溫水煮青蛙」：人們往往對緩慢的變化失去警惕和記憶。但問題在於：當劇變到來時，一切都已晚了。生態崩潰到來的時候，無人可以倖免，就像空氣污染面前，也是人人平等。
和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論述的一樣，作者對人類命運的關注總是與地理環境緊密聯繫在一起，為了避免再次被扣上「地理決定論」的帽子，他在本書中對論點進行了更謹慎的闡述。雖然他全書都在強調生態崩潰導致社會崩潰，但同時又補充說「沒有一個社會的崩潰可以完全歸咎於環境變化」，它是條件之一，但既非必要條件，也非充分條件。儘管社會崩潰未必由生態崩潰引起，但生態崩潰卻幾乎總是引起社會崩潰，因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不幸，由於對這一問題的過分關注，他在解釋某些問題時總是易於受到誘惑，例如將盧安達大屠殺歸因於人口壓力。但人口壓力更大的印度比哈爾邦也未爆發大屠殺，而爆發種族清洗的波赫也談不上有什麼人口壓力，大屠殺只能用集體暴力的政治來解釋。
人類文明在地球搖籃里已經生存了五千年，如今在一種增長的絕望情緒之中，才開始反省：我們到底要一個什麼樣的地球？這麼說是因為地球的未來正日益取決於人類的喜好。享受了地球哺育的人類，有必要進入一個反哺的時代，而這也就意味著必須改變我們的文明。作者再三強調：人類社會的應對、決策，對環境和社會的命運都有著決定性的意義，而這種決定性未來只可能更強。說到底，地球和社會的命運掌握在我們手中，成敗都怨不得別人，因此關鍵是要具備遠見和避免群體決策失誤，而這需要全社會認識的深化以及意見的公開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