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
【在花嬌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還時常想起她，想她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在那塊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麼？……】
打工，永遠是合著血淚與艱辛的兩個字眼。就在1994春節即將臨近的那幾天，我的身邊發生了一件極為悲慘的事情--廠里有個打工妹因加班太晚，回家時遭遇車禍而死！
這個不幸的打工妹叫陳花嬌，28歲，來自四川比較貧困的南部縣農村。我們曾在一個小組做過同事，經常在一起說笑，她幹活很痲利，每月的工分都是車間裡的前幾名。她和做泥水匠的丈夫在上海打工兩年了，一心想掙點錢回家蓋新瓦房，家裡還有個6歲的女兒，眼看要上學了，學費也得掙回去。為了多掙點錢，花嬌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然後騎上腳踏車，穿過廠門口黑黢黢的公路，回她的租房去。
那是一個無月的夜晚，將近11點的時候，花嬌才出廠門。寒冬臘月，路上行人稀少，雖然這是一條二級公路，但是廠門口卻有很長一段沒有路燈。寬闊的馬路上偶然有一輛車心急火燎地駛過去，留下一股灰塵和噪音。
那天晚上，花嬌一定是加班加得頭昏腦脹的，耳朵已經被車間裡縫紉機的轟鳴震得嗚嗚作響，否則，她不會聽不到呼嘯而來的那輛卡車，它像一個巨大的鬼魅，風一樣裹挾了她瘦弱的身子，把她連車卷進了飛速行駛的車輪之中，肇事車輛趁著夜色逃之夭夭……
等到有人發現花嬌的時候，她已經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躺了一個多小時，頭部汩汩冒出的血液已經在寒冷的夜風中逐漸凝固了，失去所有血液的她全身冰涼，沒有一絲呼吸……發現她的人看到她躺在離我們廠不遠的路面上，於是將情況告訴了門衛。門衛趕過去一看，花嬌已經面目全非了，但她身上穿的那件廠里統一發的紅黑相間的棉衣，說明她就是廠里的女工。她那已被壓扁的腳踏車的車籃里，躺著一張考勤卡，於是人們知道了這個不幸的女子名叫陳花嬌。
28歲的花嬌就這樣死了。死在1994年春節來臨前幾天。當她的親人跌跌撞撞地從老家趕來時，花嬌已經孤零零地躺在寶山區醫院的太平間了。她6歲的小女兒和60多歲的老父母都來了，在廠里哭得驚天動地。只要有人拿顆糖給那個孩子，那孩子便抹了眼淚，有滋有味地吮起糖來，那天真無邪的模樣，看得人心酸不已。廠里後來出於人道主義，給了花嬌的家人幾千元撫恤金，花嬌的家人便拿著這筆錢，捧著花嬌的骨灰盒回四川去了。
在花嬌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還時常想起她，想起她尖瘦的臉和單薄身子，想她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在那塊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麼？……
1994年夏天，我偶然從報紙上看到一則徵文訊息，《上海故事》和《勞動報》聯合舉辦"打工在上海"徵文，我決心一試。我想起了花嬌，用兩個晚上寫出了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後，我點出了寫這篇文章的主題：金錢固然重要，但生命更為可貴。雖然我們只是卑微的打工妹，但切不可為了暫時的經濟利益而透支自己的生命。沒有了生命，任何夢想都將灰飛煙滅。
然後，我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寫在方格稿紙上，用掛號寄給了"打工在上海"徵文組。接下來就是盼望了。我對這篇文章的信心非常大，我覺得自己寫出了打工者真正的生存狀態，並且飽含真情。我相信，任何人讀了這篇文章都會唏噓不已的。
果然，我的《花嬌》最後獲得了一等獎。我得到通知，將在上海老八仙橋飯店領獎。我準時去了，輾轉坐了兩個小時的車。到了那裡才知道，徵文的評審們都是《上海故事》和《勞動報》的資深編輯或總編，還有滬上知名作家。（勵志名言 ）參賽的作者有大部分是報社記者或通訊員。像我這樣來自車間一線、地地道道的打工妹是惟一的。
這是我第一次的徵文獲獎，獎金200元。不久後，《花嬌》便刊登在了《上海故事》雜誌上。也就是從1994年起，我的寫作生涯正式開始。當時比較喜歡看《知音》、《女友》和《現代家庭》等雜誌。那些雜誌里刊登的活生生的家庭生活故事激盪著我，我想：發生在我家的故事夠複雜坎坷的了。那是多麼好的寫作素材！
經過一番醞釀之後，我鼓足勇氣，以母親半輩子的不幸遭遇為主題，寫成了一篇《媽媽，別哭》，郵寄給了《現代家庭》的林華編輯。兩個月後，我在書報攤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現代家庭》，頭條赫然便是我寫的《媽媽，別哭》，足足有三個版，媽媽和繼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間，作者署名是"趙美萍"。我欣喜若狂，一口氣買了5本雜誌，歡天喜地地跑回住處，讀了一遍又一遍，一邊讀一邊流著喜極而泣的淚水……
兩個月後，我的另一篇《繼父，也是父親》又在《現代家庭》上發表了。這是一篇散文，寫得很美，很情真意切。每個字都是飽含淚水撰寫的。
這下，全廠所有人都知道我會寫文章了。我從女工們眼裡看到的是佩服，從上海人眼中看到的依然是不屑。不過這些都無所謂了，任何目光都改變不了我寫文章的激情。有夢不覺人生寒！
（三十六）
【最重要的，我逐漸被排斥我的人承認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經敵視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樹立了自己的尊嚴。】
但我沒想到，廠領導也因此對我刮目相看。
1994年秋天，廠里竟然把我調到技術部做技術員。這是一份人人羨慕的白領工作，雖然有點底氣不足，可我還是硬著頭皮接受了新的任命，硬著頭皮坐進了技術科辦公室，硬著頭皮看起了日文技術資料。
在服裝廠里，技術科是重要的中樞部門，所有的技術和質量要求全由技術員說了算，技術員是根據客戶設計的服裝圖紙和質量要求，布置操作工藝流程的。有一點差錯，便是技術員的責任。尤其是日本人，對童裝的質量要求十分嚴格。比如是格子面料，拼縫處橫格一定要對齊，相差不得超過半毫米。訂紐扣的位置有嚴格尺寸，並且隨著服裝尺碼的大小，紐扣的間距會不一致，甚至紐扣的數量也不一致。各種服裝輔料更是五花八門，看得人頭昏腦脹，眼花繚亂。一不小心，配錯了輔料會導致一系列的問題，不僅要重新返工，還浪費很多輔料，並會影響交貨時間。
剛進技術科，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從圖紙到樣板，每一樣工序、每個步驟都認真地核查，小心地寫工藝流程操作單，生怕出半點差錯。好在石川先生十分關心我，每天都到技術科轉轉，看我有沒有問題要請教他。翻譯錢先生寸步不離地跟在他身後，我每問一個問題，石川先生都會認真耐心地為我講解，邊講解邊畫圖。我的領悟力還比較強，很快把簡單的日語圖紙看明白了。那時我跟的單子是金科長以前跟的日本"今時亞洲"公司的定單，定單是通過上海時裝進出口公司轉來的。熊田時裝公司實際上是由日本、上海時裝進出口公司和月浦服裝廠三方合作的。
一開始當上技術員，除了廠領導之外，似乎所有的人都對我表示不信任。
在下車間布置任務、講解操作工藝時，那些組長、質檢員的神態和目光充滿不屑。有的會當場刁難，問我一些沒想到的問題，或者在我製作的工藝流程表上吹毛求疵，說我製作的工藝流程不合理，質量要求太嚴，或者指責我計算的輔料，比如線和粘合襯不夠用等等。無數的問題向我劈頭蓋臉地砸過來。一開始，我還向她們解釋，但是，我發現，我越解釋，她們越反駁，吐沫橫飛，越說越有勁，我知道她們是在故意刁難我。在我做工藝流程表之前，我已經親自監督打樣間的師傅做好兩件樣品，並寄往日本客戶，只有得到客戶的意見反饋和確認後，我才布置生產的。既然打樣間的師傅可以做到，既然已經得到客戶的確認，就說明我製作的工藝流程是對的。
日方經理石川先生特別欣賞我的工作能力，他多次通過翻譯安慰我："米卡（萍的日文，意即水中花），沒有什麼比實際能力的展示更有說服力了。一個陷入絕境的人，當他幾乎不可能獲得任何援助時，就會把他全部和最後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優勢上，因為精神力量的優勢可以使每個勇敢的人奮不顧身。相信自己，就是成功的關鍵。"
這番話給了我很大啟發，是啊，過去那麼多苦難都經歷了，這點波折算什麼呢？別人的嫉妒只能證明他們的無能，並不能使我失去什麼。苦難其實是最好的大學，只要你不被它擊倒，你就能成就你自己。
此後，再面對那些挑釁的目光，我不再辯解，而是親自坐到縫紉機上，拿起裁剪車間已經裁好的半成品，親自操作起來。三年縫紉流水線，已經使我能夠相當流暢地做完每道工序了，否則也做不了組長，做不了技術員。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堵那些惡毒的嘴巴和懷疑的眼神。也許她們心裡依然不服氣，但還是必須聽我的指揮來做。實際行動比什麼都說服力。
一次，客戶來的面料是像蘇格蘭男人穿的裙子一樣的格子面料，斜紋的。客戶要求所有拼縫都要格子橫格對齊，斜紋向左為正面。在面料裁剪前，我來到裁剪車間，親自指導裁剪人員要對格子攤布。在攤布的時候，我不知怎麼忽然有種第六感覺--客戶的面料夠了嗎？有沒有放對格子所需的損耗餘地？因為按照常規，所有面料都需要放百分之三的損耗餘地。如果需要對格，格子面料的損耗就更大。格子越大，損耗越多。
要在以往，我會忽略計算面料的，因為客戶是根據定單數量發放面料的。但這次，我不知道為何，忽然想要計算一下面料夠不夠。也許是冥冥中有種意念在指點著我吧。我來到倉庫，找到面料數據一看，脊背上又出了一層汗，面料果真有問題--客戶根本就沒有按照對格所需要的用料計算，而是按照一般排料圖計算的。如此一算，至少少了百分之十的面料！
我怕自己算錯了，連續計算了三次才確認自己沒錯。我連忙讓裁剪車間停止工作，立即跑到辦公室找石川先生反映情況。他一聽十分驚訝，以往我們也生產過格子產品，但客戶從來都沒少計算過用料。但當石川先生來到裁剪車間，親自檢查了對格情況，再查驗了一下客戶的實際來料後，他額頭上的汗出來了--如果我沒及時發現這個情況，裁剪車間一刀裁下去，到後來才發現面料不夠，那時就晚了。如果客戶再補進面料的話，不僅面料有可能有色差，還有可能會耽擱交貨時間。這些對客戶來說，都是致命的問題。
石川先生立即向日本客戶發了一份傳真，反映面料不夠的情況，並將我們的對格排料圖也發了一份過去。兩小時後，對方有了回音--我們計算錯誤，請暫停生產。等面料補充完畢，再開刀裁剪。
這一次，我得到了石川先生的表揚。但我並沒有過多的欣喜，只覺得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我做了我該做的。同時也讓我明白，無論何時何地，做什麼工作，認真--是兩個最需要重視的字眼！在我做技術員的四年時間裡，"認真"兩個字像兩個忠實的衛兵，時刻監視著我，提防著我，不讓我出錯，不讓我粗心。
漸漸的工作就順了起來。我幾乎每年都是廠里的優秀，還被選舉為廠里的團支部書記，經常參加鎮上或區裡的外來工活動，有時作為外來工代表發言，有時接受表彰，報紙上偶然還能看到我的名字，就這樣慢慢的被上海承認了。走在街上，也有了揚眉吐氣的感覺。最重要的，我逐漸被排斥我的人承認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經敵視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樹立了自己的尊嚴。
（三十七）
【1997年7月，我離開了灑下我7年青春血汗的服裝廠。7年的光陰，就這樣一去不回了。我揮揮手，什麼也沒留下，也什麼都沒有帶走。上海市月浦鎮熊田時裝有限公司，就這樣與我揮手說了再見。27歲的我從頭開始。】
時間已經慢慢地滑到了1996年。電腦、網路、伊妹兒等新鮮而陌生的辭彙一天比一天熱鬧起來。而我卻日復一日地惶恐不安，我連26個英文字母都不認識，如何去接觸這些洋玩意？雖然我天天寫服裝流程工藝單，把字練得像模像樣，龍飛鳳舞，但是，僅有這些是不夠的。我越來越感到知識的匱乏。越來越感到自己慢慢地變成了一口枯井。這也許和自己的文化太低有關，曾經的積累已經被慢慢地消耗掉了，如果不趕緊充實自己，很快就要被飛速發展的時代淘汰了。
恐慌和憂慮一天比一天更深地鑽進我的心裡。讓我寢食不安。我是個不允許自己落後、不安於現狀的人。無論如何，我要把曾經沒能讀過的書補回來。
我開始到處打聽哪裡可以報名自學考試。打聽了好幾所學校，最終選擇了復旦大學，報名參加成人自學考試"新聞專業"，預計兩年內拿下所有課程。我信心十足，一口氣把12門課的課本全買了，花了200多塊錢，一點都不後悔，我把那一堆沉沉的書抱回住處，一本本翻看，那些《中國通史》《新聞概述》什麼的看得我頭昏腦脹，但卻十分興奮。我惟一的擔心就是，我唯讀到國小畢業，現在直接讀大專，能跟上嗎？不過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能先把困難想在前頭的，否則就沒有信心了。無論怎樣，先做了再說。如果因害怕失敗而不做，就連可能的希望都沒有了。
第一學期，我一口氣報考了四門課。我有信心起碼通過兩門。但要上班，還要聽課，時間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每天下午五點半下班之後，我便風風火火地騎車回家，拿上書就往車站趕。一路走一路啃饅頭。復旦大學在楊浦區的五角場，我住在寶山區的月浦鎮，間距近兩個小時的車程。學校晚上七點半開課，如果順利，剛好可以趕上聽課。晚上九點半下課，坐車回到家，已經11點多了。回家後還要整理筆記，都說自學是靠死記硬背，晚上洗腳時就抓緊時間背書。不知不覺，手裡就捧著書睡著了。
那幾個月，就是這樣熬過來的。
第一次考試，沒想到我僅僅過了一門課，是《新聞概述》，考了63分。還有一門課考了59分，沒拿到及格證。有個同學為我抱不平："評分的老師也真是過分，一分都不幫你拉。"我很奇怪，是我自己沒考好，老師憑什麼幫我拉分呢？不過，心裡還是十分沮喪，僅一分之差，就要從頭再來了。難怪有人說走自學考試的路，簡直要脫一層皮。但我依然為自己成功地過了第一門功課而欣慰，畢竟是一個良好開端。即使我每次考試只過一門課，那麼一年兩次考試就能過兩門，12門課我用6年就可以拿下了。
令我沒想到的是，就在此時，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海納百川》欄目的編導陸蘭亭老師輾轉找到我，邀請我去電台做一期節目。原來，她是從《新民晚報》夏連榮老師那裡知道了我的故事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做直播節目，心裡十分揣揣不安。當我帶上耳麥，在直播間裡把自己在上海奮鬥的故事娓娓道來的時候，導播間的電話響個不停，無數打工仔打工妹打來電話，與我交流打工路上的酸甜苦辣。也是那一次，陸蘭亭老師在聽到我侃侃而談、毫不怯場的直播狀態後，決定邀請我做《海納百川》欄目的特邀嘉賓。
從那之後，每個周日上午10點，我的聲音便準時出現在了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海納百川》節目中，與上海三四百萬的打工族們傾心交談，探討人生。從此我的生活很加忙碌，也更加豐饒了起來。正是做這檔節目，使我結識了很多與我一樣飛翔在上海的天空下的"天涯同命鳥們"，也使我在上海打工族中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尤為重要的，是鍛鍊了我的國語。
愛迪生曾說：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這話用在我身上，竟也那麼合適。
1997年是我人生大轉折的一年。我跳槽了。
跳槽的念頭從一年前就有了。在服裝廠的六七年裡，有一年半做流水線車工，一年半做組長，三年技術員。工作中遭遇了太多的驚濤駭浪，巨大的責任感像秤砣一樣沉甸甸地墜在心上，不得片刻輕鬆，日復一日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心情讓人越來越壓抑。
我一直相信，冥冥中總有因果之說的。
早在1992年左右，我就因給《萌芽》投稿而結識了該雜誌編輯沈剛，他幫我修改發表了一首短詩《嫦娥》，此後我們一直斷斷續續地聯繫著。雖然我們從未謀面，但這個地道的上海人十分看得起我，對我不停地鼓勵著。他還在一封信中建議我跳槽，說我的文采不錯，人也聰明，可以換份更有創造性的工作。他說他有個朋友在閘北區開了家廣告公司，如果我願意，他可以推薦我去做文案。但我卻有點猶豫。最大的擔心是無法很快適應新的環境。現在的服裝公司雖然機械枯燥，收入微薄，但畢竟駕輕就熟啊。
那段日子一直心情矛盾。這種矛盾的心情一直延續到1997年5月。我的第二個三年契約期滿了。如果再續簽，將又是三年為限。我決定趁此機會跳槽。
如果正如算命的所說，我命中會有貴人相助的話，那麼沈剛毫無疑問是我生命中的一個貴人。好機會說來就來，有點讓我猝不及防。
後來我才知道，沈剛所說的他朋友的廣告公司，其實便是他和一個朋友合夥開的。這家名為"唐神文化傳播公司"的廣告公司，如今已在上海3000多家廣告公司里排名前二十幾名。
正是這次跳槽，全然顛覆了我的命運。
當我決定辭職的時候，服裝廠的領導才發現我的可貴。對我一向十分器重的潘廠長和石川先生輪流勸我留下，只要我留下來，就會考慮給我加薪，薪水將會突破四位數。並且在廠里給我安排一間宿舍。這個誘惑如果早來三個月，也許我會欣喜若狂，感激不盡。但是現在，它出現得太遲了。
1997年7月，我離開了灑下我7年青春血汗的服裝廠。7年的光陰，就這樣一去不回了。我揮揮手，什麼也沒留下，也什麼都沒有帶走。上海市月浦鎮熊田時裝有限公司，就這樣與我揮手說了再見。27歲的我從頭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