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小撒說（活到）一百歲，大家都很願意，對吧？特別是在座的都很年輕，一百歲還是幾十年以後的事兒，但是我們的父母親、我們的爺爺奶奶，已經到了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了。但是，這個「但是」轉折了，我們要活到一百歲，我們要健康地活到一百歲，我們怎麼樣來走過這些長長的一百年？我們要預防哪些東西？這就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了。這些問題跟基因有什麼關係？
第一個能做的事情，能夠預防和預知出生缺陷。這就讓我想起來當年我下鄉的時候，我14歲就下鄉農村，我們湖南湘西的山溝溝裡面，有很多的近親婚配，所以那個地方的出生缺陷相對嚴重一些。後來我學醫以後，我就一直想，能不能把這個出生缺陷控制下去。出生缺陷大多數都是因為基因的缺陷造成的，我如果知道這個基因譜，出生缺陷不就能夠控制住了嗎？現在從幼稚園拼起，其實應該從媽媽的肚子開始拼起。如果受精卵是好的，懷孕的寶寶是好的，不帶有任何出生缺陷，不帶有基因的這些疾病，那麼這個寶寶就在一個好的起步階段。所以這些年的努力，我們的技術的進步，現在對出生缺陷的檢測，已經到了一個相對經濟上可以接受，臨床的檢測度、準確度比現有的方法，都有了極大提高的一個狀態。如果我們把這個項目推廣到全國、全世界去，中國不光能夠成為控制出生缺陷最好的國家，可能也會成為控制全球出生缺陷領先的國家。
第二個，腫瘤。所有的腫瘤都是基因病。生下來沒癌症的，後來是人和環境相互作用得到的。腫瘤是可以預防的，腫瘤是可以不發生的。我是做基因科學的，我是做生命科學的，我一直在那兒想，人生到底是什麼？人生到底需要什麼？
剛才小撒問大家願不願意活到一百歲，這就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問題，物質財富帶來的是什麼？我就弄不清楚，那一個規則排列的碳(元素)，那麼值錢嗎？而且把它用一個叫「克拉」的這麼一個單位，然後還代表著聖潔，這不整個就是扯嗎，對不對？不就是一個規則碳(元素)嗎？還有那些金銀財寶，金銀財寶都叫「盎司」，都是虛擬的一些消費模式，就把大家引導過去了。特別是量化了以後，在銀行裡面有好多個00000存在那兒，就忘記了自己來到世界上是幹什麼的。
像我這種低消費的人，我就這一身衣服，當然是兩件一樣的，經常洗一洗，兩天洗一下。在任何正規的場合下，我也不需要換個什麼玩意兒去參加英國人傳統的晚宴，他們這個燕尾服、那個大袍、領結，我也不需要。
在工業時代，我們所有的產品，包括你們桌子上放的加多寶，所有的這些都叫物質。物質生產出來，它可以被賦予價值，它有價值，它也可以給賦予價格，它就很容易交換。特別可惡的和可笑的是，有的人，先發達的人，做出很多引導性的樣子來。名貴的鞋、名貴的衣服，你說那個鞋，那麼高的跟，你穿著舒服嗎？戴著那些什麼金銀財寶，你說你重不重啊？你看我啥都沒有，當然眼鏡戴著，剛才主要要看我寫的什麼東西。所以像這樣的東西，就是因為他們走在前面了，他們製造出一個一個的消費熱點，一個一個的虛擬的消費的模式，一個一個奢華的、滿足人類莫名其妙虛榮心的這種奢華的心理狀態。
非常可惜的是生命科學滯後，我們的健康、我們的生命都沒有被它價值化。特別是健康，沒有給它分開，沒有把它一截一截的怎麼算。
沒有什麼比生命更重要，沒有什麼量化的東西可以和生命去比。生命的價值是由健康來承載的，健康的根本是基因起到一個根本的作用。我生在這個世界上，我滿足了我的衣食住行，我就要掌控我的生老病死，不光有一個健康幸福的生活，更應該利用這一段時間為人類社會的發展、為未來留下一點什麼。
那些虛擬的東西，那些奢華的東西，我來「忽悠」你們，我來「傳銷」你們，遠離它們吧。
我最恨的兩個字叫養老，我都60多了，你看我要養嗎？誰養誰啊！
我們要不要讓中國的每一個老同志，能夠老有所為、老而精彩？今天對你們講比較遙遠，如果你們的父母親、你們的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現在一點都不煩你們，你看到他跟你一樣健康，他也可以一塊兒跟你上球場，他也可以一塊兒跟你高山速降，他也一塊兒可以登珠峰，你想想那時候人類社會會是一個什麼樣子？你是不是覺得很爽？如果我們年輕的姑娘們，這個皮膚叫顏值，能夠長期地保持不變；我們的小伙子的肌肉力量，隨便可以做50、100個伏地挺身，就像我現在隨便做，你們估計沒幾個人做得過我。
上個禮拜我還見了一位91歲的老人，就是巴菲特的那個合作夥伴，在四萬人的的運動場裡面，6個小時沒動回答50個問題，然後坐下來跟中國代表團又談了半個小時，晚上吃飯的時候，又跟我們談了兩個小時，他91歲了依然在運作將近1000億美金的一個投資公司。所以這些人都依然在做工作，在做貢獻。
所謂一到「養」，那就變成社會負擔了，叫作等著飯、等著睡覺、等著死。那你活在這個世界上是有什麼用？人生應該怎麼樣來選擇？生命是多麼的重要。
說起來大家都知道人命關天，但是一到工作和學習上，我現在還活著，我就不管它關不關天了。我這個年齡，小時候的同班同學四十多個人，已經有十幾個人離開人世間了，所以說是一個非常悲慘的事情。
我今天為什麼要拚命地喊生物經濟、生命經濟這是一切？換句話說，我們在未來的社會發展中，能不能引領人類社會的發展？
如果我們用基因科技，把出生缺陷拉到全世界最低，也讓全世界人民共享這一科學進步帶來的福祉，讓中國的心腦血管發病率最少，讓中國的癌症發病率最少，有了這些疾病的人，能儘快地恢復過來，我們都能健康地活到一百歲。
我曾經有一個職務，是中國性艾協會副秘書長，是什麼呢？性病、愛滋病協會。當時我在做愛滋病研究，那個時候中國的愛滋病檢測出來的發病率，大概是一萬到三萬人。十幾個億的國家、大國，只有這麼一點點的發病(率)，是全世界控制愛滋病最好的一個國家，大家都很自豪，說我們中國愛滋病控制得非常好。但是後來，1994年的下半年年底的時候，河南的有一個防疫站的同志，帶來42份樣本找到我說：「我懷疑這些人是感染上了HIV了。」我說：「有那麼多嗎？」他說：「你試一下吧。」
因為當時做一個檢測很貴，好幾百塊錢，那個時候大家的工資一個月才一百來塊錢，沒人做得起這個，我當時做這個研究的，我做了一下。42份中間有37份陽性，換句話說，他懷疑的那42個人中間，37個已經感染上了愛滋病。我就把那個結果拍下來，有一次愛滋病的學術討論會，我就在會上講了這個數據。講著講著，那個幻燈機停電了，為什麼停電了呢？不讓我講，說我沒有資格來講這個數據。後來我也就沒講了，我也就沒再說這個事情了。一兩年以後，愛滋病在中國變成一個爆發性的發展，到了1995、1996年，(對)國家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多年以後，我想起這個事情來就是我心中之痛。如果那個時候，有這麼一個平台，大聲地去講這個事情，我們國家的愛滋病可能就一直在幾萬人、十萬人以內了，不像後來迅速()地發展到好幾十萬。國家每年要花幾十個億，來做愛滋病的防治工作。而那個時候，如果我作為一個這樣的工作者，講真話、講實話，大聲地講，高聲地呼籲，可能我們國家的愛滋病防治，還是在世界上的最前列，愛滋病的發病率要低得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