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也不曉得怎麼有那麼大的勇氣，自己抱著上五十幅油畫趕火車到歐洲各城裡去展覽。不是整幅畫帶走，整幅畫太大，需要雇貨車來載，窮學生哪有這筆錢？我只好把木框拆下來，編好號，綁成一大扎，交火車託運。畫布呢？我就自己抱著，到了會場，我再把條子釘成框子，有些男生可憐我一個女孩子沒力氣，想幫我釘我還不肯，一徑大叫：『不行，不行，你們弄不清楚你們會把我的東西搞亂的！』」
在歐洲，她結了婚，懷了孩子，贏得了初步的名聲和好評，然而，她決定回來，把孩子生在自己的土地上。
知道她離開歐洲跑回台灣來，有位親戚回台小住，兩人重逢，那親戚不再說話，只說：「咦，你在台灣也過得不錯嘛！」
「作為一個藝術家當然還是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她說這句話的時候人在車裡，車在台北石門之間的高速公路上，她手握方向盤，眼睛直朝前看而不略作回顧。
「他開車真『驃悍』，象蒙古人騎馬！」有一個叫孫春華的女孩子曾這樣說她。
驃悍就驃悍吧！在自()己的土地上，好車好路，為什麼不能在合法的矩度下意氣風發一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