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到水餃店去，餃子端上來的時候，我總是怔怔地望著那一個個透明飽滿的形體，北方人叫它「冒氣的元寶」，其實它比冷硬的元寶好多了，餃子自身是一個完美的世界，一張薄繭，包覆著簡單而又豐盈的美味。
我特別喜歡看的是捏合餃子邊皮留下的指紋，世界如此冷漠，天地和文明可能在一剎那之間化為炭劫，但無論如何，當我坐在桌前上面擺著的某個人親手捏合的餃子，熱霧騰騰中，指紋美如古陶器上的雕痕，吃餃子簡直可以因而神聖起來。
「手澤」為什麼一定要拿來形容書法呢？一切完美的留痕，甚至餃皮上的指紋不都是美麗的手澤嗎？我忽然感到萬物的有情。
巷口一家餃子館的招牌是正宗川味山東餃子館，也許是一個四川人和一個山東人合開的，我喜歡那招牌，覺得簡直可以畫上清明上河圖，那上面還有電話號碼，前面注著TEL，算是有了三個英文字母，至於號碼本身，寫的當然是阿拉伯文，一個小招牌，能涵容了四川、山東、中文、阿拉伯（數）字、英文，不能不說是一種可愛。
校車反正是每天都要坐的，而坐車看書也是每天例有的習慣，有一天，車過中山北路，劈頭栽下一片葉子竟把手裡的宋詩打得有了聲音，多麼令人驚異的斷句法。
原來是通風窗里掉下來的，也不知是剛剛新落的葉子，還是某棵樹上的葉子在某時候某地方，偶然憩在偶過的車頂上，此刻又偶然掉下來的，我把葉子揉碎，它是早死了，在此刻，它的芳香在我的兩掌復活，我札開微綠的指尖，竟恍惚自覺是一棵初生的樹，並且剛抽出兩片新芽，碧綠而芬芳，溫暖而多血，鏤飾著奇異的脈絡和紋路，一葉在左，一葉在右，我是莊嚴地合著掌的一截新芽。
二年前的夏天，我們到堪薩斯去看朱和他的全家——標準的神仙眷屬，博士的先生，碩士的妻子，數目「恰恰好」的孩子，可靠的年薪，高尚住宅區裡的房子，房子前的草坪，草坪外的綠樹，綠樹外的藍天……
臨行，打算合照一張，我四下列覽，無心地說：
「啊，就在你們這棵柳樹下面照好不好？」
「我們的柳樹。」朱忽然回過頭來，正色地說：
什麼叫我們的柳樹？我們反正是隨時可以走的！我隨時可以讓它不是『我們的柳樹』。」
一年以後，他和全家都回來了，不知堪薩斯城的那棵樹的如今屬於誰——但朱屬於這塊土地，他的門前不再有柳樹了，他只能把自己栽成這塊土地上的一片綠意。
春天，中山北路的紅磚道上有人手拿著用粗絨線做的長腿怪鳥的兜賣，幾吹著鳥的瘦脛，飄飄然好像真會走路的樣子。
有些外國人忍不住停下來買一隻。
忽然，有箇中國女人停了下來，她不頂年輕，大概三十左右，一看就知是由於精明幹練日子過得很忙碌的女人。
「這東西很好，」她抓住小投，「一定要外銷，一定賺錢，你到××路××巷×號二樓上去，一進門有個×小姐，你去找她，她一定會想辦法給你弄外銷！」
然後她又回頭重複了一次地址，才放心走開。
台灣怎能不富，連路上不相干的路人也會指點別人怎麼做外銷，其實，那種東西廠商也許早就做外銷了，但那女人的熱心，真是可愛得緊。
暑假裡到中部鄉下去，彎入一個叉道，在一棵大榕樹底下看到一個身架特別小的孩子，把幾根繩索吊在大樹上，他自己站在一張小板凳上，結著簡單的結，要把那幾根繩索編成一個網花盆的吊籃。
他的母親對著他坐在大門口，一邊照顧著雜貨店，一邊也編著美麗的結，蟬聲滿樹，我停焉為褡訕著和那婦人說話，問她賣不賣，她告訴我不能賣，因為廠方簽好契約是要外銷的，帶路的當地朋友說他們全是不露聲色的財主。
我想起那年在美國逛梅西公司，問櫃檯小姐那架錄音機是不是台灣做的，她回了一句：
「當然，反正什麼都是日本跟台灣來的。」
我一直懷念那條鄉下無名的小路，路旁那一對富足的母子，以及他們怎樣在滿地綠蔭里相對坐編那織滿了蟬聲的吊籃。
我習慣請一位姓賴的油漆工人，他是客家人，哥哥做木工，一家人彼此生意都有照顧。有一年我打電話找他們，居然不在，因為到關島去做工程了。
過了一年才回來。
「你們也是要三年出師吧。」有一次我沒話找話跟他們閒聊。
「不用，現在二年就行。」
「怎麼短了？」
「當然，現代人比較聰明！」
聽他說得一本正經，頓時對人類前途都覺得樂觀起來，現代的學徒不用生爐子，不用倒馬桶，不用替老闆狼抱孩子，當然二年就行了。
我一直記得他們一口咬定現代人比較聰明時臉上那份尊嚴的笑容。學校下面是一所大醫院，黃昏的時候，病人出來散步，有些探病的人也三三兩兩的散步。
那天，我在山徑上便遇見了幾個這樣的人。
習慣上，我喜歡走慢些去偷聽別人說話。
其中有一個人，抱怨錢不經用，抱怨著抱怨著，像所有的中老年人一樣，話題忽然就回到四十年前一塊錢能買幾百個雞蛋的老故事上去了。
忽然，有一個人憋不住地叫了起來：
「你知道嗎，抗戰前，我念國中，有一次在街上撿到一張錢，哎呀，後來我等了一個禮拜天，拿著那張錢進城去，又吃了館子，又吃了冰淇淋，又買了球鞋，又買了字典，又看了電影，哎呀，錢居然還沒有花完吶……」
山徑漸高，黃昏漸冷。
我駐下腳，看他們漸漸走遠，不知為什麼，心中涌滿對黃昏時分霜鬢的陌生客的關愛，四十年前的一個小男孩，曾被突來的好運弄得多麼愉快，四十年後山徑上薄涼的黃昏，他仍然不能忘記……不知為什麼，我忽然覺得那人只是一個小男孩，如果可能，我願意自己是那掉錢的人，讓人世中平白多出一段傳奇故事……
無論如何，能去細味另一個人的惆悵也是一件好事。
元旦的清晨，天氣異樣的好，不是風和日麗的那種好，是清朗見底毫無渣滓的一種澄澈，我坐在計程車上趕赴一個會，路遇紅燈時，車龍全停了下來，我無聊地探頭窗外，只見兩個年輕人騎著機車，其中一個說了幾句話忽然興奮地大叫起來：「真是個好主意啊！」我不知他們想出了什麼好主意，但看他們陽光下無邪的笑意，也忍不住跟著高興起來，不知道他們的主意是什麼主意，但能在偶然的紅燈前遇見一個以前沒見過以後也不會見到的人真是一個奇異的機緣。他們的臉我是記不住的，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記得他們石破天驚的歡呼，他們或許去郊遊，或許去野餐，或許去訪問一個美麗的笑面如花的女孩，他們有沒有得到他們預期的喜悅，我不知道，但我至少得到了，我驚喜於我能分享一個陌路的未曾成形的喜悅。
有一次，路過香港，有事要和喬宏的太太聯絡，習慣上我喜歡凌晨或午夜打電話——因為那時候忙綠的人才可能在家。
「你是早起的還是晚睡的？」
她愣了一下。
「我是既早起又晚睡的，孩子要上學，所以要早起，丈夫要拍戲，所以晚睡——隨你多早多晚打來都行。」
這次輪到我愣了，她真厲害，可是厲害的不止她一個人。其實，所有為人妻為人母的大概都有這份本事——只是她們看起來又那樣平凡，平凡得自己都弄不懂自己竟有那麼大的本領。
女人，真是一種奇怪的人，她可以沒有籍貫、沒有職業，甚至沒有名字地跟著丈夫活著，她什麼都給了人，她年老的時候拿不到一文退休金，但她卻活得那麼有勁頭，她可以早起可以晚睡，可以吃得極少可以永無休假地做下去。她一輩子並不清楚自己是在付出還是在擁有。
資深方婦真是一種既可愛又可敬的角色。
文藝會談結束的那天中午，我因為要趕回宿舍找東西，午餐會遲到了三分鐘，慌慌張張地鑽迸餐廳，席次都坐好了，大家已經開始吃了，忽然有人招呼我過去坐，那裡剛好空著一個座位，我不加考慮地就走過去了。
等走到面前，我才呆了，那是謝東閔主席右首的位子，剛才顯然是由於大家謙虛而變成了空位，此刻卻變成了我這個冒失鬼的位子，我渾身不自在起來，跟「大官」一起總是件令人手足無措的事。
忽然，謝主席轉過頭來向我道歉：
「我該給你挾菜的，可是，你看，我的右手不方便，真對不起，不能替你服務了，你自己要多吃點。」
我一時傻眼望著他，以及他的手，不知該說什麼，那隻傷痕猶在的手忽然美麗起來，炸得掉的是手指，炸不掉的是一個人的風格和氣度，我拚命忍住眼淚，我知道，此刻，我不是坐在一個「大官」旁邊，而是一個溫煦的「人」的旁邊。
經過火車站的時候，我總忍不住要去看留言牌。
那些粉筆字不知道鐵路局允許它保留半天或一天，它們不是宣紙上的書法，不是金石上的篆刻，不是小箋上的墨痕，它們註定立刻便要消逝——但它們存在的時候，它是多好的一根絲滌，就那樣綰住了人間種種的牽牽絆絆。
我竟把那些句子抄了下來：
緞：久候()未遇，已返，請來龍泉見。
春花：等你不見，我走了（我二點再來）。榮。
展：我與姨媽往內埔姐家，晚上九時不來等你。
每次看到那樣的字總覺得好，覺得那些不遇、焦灼、愚痴中也自有一份可愛，一份人間的必要的溫度。
還有一個人，也不署名，也沒稱謂，只扎手紮腳地寫了「吾走矣」三個大字，板黑字白，氣勢好像要突破掛板飛去的樣子。也不知道究竟是寫給某一個人看的，還是寫給過往來客的一句詩偈，總之，令人看得心頭一震！
《紅樓夢》裡痲鞋鶉衣的痕道人可以一路唱著「好了歌」，告訴世人萬般「好」都是因為「了斷」塵緣，但為什麼要了斷呢？每次我望著大小驛站中的留言牌，總覺萬般的好都是因為不了不斷、不能割捨而來的。
天地也無非是風雨中的一座驛亭，人生也無非是種種羈心絆意的事和情，能題詩在壁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