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國年間，北京大學有三個院：一院是文學院，即有名的紅樓，在紫禁城神武門(北門)以東漢花園(沙灘的東部)。二院是理學院，在景山之東馬神廟(後改名景山東街)路北，這是北京大學的老居址，京師大學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學院(後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紅樓是名副其實的紅色，四層的磚木結構，坐北向南一個橫長條。民國初年建造時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後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於是許多與文有關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這裡來進進出出。其中最為大家所稱道的當然是蔡元培校長，其餘如劉師培、陳獨秀、辜鴻銘、胡適等，就幾乎數不清了。人多，活動多，值得說說的自然就隨著多起來。為了把亂絲理出個頭緒，要分類。其中的一類是課堂的隨隨便便。
一般人談起北京大學就想到蔡元培校長，談起蔡元培校長就想到他開創的風氣——兼容並包和學術自由。這風氣表現在各個方面，或者說無孔不入，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課堂。課堂，由宗周的國子學到清末的三味書屋，規矩都是嚴格的。北京大學的課堂卻不然，雖然規定並不這樣說，事實上總是可以隨隨便便。這說得鮮明一些是：不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每課必到，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經常不到。
先說不應該上課而上課的情況。這齣於幾方面的因緣和合。北京大學不乏名教授，所講雖然未必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卻是名聲在外。這是一方面。有些年輕人在沙灘一帶流浪，沒有上學而同樣願意求學，還有些人，上了學而學校是不入流的，也願意買硬席票而坐軟席車，於是都踴躍地來旁聽。這也是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方面是北京大學課堂的慣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說我剛入學的時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學間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卻很少交談，甚至相視而笑的情況也很少。這由心理方面說恐怕是，都自以為有一套，因而目中無人。但這就給旁聽者創造了大方便，因為都漠不相關，所以非本班的人進來入座，就不會有人看，更不會有人盤查，常有這樣的情況，一個學期，上課常常在一起，比如說十幾個人，其中哪些是選課的，哪些是旁聽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這模模胡胡，有時必須水落石出，就會近於笑談。比如劉半農先生開「古聲律學」的課，每次上課有十幾個人，到期考才知道選課的只有我一個人。還有一次，聽說是法文課，上課的每次有五六個人，到期考卻沒有一個人參加。教師當然很惱火，問管註冊的，原來是只一個人選。後來退了，管註冊的人忘記登出，所以便宜了旁聽的。
再說應該上課而不上課的情況。據我所知，上課時間不上課，去逛大街或看電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種種原因或種種想法。比如有的課不值得聽，如「黨義」；有的課，上課所講與講義所寫無大差別，可以不重複；有的課，內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經不步；等等。這類不上課的人，上課時間多半在圖書館，目的是過屠門而大嚼。因為這樣，所以常常不上課的人，也許是成績比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會有反常的反應，對於常上課的是親近，對於不常上課的是敬畏。不常上課，有曠課的處罰問題，學校規定，曠課一半以上不能參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學分，學分不夠不能畢業。怎麼辦？辦法是求管點名(進課堂看坐位號，空位畫一次缺課)的盛先生擦去幾次。學生不上課，鑽圖書館，這情況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總是慨然應允。
這種課堂的隨隨便便，在校外曾引來不很客氣的評論，比如，北京大學是把後門的門檻鋸下來，加在前門的門檻上，就是一種。這評論的意思是，進門很難；但只要能進去，混混就可以畢業，因為後門沒有門檻阻擋了。其實，至少就我親身所體驗，是進門以後，並沒有很多混混過去的自由，因為有無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轄著，這就是學術空氣。說是空氣，無聲無臭，卻很厲害。比如說，許多學問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藍布長衫，學生，即使很有錢，也不敢西服革履，因為一對照，更慚愧。其他學問大事就更不用說了。
時間不很長，我離開這個隨隨便便的環境。又不久，國土被侵占，學校遷往西南，同清華、南開合夥過日子去了。一晃過了十年光景，學校返回舊居，一切支離破碎。我有時想到紅樓的昔日，舊的風氣還會有一些嗎？記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來串門，說梁思成在北大講中國建築史，每次放映幻燈片，很有意思，他聽了幾次。下次是最後一次，講雜建築，應該去聽聽。到時候，我們去了。講的是花園、橋、塔等等，記得幻燈片裡有蘇州木瀆鎮的某花園，小巧曲折，很美。兩小時，講完了，梁先生說：「課講完了，為了應酬公事，還得考一考吧？諸位說說怎麼考好？」聽課的有近二十人，沒有一個答話。梁先生又說：「反正是應酬公事，怎麼樣都可以，說說吧。」還是沒有人答話。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於是說：「那就先看看有幾位是選課的吧，請選課的舉手。」沒有一個人舉手。梁先生笑了，說：「原來諸位都是旁聽的，謝謝諸位捧場。」說著，向講台下作一個大揖。聽講的人報之以微笑，而散。我走出來，想到北京大學未改舊家風。心裡覺得安慰。
二
點滴一談的是紅樓散漫的一面。還有嚴正的一面，也應該談談。不記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課鼓勵學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臘亞里十多德改變業師柏拉圖學說的故事，有人責問他不該這樣做，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紅樓里就是提倡這種精神，也就真充滿這種空氣。這類故事很不少，說幾件還記得的。
先說一件非親歷的。我到北京大學是三十年代初，其時古文家劉師培和今文家崔適已經下世十年左右。聽老字號的人說，他們二位的校內住所恰好對門，自然要朝夕相見，每次見面都是恭敬客氣，互稱某先生，同時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課之後就完全變了樣，總要攻擊對方荒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記探原》和《春秋復始》都有北京大學講義本，劉著作更多，早逝之後刊為《劉申叔先生遺書》，可見都是忠於自己的所信，當仁不讓的。
三十年代初，還是疑古考古風很盛的時候；同是考，又有從舊和革新之別。胡適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在學校講中國哲學史，自然也是上卷。順便說個笑話，胡還寫過《白話文學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戲稱之為「上卷博士」。言歸正傳，錢賓四(穆)其時已經寫完《先秦諸子系年考辨》，並準備印《老子辨》。兩個人都不能不處理《老子》。這個問題很複雜，提要言之，書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麼時代的？胡從舊，二「老」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於孔子；錢破舊，二「老」成為年輕人，晚到戰國，略早於韓非。胡書早出，自然按兵不動，於是錢起兵而攻之，胡不舉白旗，錢很氣憤，一次相遇於教授會(現在名教研室或教員體息室)，錢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胡答：「錢先生，你舉的證據還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這次激烈的爭執以一笑結束。
爭執也有不這樣輕鬆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來自革新的一面，而是來自更守舊的一面。那是林公鐸(損)，人有些才氣，讀書不少，長於記誦，二十幾歲就到北京大學國文系任教授。一個熟於子曰詩云而不識abcd的人，不贊成白話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開寫信反對；但又不能唾面自乾，於是把滿腹怨氣發洩在課堂上。一次，忘記是講什麼課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紅著面孔走上講台。張口第一句就責罵胡適怎樣不通，因為讀不懂古文，所以主張用新式標點。列舉標點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側打一個槓子(案即專名號)，「這成什麼話！」接著說，有一次他看到胡適寫的什麼，裡面寫到他，旁邊有個槓子，把他氣壞了；往下看，有胡適自己的名字，旁邊也有個槓子，他的氣才消了些。講台下大笑。他像是滿足了，這場缺席判決就這樣結束。
教師之間如此。教師學生之間也是如此，舉兩件為例。一次是青年教師俞平伯講古詩，蔡邕所作《飲馬長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兩句，俞說：「知就是不知。」一個同學站起來說：「俞先生，你這樣講有根據嗎？」俞說：「古書這種反訓不少。」接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出六七種。提問的同學說：「對。」坐下。另一次是胡適之講課，提到某一種小說，他說：「可惜向來沒有人說過作者是誰。」一個同學張君，後來成為史學家的，站起來說，有人說過，見什麼叢書裡的什麼書。胡很驚訝，也很高興，以後上課，逢人便說：「北大真不愧為大。」
這種站起來提問或反駁的舉動，有時還會有不禮貌的。如有那麼一次，是關於佛學某問題的討論會，胡適發言比較長，正在講得津津有味的時候，一個姓韓的同學氣沖沖地站起來說：「胡先生，你不要講了，你說的都是外行話。」胡說：「我這方面確是很不行。不過，叫我講完了可以嗎？」在場的人都說，當然要講完。因為這是紅樓的傳統，堅持己見，也容許別人堅持己見。根究起來，韓君的主張是外道，所以被否決。
這種堅持已見的風氣，有時也會引來小痲煩。據說是對於講課中涉及的某學術問題，某教授和某同學意見相反。這只要能夠相互容忍也就罷了；偏偏是互不相讓，爭論起來無盡無休。這樣延續到學期終了，不知教授是有意為難還是選取重點，考題就正好出了這一個。這位同學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閱卷，自然認為錯誤，於是評為不及格。照規定，不及格，下學期開學之後要補考，考卷上照例蓋一長條印章，上寫：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為照規定，補考分數要打九折，記入學分冊，評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點，勉強及格。且說這次補考，也許為了表示決不讓步吧，教授出題，仍是原樣。那位同學也不讓步，答卷也仍是原樣。評分，寫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還要補考，仍舊是雙方都不讓步，評分又是六十。但這一次算及了格，問為什麼。說是規定只說補考打九折，沒有說再補考還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這位教授違背了紅樓精神，於是以失敗告終。
三
點滴一談散漫，二談嚴正；還可以再加一種，談容忍。我是在中等學校念了六年走入北京大學的，深知充任中學教師之不易。沒有相當的學識不成；有，口才差，講不好也不成；還要有差不多的儀表，因為學生不只聽，還要看。學生好比是劇場的看客，既有不買票的自由，又有喊倒好的權利。戴著這種舊眼鏡走入紅樓，真是面目一新，這裡是只要學有專長，其他一切都可以湊合。自然，學生還有不買票的自由，不過只要買了票，進場入座，不管演者有什麼奇怪的唱念做，學生都不會喊倒好，因為紅樓的風氣是我乾我的，你乾你的，各不相擾。舉幾件還記得的小事為證。
一件，是英文組，我常去旁聽。一個外國胖太太，總不少於五十多歲吧，課講得不壞，發音清朗而語言流利。她講一會總要讓學生溫習一下，這一段空閒，她坐下，由小皮包里拿出小鏡子、粉和胭脂，對著鏡子細細塗抹。這是很不合中國習慣的，因為是「老」師，而且在課堂。我第一次看見，簡直有點愕然；及至看看別人，都若無其事，也就恢復平靜了。
另一件，是顧頡剛先生，那時候他是燕京大學教授，在北京大學兼課，講《禹貢》之類。顧先生專攻歷史，學問淵博，是疑古隊伍中的健將；善於寫文章，下筆萬言，凡是翻過《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嗇，與其角者缺其齒，口才偏偏很差。講課，他總是意多而言語跟不上，吃吃一會，就急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疾書。寫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無論如何，較之口若懸河總是很差了。我有時想，要是在中學，也許有被驅逐的危險吧？而在紅樓，大家就處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專家孟心史（森）先生。我知道他，起初是因為他是一樁公案的判決者。這是有關《紅樓夢》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紅樓夢》，早期有「索隱」派，如王夢阮，說《紅樓夢》是影射清世祖順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給冒辟疆的董小宛。這樣一比附，賈寶玉就成為順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說來活靈活現，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聲不響，寫了《董小宛考》，證明董小宛生於明朝天啟四年，比順治大十四歲，董小宛死時年二十八，順治還是十四歲的孩子。結果判決：不可能。我是懷著看看這位精幹厲害人物的心情才去聽他的課的。及至上課，才知道，從外貌看他是既不精幹，又不厲害。身材不高，永遠穿一件舊棉布長衫，面部沉悶，毫無表情。專說他的講課，也是出奇的沉悶。有講義，學生人手一編。上課鐘響後，他走上講台，手裡拿著一本講義，拇指插在講義中間。從來不向講台下看，也許因為看也看不見。應該從哪裡念起，是早已準備好，有拇指作記號的，於是翻開就照本慢讀。我曾檢驗過，耳聽目視，果然一字不差。下課鐘響了，把講義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間，轉身走出，還是不向講台下看。下一課仍舊如此，真夠得上是堅定不移了。
又一件，是講目錄學的倫哲如(明)先生。他知識豐富，不但歷代經籍藝文情況熟，而且，據說見聞廣，許多善本書他都見過。可是有些事卻胡裡胡塗。譬如上下課有鐘聲，他向來不清楚，或者聽而不聞，要有人提醒才能照辦。關於課程內容的數量，講授時間的長短，他也不清楚，學生有時問到，他照倒答：「不知道。」
又一件，是林公鐸(損，原寫攻瀆)先生。他年歲很輕就到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任教授，我推想就是因此而驕傲，常常借酒力說怪話。據說他長於記誦，許多古籍能背；詩寫得很好，可惜沒見過。至於學識究竟如何，我所知甚少，不敢妄言。只知道他著過一種書，名《政理古微》，薄薄一本，我見過，印象不深，以「人云亦云」為標準衡之，恐怕不很高明，因為很少人提到。但他自視很高，喜歡立異，有時異到等於胡說。譬如有一次，有人問他：「林先生這學期開什麼課？」他答：「唐詩。」又問：「準備講哪些人？」他答：「陶淵明。」他上課，常常是發牢騷，說題外話。譬如講詩，一學期不見得能講幾首；就是幾首，有時也喜歡隨口亂說，以表示與眾不同。同學田君告訴我，他聽林公鐸講杜甫《贈衛八處士》，結尾雲，衛八處士不夠朋友，用黃米飯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當然不滿，所以詩中說，「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意思是此後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也許就是因為常常講得太怪，所以到胡適兼任系主任，動手整頓的時候，林公鐸解聘了。他不服，寫了責問的公開信，其中用了楊修「雞肋」的典故，說「教授雞肋」。我當時覺得，這個典故用得並不妥，因為雞肋的一面是棄之可惜，林先生本意是想表示被解聘無所謂的。
最後說說錢玄同先生。錢先生是學術界大名人，原名夏，據說因為庶出受歧視，想扔掉本姓，署名「疑古玄同」。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與魯迅先生是同門之友，來往很密，並勸魯迅先生改鈔古碑為寫點文章，就是《吶喊·自序》稱為「金心異」的(案此名本為林琴南所惠賜)。他通文字音韻及國學各門。最難得的是在老學究的隊伍里而下筆則詼諧諷刺，或說嬉笑怒罵，他是師範大學教授，在北京大學兼課，講「中國音韻沿革」。錢先生有口才，頭腦清晰，講書條理清楚，滔滔不絕。我聽了他一年課，照規定要考兩次。上一學期終了考，他來了，發下考卷考題以後，打開書包，坐在講桌後寫他自已的什麼。考題四道，旁邊一個同學告訴我，好歹答三道題就交吧，反正沒人看。我照樣做了，到下課，果然見錢先生拿著考捲走進教務室，並立刻空著手出來。後來知道，錢先生是向來不判考卷的，學餃為此刻一個木戳，上寫「及梧」二字，收到考卷，蓋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記入學分冊，而已。這個辦法，據說錢先生曾向外推廣，那是在燕京大學兼課，考卷不看，交與學校。學校退回，錢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於是學校要依法制裁，說如不判考卷，將扣發薪金云云。錢先生作復，並附鈔票一包，云：薪金全數奉還，判卷恕不能從命。這次爭執如何了結，因為沒有聽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說。總之可證，紅樓的容忍風氣雖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還是不容易的。
四
點滴一、二、三說的都是紅樓之內。這回要說之外，即紅樓後面的一片空曠地，當時用作操場，後來稱為民主廣場的。場地很大，卻幾乎毫無設定，記得除了冬季在北部，上搭席棚、下開球場之外，長年都是空空的。學校有籃球場和網球場，在北河沿第三院，打球要到那裡去。紅樓後面的廣場，惟一的用處是上軍事訓練課。
同「黨義」一樣，軍事訓練是必修課，由入學起，上一年還是兩年，記不清了，總之是不修或修而不及格就不能畢業。說來奇怪，這也是名實相反的好例證，凡是必修的，在學生心目中都是「不必」修的。必修之下有普修，如大一國文、大一外語等，都是一年級時候學一年。對於普修課，學生的看法大致是，學學也好，不學也沒什麼了不得，因為都是入門的，或說下里巴人的。再下是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選修課，是爬往「專」的路上的階梯，因而最為學生所看重，其實也最為教師和學校甚至社會所看重。
同是必修課，不受重視的原因不盡同。例如黨義，除了學生視為淺易之外，主要原因是宣揚「書同文，車同軌」，與北京大學的容許甚至鼓勵亂說亂道的精神格格不入。且說這位教黨義的先生，記得姓王，看似無能，卻十分聰明。他對付學生的辦法完全是黃老之術，所謂無為而治。上課，據說經常只有一個人，是同事關係(?)，不好不捧場。到考試，學生蜂擁而至，坐滿課堂，評分是凡有答卷的都及格。軍事訓練不受學生重視，原因之一是學生來此的本意是學文，不是學武；之二是，在北京大學，外貌自由散漫已經成為風氣，而軍事訓練卻要求嚴格奮發。
教軍事訓練課必須解決這個矛盾，卻不能用黃老之術，因為一個人上操場，不能列隊；又這是在紅樓之外，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擔任這門課的是白雄遠，在學校的職位是課業處軍事訓練組主任，也許軍階是校級吧，我們稱之為教官。他很有辦法，竟把上面說的這種矛盾解決得水乳交融。他身材相當魁梧，腰桿挺直，兩眼明朗有神，穿上軍服，腰系皮帶，足登皮靴，用文言濫調，真可說是精神奕奕了。他對付學生的辦法是以心理學為基礎的社交術。他記性好，二三百受訓的學生，他幾乎都認識。對待學生，他是兩儀合為太極。一儀是在課外，遇見學生稱某先生，表示非常尊重，如果點頭之外還繼以談話，就說學生學的是真學問，前途無量，他學的這一行簡直不足道。另一儀是在課內，那就真是像煞有介事，立正，看齊，報數，像是一絲不苟。這兩儀合為太極，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描述。有一次，也許有少數學生表現得不夠理想吧。他像是深有感慨地說：「諸位是研究學問的，軍訓當然沒意思。可是國家設這門課，讓我來教。我不能不教，諸位不能不上。我們心裡都明白，用不著較真兒。譬如說，旁邊有人看著，我喊立正，諸位打起精神，站正了，排齊了，我喊報數，諸位大聲報，一，二，三，四，人家看著很好，我也光彩，不就得了嗎。如果沒有人看著，諸位只要能來，怎麼樣都可以，反正能應酬過去就成了。」
他這個兩儀合為太極的辦法很有成效，據我記得，我們那一班(班排之班)，大概十個人吧，上課總是都到。其中有後來成為名人的何其芳，我的印象，是全班中最為吊兒郎當的，身子站不穩，槍拿不正。可是白救官身先士卒，向來沒申斥過哪一個人。課程平平靜靜地進行，中間還打過一次靶，到北郊，實彈射擊。機關槍五發，步槍五發，自然打中的不多，可是都算及了格。
不知道從哪裡刮來一陣風，說必須整頓，加強。於是來個新教官，據說是上校級，南京派來的。上課，態度大變，是要嚴格要求，絕對服從。開門第一炮，果然對待士卒的樣子，指使，擺布，申斥。這是變太極為敲扑，結果自然是群情憤激。開始是敢怒而不敢言。不久就布陣反擊，武器有鋼鐵和橡膠兩種。鋼鐵是正顏厲色地論辯，那位先生不學無術，虛張聲勢，這樣一戳就泄了氣。橡膠是無聲抵抗，譬如喊立正，就是立不正；但又立著，你不能奈我何。據說，這位先生氣得沒辦法，曾找學校支援，學校對學生一貫是行所無事，當然不管。於是，大概只有兩三個月吧，這位先生黔驢技窮，辭職回南了。他失敗，從世故方面說是違背了「入其國，先問其俗」的古訓，從大道理方面說是違背了紅樓精神。
白雄遠教官，人也許沒有什麼可傳的；如果說還有可傳，那就是他能夠順從紅樓精神。因為有這個優點，所以那位先生回南之後，他官復原職，受到同學們的熱烈歡迎。我的記憶，同學對他一直很好，覺得他可親近。也許就是因此，有一次，學校舉行某範圍的智力測驗，其中一題是「擁重兵而非軍閥者是什麼人」，有個同學就借他的大名之助，不但得了高分，還獲得全校傳為美談的榮譽。
五
點滴四已經走了題，扯到紅樓的外面。俗話說，「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經跑出來，索性再談些不都發生在紅樓之內的事。這想談的是有關入學的種種，北京大學有自己的一套辦法，現在看來也許很簡陋，但有特點，或者可以聊備掌故吧。
先說第一次的入學，由投考報名起，是有松有緊。所謂緊是指報名資格，一定要是中等學校畢業，有證書作證明。所謂松是只填考某院(文、理、法)而不填考某系，更不細到系之下還要定專業。這松之後自然會隨來一種自由：可以選某一院的任何系，如考取文學院，既可以選讀歷史，也可以選讀日語。自由與計畫是不容易協調的，於是各系的學生數就難免出現偏多偏少的現象。例如一九三六年暑期畢業的一期，史學系多到三十六個人，其中有後來成為史學家的張政烺；生物學系少到三個人，其中有後來成為美籍華人的生物學家牛滿江。多，開班，少，也開班，這用的是姜太公的辦法，願者上鉤。
再說命題，用的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譬如說，考國文是明天早八點，今天中午由校、系首腦密商，決定請某某兩三位教授命題。接著立刻派汽車依次去接。形式近於逮捕，到門，進去，見到某教授，說明來意，受請者必須拿起衣物，不與任何人交談，立刻上車。到紅樓以後，形式近於監禁，要一直走入地下層的某一室，在室內商酌出題。樓外一周有校誓包圍，任何人不準接近樓窗。這樣，工作，飲食，大小便，休息，睡眠，都在地下，入夜某時以前，題要交卷。印講義的工廠原就在地下，工人也是不許走出地下層，接到題稿，排版，出題人校對無誤，印成若干份，加封待用。到早晨，八時略前，題紙由地下層取出，送到試場分發；出題人解禁，派汽車送回家。這個辦法像是很有優點，因為沒有聽說過有漏題的事。
看考卷判分，密封，看字不知人，對錯有標準，自然用不著什麼新奇花樣。只是有一種不好辦，就是國文卷的作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且不說準確，連公平也不容易做到。趙憩之(蔭棠)先生有一次告訴我，三十年代某一年招考，看國文考卷有他，閱卷將開始，胡適提議，大家的評分標準要協調一下。辦法是隨便拿出一份考卷，每人把其中的作文看一遍，然後把評分寫在紙條上，最後把所有紙條的評分平均一下，算作標準。試一份，評分相差很多，高的七八十，少的四五十，平均，得六十多，即以此為標準，分頭閱卷。其實，我想，就是這樣協調一下也還是難於公平準確，慣於寬的下不了許多，慣於嚴的上不了許多，考卷鹿死誰手，只好碰運氣。
幾門考卷評分都完，以後就又鐵面無私了：幾個數相加，取其和。然後是由多到少排個隊，比如由四百分起，到二百分止。本年取多少人是定好了的，比如二百八十人，那就從排頭往下數，數到二百八十，算錄取，二百八十一以下不要。排隊，錄取，寫榜，多在第二院(理學院)西路大學辦公處那個圓頂大屋裡進行，因為木已成舟，也就不再保密，是有人唱名有人寫。訊息靈通、性急並願意早報喜信的人可以在屋外聽，如果恰巧聽到心上人的名字，就可以在出榜的前一天告訴那個及第的人。榜總是貼在第二院的大門外，因為哪一天貼不定，所以沒有萬頭攢動的情況。
與現在分別通知的辦法相比，貼榜的老辦法有缺點，是投考的人必須走到榜前才能知道是否錄取。我就是沒有及時走到榜前吃了不少苦頭的。考北京大學的人一般是住在沙灘一帶的公寓裡，我剛為有個親戚在朝陽學院上學，由他代找住處，住在靠近東直門的海運倉，離沙灘有六七里路。考北京大學完畢，自然不知道能不能錄取，於是繼續溫課，準備再考師範大學。也巧，這一年夏天特別熱，晚上在燈下解方程式，蚊子咬，汗流浹背。就這樣，有一天，公寓的夥計送來個明信片，說放在窗台上幾天了()，沒人拿，問問是不是我的。接過一看，是同學趙君看榜後寫的祝賀語，再看日期，已經是一個星期以前的事了。
錄取以後，第一次入學，辦手續，交學費十元，不能通融。推想這是因為還在大門以外。手續辦完，走入大門，情況就不同了，從第二學期起，可以請求緩交。照規定，要上書校長，說明理由，請求批准。情況是照例批准，所以資格老些的學生，總是請求而不寫理由，於是所上之書就成為非常簡練的三行：第一行是「校長」，第二行是「請求緩交學費」，最重要的是第三行，必須寫清楚，是「某系某年級某某某」，因為管註冊的人只看這一行，不清楚就不能註冊入學。
北京大學還有一種規定，不知道成文不成文，是某系修完，可以轉入同院的另一系，再學四年，不必經過入學考試。有個同學王君就是這樣學了八年。為什麼要這樣呢？我沒有問他。也許由於捨不得紅樓的環境和空氣？說心裡話，捨不得的自然不只他一個，不過自食其力的社會空氣力量很大，絕大多數人也就只好捲起鋪蓋，走上另一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