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行自認為,因為雜覽和雜寫,「由禪到八股」,「稱為雜學勉強」;多年所好,有書法和硯,都是半瓶醋,「但半瓶而有兩種,有人稱為雜家,也就可以安然受之了」(本報資料圖片)我還記得當初讀到張中行的《負暄瑣話》和《負暄續話》時那種興奮心情。此前多年不曾這樣,此後也是如此———說老實話,包括讀他後來各種著作在內。我過去把張中行的書分作三類,一類是講人或事的,以上述兩種為代表;一類是論道的,以《順生論》為代表;還有一類是介紹知識的,以《禪外說禪》為代表。如果讓我排一個隊,心中的高下便正好是這一二三的次序。至於他在《流年碎影》中自嘲為「選來選去」者則不在此列。
張中行的文章屬於「五四」之後中國散文的一路;講得確切一點,張中行等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復興了中國散文的某種傳統。《負暄瑣話》和《負暄續話》最初是由外地某社印行,裝幀欠佳,印數無多。大概無論出版者還是讀者,一時都難以把握———借用前人一句話,它們「是那樣的舊又是這樣的新」。較之此前看慣了的東西,的確很是新鮮。其實這一傳統早已存在,不過在大家眼裡黯淡已久,幾乎不知道了。
張中行所承繼的散文傳統,前人稱為「言志」,與「載道」相對;兩個詞兒分別取自「詩言志」和「文以載道」,「詩」與「文」本有區別,「志」與「道」更待釐清,不免有些夾纏,所以後來乾脆說:「言他人之志即是載道,載自己的道亦是言志。」我自己曾想,換成「率性」和「聽命」,或許更恰切些。前人提起這個話題,是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而「言志」這一「流」久矣夫斷斷續續,隱沒不彰了。張中行是老北大出身,親承前輩大師謦縕,以後多年卻不事寫作;但傳統在他身上活著,一俟執筆,立即顯現出來。而且這路文章本來講究沉穩平和,老年為之,正是合宜;他又有閱歷與感受值得一寫,於是乎名滿天下。然而自始至終,他只是「率性」,不曾「聽命」;或者說,他只「載自己的道」,不「言他人之志」。在這點上,與許多同輩甚至晚輩的人判然有別。
上面提到,張中行等復興了一個散文傳統,但是他與別人又頗不一樣。我想舉出一位,即比張中行登場稍早,著有《幹校六記》、《回憶我的父親》和《回憶我的姑母》的楊絳。之所以如此,因為楊絳的文章同樣「率性」而不「聽命」;就復興這一傳統而言,當年沒有比他們兩位影響更大的了。不論彼此高下,畢竟大相逕庭。如果說楊絳屬於這一傳統中偏「洋」的一脈,張中行所承繼的就是偏「土」的一脈;更確切地講,其間有個「貴族化」與「平民化」的區別。區別不在見識,在於所處立場,以及行文風格。以後兩方面而論,張中行更像一個普通老百姓,雖然他可能比我們高明。
不妨回過頭去考察一番。先說「洋」與「土」。曾有人批評林語堂的幽默帶牛油味,無疑是「洋」了;還應該提到梁遇春,可能更其純粹。楊絳與他們都不相同,好像更接近於葉公超。可是「土」呢,我就沒想到有誰可以如此形容。再說「貴族化」與「平民化」。上述各位之外,周作人,梁實秋,廢名,臺靜農,錢鍾書,張愛玲,也都不能一口咬定是「平民化」。說來在這一傳統之中,「洋」與「貴族化」倒是正宗,雖然諸家於「土」與「平民化」或多或少要沾一點邊兒。這樣來看張中行,就知道他的貢獻所在了,他是把「言志」一派文章中的「土」與「平民化」發揮到了極致。
我這說法,有人或難以()苟同。形容張中行比較穩妥的話,相對於「洋」,似乎應該說「中」;相對於「貴族化」,似乎應該說「士大夫氣」;此外也許還要添上一個「老」字。但我還是覺得,假如說「中」,他不是身居高位的「中」,或應運而生的「中」;假如說「士大夫氣」,他是不離鄉壤間的士大夫。至於說張中行不「洋」,不「貴族化」,有人也會持異議。因為第一,他是受過西方哲學薰陶的,單就思想來說,其所獲益於西方文明者,其實較之本土更多。但我所謂「土」與這無關,我指的是他以什麼氣分兒來接受這一切,表述這一切。再者,張中行對許多事情的見解與大眾並不一致,他是理智的,寬容的。但我所謂「平民化」也與這無關,我是說他總保持著底層姿態,真能體會「食無求飽」、「傷哉貧也」。我曾舉出《論語·雍也》的一節:「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以為張中行的氣象,與此約略相仿。他執著於現代文明的精神,卻無意於現代文明的物質。
張中行的文章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兩方面:其一是他筆下舊日北京大學的生活,尤其是講到的各位師尊;其一是他所描寫的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說是小人物,只是人微言輕而已,絕不猥瑣低俗;不過他也不把他們拔高。我想他是以此自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