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先生住過牛棚，有資格寫《牛棚雜憶》，早就寫成，不久前才問世。第一次印了八萬冊，聽說很快就脫銷，有些人是一口氣就讀完。吾從眾，雖然不能一口氣，總是很快就讀完了。我佩服季先生的記憶力，尤其佩服他的拿「一面鏡子」當作「最佳禮品」，「留給後代」。讀後的感受，不少人寫了，我不便再拿筆，學南郭處士之濫竽。是幾天以前，看某報上一篇談這本書的文章，說有的人還登季先生之門，痛哭流涕，表示悔恨。記得季先生說過，這樣的人受蒙蔽，也是受害者，那麼同害相憐，這筆帳就算清了。能不能萬法皆空呢？像是還不能，因為一，季先生和悔恨者都是受害者，語云，一個巴掌拍不響，就還要有加害者。二，在這本書的二一九頁，季先生還保留個疑問，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能發生？茲事體大，我沒有能力回答。」問為什麼是求因，受害是果，觸及加害是想到因，關於「因」，我們能不能說點什麼呢？至少是想點什麼呢？
想，心理活動不出心裡，容易；說，就不能如此容易。有萬千世故可以為證，只舉個最近在電視螢屏上看到的。劇名也許是《馬寅初》吧，總之我看到的部分是演馬先生的晚年，先是在北京大學校長任上，寫《新人口論》，主張節制生育，控制人口的過速增加。這是個上好的主意。馬後課，如果聽他的，我國的人口可以減少幾億。可是不只沒有聽，反而給加一頂資產階級的帽子，受命批判的文章如雪片飛來。馬先生不愧為北大的舊人，抱著自己的良知不退縮，不作檢討八股。結果可以想見，是群起而攻之以後，被撤職，逐出北大。這個結果是小焉者；大焉者是只信權不講理的事例又增一件，多生的幾億人口壓在脊背上，永遠也不會卸下去，成為輕裝前進。全劇的精神是表揚馬先生，愛國家愛民族，有學識有見識，而且品格高尚，受高壓而不說假話，寧折不彎。事後看，毫無疑問，馬先生是對的。誰錯了呢？編劇的人知道，演劇的人知道，看劇的人知道，可是都不說。守口如瓶，總當有原因吧？說，不合時宜，問不說的原因就會更不合時宜，還是世故為上，我也就裝作沒有這麼回事，改說別的。
改也不當離題，這題是在治平的大事業上，為什麼會出現大錯事。事，難免觸及人，根據上面提及的世故哲學，不好說，想改為說「理」。理，從宋儒，遍在，那就學樂天居士，寫長恨之情，起於「漢皇重色思傾國」吧。還可以比樂天居士更開放，不限於漢皇，索性撒大網，把秦皇、漢武、明祖、清宗等都包羅進去。這些人，身心不同，可是有個共同點，說了算。因為說了算，所以說修阿房宮，就動工，說除胡惟庸或藍玉之黨，就把株連的人殺盡。何以有這樣大的力量？或說力量的來源是什麼？曰「制度」。制度是一個群體之內，所有的人，各有各的固定的行動模式的總和，少數成文，多數不成文。比如太后老佛爺，她是肩不能擔擔，手不動模式的總和，少數成文，多數不成文。比如太后老佛爺，她是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的，可是她能夠使譚嗣同綁赴菜市口，身首異處。她說了，刑部官員，直到持刀的劊子手，都要遵命，這就是制度，坐在寶座上的人說了算的專制制度。說，來於一個人的所想，主觀，永遠對，客觀不是，卻必須算數，其結果就可能甚至必致鑄成大錯。
在同一個制度之下，錯大小輕重，與說了算之人的為人也不無關係吧？我想是這樣，縱使其差別只是量的，不能上升為質變。這樣，假定諡法是公道可靠的，則梁惠王與齊威王相比，都殺人，前者總會少一些。站在小民的立場說話，如果制度不能改，遵命的命運也就不能變，那就求上天保佑，在上者是梁惠王吧，因為綁赴菜市口的危險可以少一些。
這裡提到小民，不由得想到()一個問題：治平的大事方面出了錯，難道小民就一點責任也沒有嗎？以清光緒年間的義和團鬧劇為例，太后老佛爺和一部分大臣胡塗，要負責任。小民出身的義和團呢，認為與洋有關的都該滅，相信口中念念有詞就可以刀槍不入，且不說責任不責任，總當戴一頂「愚昧」的帽子吧。季先生牛棚內外的遭遇，事不同而理同，熱心批鬥、抄家、打罵的諸勇士，算加害、算受害可以不論，事後看，加一頂愚昧之冠總不為過吧？愚昧，可憐，也可怕。小可怕是能夠使無辜的人（或應說國之精英）家破人亡，大可怕是由不合理走向合理必少希夠使無辜的人（或應說國之精英）家破人亡，大可怕是由不合理走向合理必少希望。現在，「民主」的口號如超高跟，成為時髦，卻很少人想到，民主，低到氣度也好，高到制度也好，都要有基礎，這基礎主要是人民的「教養」，包括知識和品格。季先生這本書所記，正好證明有不少人是既沒有知識，又沒有品格。說起「不少人」，我忽然想到幾十年前看過的羅素《中國之問題》。在這本書裡，羅素像是泛論，一個民族，如果愚昧，自私，殘忍，那就很可悲。我希望他不是說我們，更希望季先生筆下的勇士在神州內不是絕大多數。但總是有，也就應該視羅素的話為「一面鏡子」。勇士要照，不勇之士也可以照照，蓋天與人，有人構想尚可以合一，況「民吾同胞」的人與人乎？
照過之後又怎麼樣？當然希望能夠照見一切錯誤（包括事和人〔人之中更不要放過自己〕）及其來源，然後是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追，難易且不論，行之前總要把可諫的往者認識清楚，說清楚。可是這偏偏大不易。又是根據世故哲學，不易的事，仍是以少碰為是。那麼，本篇因季先生的一本書而想到治道的性質，在上者的為人，直到人民的教養和民族性，也許失之想得太多太遠了吧？想了想，至少在這裡，我是王陽明的信徒，「行」之前是「知」，行難，甚至說也不易，那就多想想，求能知吧。對應世俗事，要堅決相信明白比胡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