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以舉先秦的道家，嚴格說是《莊子》為代表。儒家和道家，看到的人生和社會是一個，但因為興致不同，反應卻有別。儒家也看到黑暗的一面，可是覺得這花花世界有意思，值得費心思，想辦法，把它改好，人力勝天，化黑暗為光明，即使失敗了也不洩氣，要「知其不可而為」。道家不然，而是認為，黑暗不能化為光明，而且，即使有常人所謂光明，也沒什麼意思，因而不值得追求。這是由於多看黑暗面（包括己身的）而灰了心又不願費力抗拒的生活態度，是倦怠，而沒有深到叔本華的悲觀，所以不說出世，而說「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安之，是任其自然，不因愛惡而執著於取捨。這種意思，《莊子·大宗師》篇描述得最為真切生動：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子輿）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臍），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躪而鑒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灸；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懸）解也，而不能自解也，物有結之。且夫物不能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對天命的態度，以招待客人為喻，儒家（代表常人）是熱情，道家是冷淡。安時而處順，就是一切都無所謂。這一切包括己身的苦樂和社會的治亂。因為無所謂，所以立身，是不幹事，寧可曳尾於途中，以不材終其天年；對社會是反對機心，輕視一切文化施()設。與儒家相比，道家的態度是遠於常人的，所以深入考察就會發現，那種想法，在腦子裡轉轉像是沒什麼滯礙，如果跳出腦子走入實際，就會到處碰壁。大的方面，是社會決不會因為某少數人的理想（也許應該稱為幻想）而就變動甚至倒退；小的方面，就是莊子自己，如果生在現代，有機緣由北京往廣州，也會乘飛機，或坐特快軟臥，而不徒步奔波吧？如果真是這樣，他的理論的價值就很可疑了。但是道家思想，作為一種人生之道，影響卻是大的，因為人生是複雜的，正如一個大倉庫，即使是裝食品的，也無妨擠入一兩箱刮臉刀片。影響最明顯的是六朝時期的清談，文士手揮塵尾，上天下地，以脫略世事為高。不明顯的，是心內則淡泊，心外則隱居，幾乎支配兩千年來的許多所謂雅士。這用同情的眼光看，也可說是不得不然，因為率性，或因欲而有所求，尤其求而不能如意，確是有使人厭煩甚至難忍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