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廣州《隨筆》贈閱未斷，一九九二年第六期又準時寄到。我年增而精力減，可是對於不破費而送到眼前的，還是願意翻開看看。收名人的文章不少，看了而引起沉思的是王西彥一篇，《焚心煮骨的日子》。據「編者按」，這是一本書名，共二十四章，寫「文革」的回憶，這一期刊載的是書的第五第六兩章和後記。第五章的題目是《三個死難者》（其實加上傅雷的夫人朱梅馥，是四個），指葉以群、李平心和傅雷。第六章的題目是《一個不識時務的老人》，指原名陳小航後來一貫用筆名的羅稷南。引起的沉思呢，很雜，想只說兩種。由人生之道方面看，一種淺而明，是，用每「小」愈況法，比喻為一個人，荒唐，不會養生，以致惹來一場大病，險些死去，事過，就應該自己記住，並告訴子女，病時的情況，尤其病因的荒唐，以期此後不再病；此理甚明，也就用不著多費唇舌。我想說的是第二種，不淺而明的，是在只用暴力而不講理的環境中，可否不走羅稷南的硬頂而不說假話的一條路，而走《詩經·大雅·烝民》說的一條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甚至當戲唱，說假的比真的更像真的？問題很複雜，因為牽涉到「朝聞道」的「道」，所以就一言難盡；甚至是非也很難說。
佛門視妄語為大戒。常識呢，誠也是美德；但容許少數例外，比如對病危的人說病況，實就反而不合適。常識來於常，也是對付常的，所以碰到非常就要另說。「文革」的情況是非常，單就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一群說，有不少人（或竟是絕大多數？），包括我在內，走的是明哲保身一條路。辦法是：行動表示服從；少說話，非說不可就說假的。這就於理有虧、於德有損嗎？說是，說不是，像是都不能斬釘截鐵。難於論斷，是因為心情很複雜。以下算作自省也好，想說說這個複雜。
這個複雜。
複雜，要排個次序，姑且由親及疏。也許由於「天命之謂性」？感到最親的是生命，於是決定，或並未思索就選定，只要有辦法，要爭取能活下去。至於辦法，上面說過，要演戲，即唱念做，觀眾所見，是蕭恩或教師爺，下場，卸了裝，回到蝸居才變成自己。這也許很苦嗎？也不盡然，因為「保身」之前還有「明哲」。這明哲，化為處世之理，還可以分為遠近。近的是從「政學系」那裡學來的，是「對人說人話，對鬼說鬼話」。比如，對於監督我們（斯文）掃地、早晚請罪的紅衛英雄，說「這樣做並不好」是人話，說「我有罪，我有罪」是鬼話，我說鬼話，混過來，想到政學系的發明創造，還很得意。由政學系稍遠就推到講理是迂。還記得有個故事是講這種情況的，那故事是：甲乙二人爭論，甲說四七是二十八，乙說是二十七，相持不下，至於扭打，到縣太爺那裡打官司。縣太爺判打甲三十大板，都逐出。甲不服，回來問責打的理由，縣太爺說，「他已經荒謬到說四七是二十七，你還同他爭論，不該打嗎？」甲嘆服。據此理，說假話，不講理，也就有了理。由此理還可以再遠推一步，是由《莊子·秋水》篇那裡學來的，爭論，認真，是想「藏之廟堂之上」，「留骨而貴」，我認為應該「寧其生而曳尾於塗（途）中」。就這樣，我，還有不少人，就居然活過來，及見改革開放，欣賞電視螢幕上的時裝表演，享受農林牧副漁的良好收成，等等。
這樣說，與剛直的羅稷南相比，說假話混過來的，反而成為勝利者嗎？也不能這樣說，原因仍是心情很複雜，難得丁是丁，卯是卯。記得幾年以前，寫籬下閒談式的文章的時候，我曾兩次談到這種心情。一次是收入《負暄瑣話》的《王門汲碎》，談房東李太太的軼事，其中一件就是「文革」中多次受批受迫，終於不承認她父親王鐵珊是貪官。我記這件事，當然是對這種剛正不阿的言行懷有深深的敬意。又一次是收入《負暄續話》的《直言》，篇末曾說：「還是想想直言與世故間的糾葛，就我自己()說，其中是充滿酸甜苦辣的……放棄直言而遷就世故，就要學，或說磨練。這很難，也很難堪，尤其明知聽者也不信的時候。但生而為人，義務總是難於推卸的，於是，有時回顧，總流水之帳，就會發現，某日曾學皇清某大人，不說話或少說話，某日曾學鳳丫頭，說假的。言不為心聲，或說重些口是心非，雖然出於不得已，也總是啞巴吃黃連，苦在心裡。」說苦，顯然是因為，本來也是願意剛直，不得已才轉向明哲的。這明哲，雖然可以從政學系直到《莊子》那裡取得一些安慰，但清夜自思，其中總含有世故甚至圓滑的成分，與羅稷南、李太太一流人的直道而行對照，就不能不感到慚愧。
那麼，還是放大為人生之道，論之，如果視剛直為義，我們就該如孟老夫子所說，「捨生而取義」嗎？有些人（就說是為數不多吧）這樣做了，其結果之一是，想見到他們、應見到他們的人就不能見到了。至少為想見、應見的人們著想，明哲也許是可取的吧？
說了半天，還是不能跳到兩難的夾縫之外，只好另找門路。其實也很簡單，不過是有個不說假話也能活的天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