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娘，旗人，在我城內故居主人李家幫傭，只管做飯。
我開始認識汪大娘時，她四十多歲，人中等身材，偏於瘦；樸實，沒有一點聰明精幹氣；很少嘻笑，但持重中隱藏著不少溫和。目力不好，聽說曾經把抹布煮在粥鍋里。像有些婦女一樣，過日子有捨身精神，永遠不閒著。不記得她有請假回家的事。大概男人早已作古了吧。有個女兒住在永定門外，像是也少來往。李家人不少，夫婦之外，子二女三，逐漸都成婚傳代，三頓飯，活兒不輕。李家是漢族，夫婦都是進士之後，門第不低。不過不管門第如何高，這出身總是旗人下的皇帝所賜。而今，旗下人成為用人，並且依世俗之例，呼家主人夫婦為老爺、太太，子為少爺，女為小姐，子婦為少奶奶，真是翻了天，覆了地。
汪大娘的行事，勤勉，這不希奇；希奇的是身份為外人卻絲毫不見外。她主一家衣食住行的食政，食要怎樣安排，仿佛指導原則不是主人夫婦的意願，而是她心中的常理。她覺得她同樣是家中的一員，食，她管，別人可以發表意見，可以共同商討，但最後要由她做主。具體說，是離開常軌不行，浪費不成。她剛來時，推想家裡人可能感到不習慣，但汪大娘只注意常理不管別人的習慣，日久天長，雜七雜八的習慣終於被她的正氣憨氣壓服，只好都依她。兩三年前，我們夫婦往天津，見到李家的長媳張玉婷，汪大娘呼為大少奶奶的，閒談，說到汪大娘，她說：「我們都怕她，到廚房去拿個碗，不問她也不敢拿。孩子們更不成，如果淘氣，她看不過，還打呢。所以孩子們都不敢到廚房去鬧。她人真好，一輩子沒見過比她更直的。」
汪大娘也有使人費心的時候。是一年夏天，衛生的要求緊起來，街道主其事的人挨門挨戶傳達，要防四種病。如何防，第一，也許是唯一的要求，是記牢那四種病名，而且過兩三天一定來查問。李家上上下下著了慌，是唯恐汪大娘記不住。小姐，少奶奶，以及上了學的孩子們，車輪戰法，幫助汪大娘背。費了很大力量，都認為可以了。不想查問的人晚來一兩天，偏偏先到廚房去問她。她以為這必是關係重大，一急，忘了。由嚴重的病入手想，好容易想起一種，說：「大頭嗡。」查問的人化嚴厲為大笑，一個難關總算度過了。
還有更大的難關，是因為她年高辭謝到女兒家養老，「文革」的暴風颳起來的時候。李家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當然要深入調查罪狀。汪大娘曾經是傭人，依常情，會有仇恨，知道得多，自然是最理想的詢問對象。不幸這位汪大娘沒學過階級鬥爭的理論，又不識時()務，所以總是答非所求。人家帶啟發性地問她：「你伺候他們，總吃了不少苦吧？」她答：「一點不苦，我們老爺太太待我很好。他們都是好人。連孩子們也不壞，他們不敢到廚房淘氣。」不但啟發沒收效，連早已教她不要再稱呼的「老爺太太」也冒出來了。煞費苦心啟發的人哭笑不得，只好不再來，又一個難關平安度過了。
汪大娘的年高辭謝是被動的，她捨不得走，全院的人也都捨不得她走。為了表示歡送，李家除了給她一些錢外，還讓孩子們帶她到附近的名勝逛逛。一問，才知道她年及古稀，還沒到過故宮。我吃了比她多讀幾本書的虧，聽到這件事，反而有些輕微的黍離、麥秀之思，秀才人情，心裡叨念一句：「汪大娘不識字，有福了！」那幾天，汪大娘將要離去成為全院的大事，太太們和老太太們都找她去閒談，問她女兒的住址，說有機會一定去看她。
我們也抄來住址。但不湊巧，還未成行時，「文革」的大風暴來了。其後是自顧不暇，幾乎連去看看的念頭也消滅了。
一晃十幾年過去，風停雨霽，我們不由得又想起這位可敬的汪大娘，她還健在嗎？還住在她女兒那裡嗎？因為已經有了幾次叩門「人面不知何處去」 的傷痛經驗，我們沒有敢去。
但她正直、質樸、寬厚，只顧別人、不顧自己的少見的形象，總在我們心中徘徊；還常常使我想到一個問題，是：常說的所謂讀書明理，它的可信程度究竟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