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與李澤厚的對話錄《告別革命》中評價李澤厚是「中國大陸人文科學領域中的第一小提琴手」，並說我一直把他視為師長。沒想到，我的這一評價競引起幾位從大陸出來的朋友的嘲諷與攻擊，並說我未免太貶低了自己。
聽到這一攻擊，我的第一感覺，是覺得這些攻擊者和我的心靈距離確實太遠了。此時我不想再次評價李澤厚和給這種評價作闡釋，但我要說，我把李澤厚當作「師長」，不是我的謙虛，而是我的驕傲，不是我的自我貶抑，而是我的自我肯定。不用說李澤厚這樣傑出的思想家，即使是一些普通的作家詩人，只要我能從他們的文字中得益，我也把他們視為老師。不恥相師，在少年時代我就懂得這一道理。我記得出生於智利的大詩人聶魯達說過一句話，他說：「我把所有的詩人都稱作我的老師，這不是我的謙虛，恰恰是我的驕傲，因為要不是我熟讀了在我們國土上以及在詩歌的所有領域寫下的這一切佳作，哪裡會有我今天的一切。」這是他就任智利大學哲學教育系學術委員時在演講中說的話，這句話在我心中共嗚得很久，而且使我知道他為甚麽會成為偉大的詩人。知道一個偉大的詩人在知識面前總有一種永恆的謙卑，並且把這種謙卑視為驕傲。
聶魯達，不論是他的詩歌散文還是演講都充滿智慧的靈性，如果要揭開他心靈的秘密，上述的這一句話恐怕是一把鑰匙。他的這一白白，說明他不僅善於吸收外域智慧的活水，而且善於吸收自己國土上智慧的活水，這一活水就在他的身邊，就像故鄉村莊裡的江流。這恐怕是他在母親的乳汁哺育之後，最重要的第二乳汁。智利是個小國家，而聶魯達卻從自己的祖國詩人那裡吸收了許多養份，而且為此而驕傲。而中國，是這麼大的國家，有那麼多傑出的兄弟，有那麼多摧殘不死的卓越心靈，我能把這些傑出的兄弟與心靈視為師長，決不是恥辱。我昨天為此而驕傲，今天仍然為此而驕傲。
聶魯達把善於學習的謙卑視為驕傲，這是值得他自豪的。他有一種詩人純潔的眼睛，使他能淘汰掉世俗眼睛中的雜質如嫉妒、狹隘、偏見等等，而以博大的情懷面對一切智慧的創造。他擁有一顆大海般的可以容納各種江河的胸襟，擁有懂得尊重卓越人物的品格，他知道這一點不容易，所以他為自己驕傲。
因為聶魯達的謙卑，我想起自己人生中的一種奇特感覺，這就是在詩人與學者中，我更喜歡詩人，更喜歡和他們做朋友。我生活在學院裡很久，但也接觸許多詩人。接觸一些學者特別是一些著名學者，總覺得他們身上有一股寒氣，像是冰人，不是真的人。這也許是他們對世界看得太透，反而悲觀，從頭到腳便生了寒氣。這是一些有學問的人，還有一些是屬於並無太多學問和建樹卻偏擺架子，刻意把自己抬高以期人們仰視的，也有一股寒氣，但因為刻意，所以寒氣就變成酸氣。但真正的詩人都沒有寒氣與寒酸氣，倒有許多熱氣與孩子氣，至死都有一股孩子般的天真，我倒喜歡這種詩人，和他相處不會太累。聶魯達就是這種人，我在美國特別喜歡的保羅·安格爾，也是這種人。
我敬重李澤厚並和他成為朋友，是覺得他並不高寒，至少對我是親切的。在中國，他的學識大大高於那些滿身冷氣的人，處於中國大陸的人文科學的屋頂，但架子卻沒有他們大，心態也很年青。我嗜好讀各種書籍，但在當代大陸學界，我真的找不到第二個能像他那樣獨創一套學術命題和學術系統的人。兩種人化自然和兩種本體存在，西體中用，儒道互補，審美方程，歷史積澱說，主體性實踐哲學，情本體，實用理性，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歷史主義和倫理主義的二律背反，社會性道德與宗教性道德的區分等等，每一個命題都屬於李澤厚，又切實影響中國，然而他明明處於高處卻不高寒，因為不高寒，所以他關懷民瘼，擁抱社會，也不得不為救救孩子而走上街頭，完全放下架子，像李澤厚這樣的學者，難道只配被批判的命運而不值得我和一些朋友理性地肯定他的學術實跡與謳歌他的不寒冷的小提琴嗎？
《告別革命》出()版後，雖遭到不少人身攻擊，但也有熱烈支持的。年已七十五高齡的鄒讜教授，身體病弱，卻在大暑天中，寫了那一封萬言書信給我們，其熱情實在動人。他是高我們一輩的老學者，又早巳名滿天下和桃李滿天下，卻如此謙卑，這種學術品格很值得深思，並值得我認真學習。想到鄒讜教授的謙卑態度，我更覺得自己的謙卑是應該的。前幾天，我收到高行健兄的信說：「看了《告別革命》，中國當代有人能寫出這樣的書來，這大概就是我們存在的意義，也算得其自在而快樂。」高行健是劇作家和小說家，但也是詩人，有天真在，所以想到的不是你高我低，而是存在的意義。真的，我們這一代人被革命名義下的種種荒謬行為耗盡了生命而能在最後喊一聲「告別革命」，也算是意識到自己應當活得像樣些，在精神土地上是應當站立起來了。李澤厚敢於喊出，我也能跟著吶喊，實在也是我的驕傲。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