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謝靈運游山，伐木取徑，……從者數百人，以致被人疑為山賊。現在人在火車上看風景，雖不至象康樂會那樣殺風景，但在那種主張策杖獨步而將自己也裝進去做山水人物的詩人們，總覺得這樣的事情是有傷風雅的。
不過，我們如果暫時不談風雅，那末覺得火車上看風景也有一種特別的風味。
風景本是靜物，坐在火車上看就變成動的了。步行的風景遊覽家，無論怎樣把自己當做一具搖頭攝影器，他的視域能有多闊呢？又無論他怎樣健步，無論視察點移得怎樣多，他目前的景象總不過有限幾套。若在火車上看，那風景就會移步換形，供給你一套連續不斷的不同景象，使你在數小時之內就能獲得數百里風景的輪廓。「火車風景」（如果允許我鑄造一個名詞的話）就是活動的影片，就是一部以自然美做題材的小說，它是有情節的，有布局的——有開場，有Climax也有大團圓的。
新辟的杭江鐵路從去年春天通車到蘭溪，我們的自然文壇就又新出版了一部這樣的小說。批評家的讚美聲早已傳到我耳朵里，但我直到秋天才有功夫去讀它。然而秋天是多麼幸運的一個日子啊！我竟於無意之中得見杭江風景最美的表現。
「火車風景」是有個性的。平浦路上多黃沙，滬杭路上多殯屋。京滬路只北端稍覺雄健，其餘部分也和滬杭路一樣平凡。總之，這幾條路給我們一個共同的印象——就是單調。它們都是差不多一個圖案貫澈到底的。你在這段看是這樣，換一段看也仍是這樣……一律是平疇，平疇之外就是地平線了。偶然也有一兩塊山替那平疇做背景，但都單調得多麼寒傖啊！
秋是老的了，天又下著蒙蒙雨，正是讀好書的時節。
從江邊開行以後．我就壹志凝神的準備著—一準備著盡情賞鑒一番，準備著一幅幅的畫圖連續映照在兩邊玻璃窗上。
蕭山站過去了，臨浦站過去了。這樣差不多一個多鐘頭，只偶然瞥見一兩點遙遠的山影，大部分還是滬杭路上那種緊接地平線的平疇，我便開始有點覺得失望。於是到了尖山站，你瞧，來了——山來了。
山來了，平疇突然被山吞下去了。我們夾進了山的行列，山做我們前面的儀仗了。那是重疊的山，「自然」號里加料特製的山。你決不會感著單薄，你決不會疑心製造時減料輸工。
有時你伸出手去差不多就可摸著山壁，但是大部分地方山的傾斜都極大。你雖在兩面山腳的縫裡走，離開山的本峰仍舊還很遠，因而使你有相當的角度可以窺見山的全形。但是那一塊山肯把它的全形給你看呢？那一塊山都和它的同伴們或者並肩，或者交臂，或者摟抱，或者疊股。有的從她夥伴們的肩膊縫裡露出半個罩著面幕的容顏，有的從她姊妹們的雲鬢邊透出一彎輕掃淡妝的眉黛。濃妝的居於前列，隨著你行程的彎曲獻媚呈妍；淡妝的躲在後邊，目送你忍心奔駛而前，有若依依不捨的態度。
這樣使我們左顧右盼地應接不暇了二三十分鐘，這才又象日月蝕後恢復期間的狀態，平疇慢慢的吐出來了，但是地平線終於不能恢復。那逐漸開展的平疇隨處都有山影作鑲緄；山影的濃淡就和平疇的闊狹成了反比例。有幾處的平疇似乎是一望無際的，但仍有飽蘸著水的花青筆在它的邊緣上輕輕一抹。
於是過了湄池，便又換了一幕。突然間，我們車上的光線失掉均衡了。突然間，有一道黑影闖入了我們的右側。急忙抬頭看時，原來是一列重疊的山嶂從煙霧迷漫中慢慢地遮上前來。這一列山嶂和前段看見的那些對峙山巒又不同。它們是朦朧的，分不出它們的層疊，看不清它的輪廓，上面和天空渾無界線，下面和平地不辨根基，只如大理石里隱約透露的青紋，究不知起自何方，也難辨迄於何處。
那時我們的左側本是一片平曠，但不知怎麼一轉，山嶂忽然移到左側來，平曠忽然搬到右側去。如是者互動著搬動了數回，便又左右都有山嶂，只不如從前那麼夾緊，而左右各有一段平疇做緩衝了。
這時最奇的景象，就是左右兩側山容明暗之不一。你向左看時，山的輪廓很曖昧；向右看時，卻如幾何圖畫一般的分明。你以為這當然是「秋雨隔田塍」的現象所致，但是走過幾分鐘之後曖昧和分明的方向忽然互換了，而我們卻是明明按直線走的。誰能解釋這種神秘呢？
到直埠了。從此神秘劇就告結束，而濃艷的中古浪漫劇開幕了。幕開之後，就見兩旁豎著不斷的圍屏，地上鋪著一條廣漠的厚毯。圍屏是一律濃綠色的，地毯則由黃、紅、綠三種彩色構成。黃的是未割的緩稻，紅的是喬麥，綠的是菜蔬。可是誰管它什麼是什麼呢？我們目不暇接了。這三種彩色構成了平面幾何的一切圖形，織成了波斯毯、荷蘭毯、緯成綢、雲霞緞……上一切人類所能想像的花樣。且因我們自己如飛的奔駛，那三種基本色素就起了三色板的作用，在向後飛馳的過程中化成一切可能的彩色。濃艷極了，富麗極了！我們領略著文藝復興期的荷蘭的畫圖，我們身入了《天方夜談》裡的蘇丹的宮殿。
這樣使我們的口胃膩得化不開了一回，於是突然又變了。那是在過了諸暨牌頭站之後。以前，山勢雖然重疊，雖然複雜，但只能見其深、見其遠，而未嘗見其奇，見其險。以前，山容無論曖昧，無論分明，總都載著厚厚一層肉，至此山才挺出峋嶙的瘦骨來。山勢也漸兀突了，不象以前那樣停勻了。有的額頭上怒挺出鐵色的巉岩，有的半腰裡橫撐出駭人的刀戟。我們從它旁邊擦過去，頭頂的懸崖威脅著要壓碎我們。就是離開稍遠的山岩，也象鐵羅漢般踞坐著對我們怒視。如此，我們方離了肉感的奢華，便進入幽人的絕域。
但是調劑又來了。熱一陣，冷一陣，鬧一陣，靜一陣，終於又到不熱亦不冷，不鬧亦不靜的鄭家塢了。山還是那麼兀突，但是山頭偶有幾株蒼翠欲滴的古松，將山骨完全遮沒，猙獰之勢也因而減殺。於是我們於剛勁肅殺中復得領略柔和的秀氣。那樣的秀，那樣的翠，我生平只在宋人的古畫裡看見過。從前見古人畫中用石綠，往往疑心自然界沒有這種顏色，這番看見鄭家塢的松。才相信古人著色並非杜撰。
而且水也出來了。一路來我們也曾見過許多水，但都不是構成風景的因素。過了鄭家塢之後，才見有曲折澄瑩的山澗山溪，隨山勢的紆迴共同構成了旋律。杭江路的風景到鄭家塢而後山水備。
於是我們轉了一個彎，就要和杭江秋景最精彩的部分對面了——就要達到我們的Climax了。
蘇溪——就是這個名字也象具有幾分的魅惑，但已不屬出產西施的諸暨境了。我們那個彎一轉過來，眼前便見燒野火般的一陣紅，——滿山滿塢的紅，滿坑滿谷的紅。這不是楓葉的紅，乃是桕子葉的紅。桕子葉的隙中又有蕎麥的連篇紅稈彌補著，於是一切都被一襲紅錦製成的無縫天衣罩著了。
但若這幅紅錦是四方形的，長方形的，菱形的，等邊三角形的，不等邊三角形的，圓形的，橢圓形的，或任何其他幾何圖形的，那就不算奇，也就不能這般有趣。因為既有定形，就有盡處，有盡處就單調了。即使你的活動的視角可使那幅紅錦忽而方，忽而圓，忽而三角，忽而菱形，那也總不過那麼幾套，變盡也就盡了。不；這地方的奇不在這樣的變，而在你覺得它變，卻又不知它怎樣變。這叫我怎麼形容呢？總之，你站在這個地方，你是要對幾何家的本身也發生懷疑的。你如果嘗試說；在某一瞬間，我前面有一條路。左手有一座山，右手有一條水。不，不對；決沒有這樣整齊。事實上，你前面是沒有路的，最多也不過幾碼的路，就又被山擋住，然而你的火車仍可開過去，路自然出來了。你說山在左手，也許它實在在你的背後；你說水在右手，也許它實在在你的面前。因為一切幾何學的圖形都被打破了。你這一瞬間是在這樣畸形的一個圈子裡，過了一瞬間就換了一個圈子，仍舊是畸形的，卻已完全不同了。這樣，你的火車不知直線呢或是曲線地走了數十分鐘，你的意識裡面始終不會抓住那些山、水、溪灘的部位，就只覺紅，紅，紅，無間斷的紅，不成形的紅，使得你離迷惝恍，連自己立腳的地點也要發生疑惑。
尋常，風景是由山水兩種要素構成的，平疇不是風景的因素。所以山水畫者大都由水畔起山，山腳帶水．斷沒有把一片平疇畫入山水之間的。在這一帶，有山、有水、有溪灘、卻也有平疇，但都布置得那麼錯落，支配得那麼調和並不因有平疇而破壞了山水自然的結構，這就又是這最精彩部分的風景的一個特色。
此後將近義烏縣城一帶，自然的美就不得不讓步給人類更平凡的需要了，山水退為田疇了，紅葉也漸稀疏了。再下去就可以「自檜無譏」。不過，我們這部小說現在尚未完成，其餘三分之一的回目不知究竟怎樣，將來的大團圓只好聽下回分解了。
真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自得之。」自古造鐵路的計畫何曾有把風景作參考的呢？然而杭江路居然成了風景的傑作！
不過以上所記只是我個人一時得的印象。如果不是細雨濛濛紅葉遍山的時節，當然你所得的印象不會相同。你將來如果「查與事實不符」，千萬莫怪我有心誇飾！
如果我們從前當真有過這麼一個倉頡，那末倉頡就是第一個過文字生活的人了，因為他既然是黃帝的「史」，總不見是自備資斧或枵腹從公的吧。
從此以後，這門生活就不住的翻新花樣：有的替人做文字的傭工，也同別的傭工一樣靠工資過生活，上至內庭供奉的文學侍從，下至同門房跟班一律看待的私人書記，都屬這一類；有的簡直把文字作商品，跟顧客作現錢交易，上至賣碑諛墓，下至掛招牌，訂潤格，都屬這一類。總之，無論什麼方式的文字生活，都是「自古有之」，不見得「於今為烈」。
但是這門生活是一向就叫人瞧不起的。從前人說，「一為文人，便無足觀」，就無非因其「人」靠「文」為生的緣故。
現在則只消提出「文字商品化」五個字，也就立刻判定了這門生活的罪狀。
不過，我們仔細查一查自來文人的生活，就可曉得這樣的判決未必一定是公平。
因為說「文字」和「生活」兩件東西決不應該連在一起，那就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叫文人簡直不要生活，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又一是要文人做文字工作時別謀生活。
是的，我們查一查從前文人的詩文集，不但沒有稿費可拿，版稅可抽，並且還得自己拿出錢來刻。但是他們是怎樣寫成這些詩文的呢？這裡邊就有個分等了。
在那種「資本」雄厚的文人，他從蒙童館慢慢爬上翰林院，先得墊一筆大大的本錢。到了翰林院待詔應制的時候，雖然也不論字算稿費，卻已有俸銀可以養活，及至散館放外缺，這才不但從前的老本可以撈回，並且可以終身不愁衣食，於是他就有閒情別致來做他的「不朽之業」了。
至若資本不厚，或者官運不亨，那末下焉者就不得不做馬二先生，自將鋪蓋挑進文瀚樓，選選墨卷，偷閒到湖上看看女人，買幾個制錢的處片嚼嚼，到底飽不了肚皮。
上焉者就算做到昌黎先生那麼的文名，也還免不得賣碑諛墓。然而賣碑諛墓就要算是文人的一大恥辱了，而其實跟前一種文人比較，也不過生意規模的大小不同而已；究竟誰是清高，誰是卑鄙，那也沒有什麼尺度好做標準。
到了現代，情形當然又兩樣：「文字」和「生活」這兩個詞兒的連結更不能不密切。故若社會上暫時還需要文字這東西，而文人們又不願受人豢養的話，那末我們似乎不便藉口「文字商品化」的惡謚根本否定文字的生活；問題只在你所出的是何等商品，你的商品是什麼質地，你的商品能有幾何社會價值。
清代詩人趙翼的《後園居詩》有一首道：有客忽叩門，來送潤筆需，乞我做墓誌，要我工為諛；言政必龔黃，言學必程朱。吾聊以為戲，如其意所須，補綴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諸其素行，十鈞無一銖。此文倘傳後，孰能辨賢愚？或且引為據，竟入史冊摹。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屬誣。
又一首道：頻年苦貧乏，今歲尤艱難。內子前致辭：「明日無朝餐。」一笑謝之去：「勿得來相干，吾方吟小詩，一字尚未安。待吾詩成後，料理虀鹽酸。君見長安道，豈有餓死官？」
這兩首詩恰好可代表舊時文人的兩種生活態度。前一種可說是「為生活而文字」，只要「潤筆需」拿得到手，就不妨「聊以為戲」的。後一種則可說是「為文字而文字」，如果「一字尚未安」，那就「明日無朝餐」也要不管的。我們看目前的情形，這兩種態度大概都有人承襲。前一種「聊以為戲」的態度，我們當然認為要不得。就是後一種態度，雖然已比較的難得，也仍不能認為滿意。一來，長安道上雖可沒有「餓死官」，文場之中卻難免要有餓死鬼，所以這不管「明日無朝餐」的精神固然可取，而必要等到長安道上奔走之餘再來做文字，那怕就不見得有好文字做出來。二來，我們也要問，這「未安」的「一字」安了之後到底有什麼好處？倘如說你一
字安了之後，也不過落得你自己的心境一時安適，那末你也大概犯不著害得尊夫人明天沒有早飯吃吧。
所以，這自古有之的文字生活裡邊果真有「新生」可尋的話。我以為應該從這兩種態度以外去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