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外省人？"白頭髮的陳教授問我，我不經心地點點頭，卻也感覺到他表情的複雜。
離開台灣之後，三十幾年不曾回去探過親。對於我這麼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新留學生，他一方面想特別地關照，因為我也是中國人，一方面，又有著排解不開的憎恨——我是個外省人。而做了一世異鄉人的他，忘不了二二八事件的回憶。
他的傷痛與仇恨，很深。我對二二八的無知，也很徹底。
一九三九年，一萬五千個波蘭人在俄國兵士的槍口下被推進一節一節發臭的火車，開往荒野中的勞工營。憂心盼望的妻子兒女在半年之中還收到幾封來信。到了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訊杳然。兩年之後，德國人在卡定河邊的森林裡挖出四千三百廿一具屍體，這些波蘭人的屍體。
俄國政府說這些人是德國人殺的，但提不出任何證據。波蘭的老百姓卻斬釘截鐵地認為，毫無疑問，是俄國人幹的。但是波蘭，身為蘇聯的附屬國，是不敢說話的。他們的政府不允許歷史學者去研究這段大屠殺的公案。也沒有人敢問：那沒有屍體的一萬個人又遭到了什麼結局？
歷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權的工具。六十年代的赫魯雪夫曾經對當時的波蘭領袖哥穆爾卡建議：設立一個特別調查團，由俄國與波蘭的歷史學者組成，共同去發掘卡定河的冤案。哥穆爾卡卻推諉了。為什麼？哥穆爾卡本身的政治力量依靠當時波蘭人的愛國情緒，對俄國人越恨，愛國情緒就煽得越熱，對他的政權就越有利。解開了卡定河的歷史公案，很可能也就淡化了波蘭人的恨俄情緒，對他個人的政治策略有損。
掩藏歷史真相是為了鞏固政權，然而打開歷史真相卻也有它的政治企圖。以革新、開放作號召的戈巴契夫現在希望重新調查波俄兩國之間從前所忌諱的歷史案件。蘇聯政府體認到，波蘭百姓對俄國的憎惡與那些不明不白的冤案很有關係。冤案未結，仇恨永遠埋在心裡。不如開誠布公地發掘真相，然後才有可能"讓過去的過去"。戈巴契夫要讓歷史出頭，當然是想化解政治上潛伏的危機。
與企圖掩飾歷史的執政者不同的是。戈巴契夫的政治策略站在公理的一邊——一萬五千個人的命運悲劇，要有個交代，死者的親人仍舊在痛苦的回憶中惘然地等待，辛活的波蘭人對自己不幸的同胞也有告慰亡魂的責任。歷史的"黑盒子"打開之後，波蘭人的仇俄情緒可能合理地化解，如戈巴契夫所希望，卻也可能更加深血債血還的憤慨，如許多波蘭人猜測。但是即使公開真相之後戈巴契夫無法達到淡化仇恨的目的，他仍舊會有兩重收穫；第一重，大屠殺的真相大白之後，波蘭人即使無法原諒，卻因為罪案的水落石出，他的仇恨會有固定的對象，有一定的程度。在歷史得不到昭白，公理得不到伸張時，他的仇恨必然是隱藏的、臆測的，因此往往是誇大而且擴張的。第二重收穫，戈巴契夫會受到將來歷史的肯定，因為他肯定歷史。
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現在總算有人敢公開談了。俞國華說，政府其實從來不曾禁止過對二二八歷史的研究。言外之意，四十年來人們不敢談這個事件只是個誤會！就好像台灣其實根本沒有"報禁"這回事，也是誤會而已。好吧，讓我們相信俞院長的話，就開始深入研究二二八吧！事實上，為了對歷史表示絕對的尊重，對冤枉犧牲的同胞表示遺憾，對犧牲者的親人後代表示負責，政府何不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由各界所尊重信服的歷史學家組成，客觀而深入地去研究二二八事件，再公諸社會？
一個敢面對歷史、肯定歷史的執政者，才可能被歷史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