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七零後中的奇葩，1971年出生的，居然是獨生子，是父母提前回響國家的號召？對於國家號召這玩意，有個網友說得好，只要你不去回響它，遲早會有好處的。
提倡計畫生育的馬寅初都生了七個八個，平凡如我父母，當然不會如此先知先覺，之所以生我一個，時也勢也。
我老爹年輕時是新華書店員工，因為受姑父被打成右派的牽連，下放農村；我老娘是知識青年，沒想到去回響老人家的號召，被動地下放了。
不知道是誰噴的，說人越少，人均資源就越多，生活水平就越高，你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地廣人稀，富得流油，我就納悶了，我出生那會，中國人口才不過九億，真他媽的那個窮啊，我爺娘所在的生產隊每到過年，每家每戶過年發的過年物資也就半個橘餅，五六顆紅棗。
橘餅每戶只能發半個，於是拿把菜刀切，每戶切一半，這可是個技術活，切得不均勻，兩家還要打架。當地人姓毛的多，有一回有人切得不好，切餅的人發怒：「嫌老子切得不好，你叫毛主席他老人家來切啊。」
其實，家鄉土也肥沃，種什麼長什麼，水也甜美，地下還能刨出大把煤炭，當時人也不多，但這樣好的配備只有一個結果：窮。
一年的口糧有三分之一是地瓜，生產隊每人每年四百斤穀子，而且還未脫粒，濕濕的。要挑到水電站去打穀脫粒，水電站的打穀機時好時壞，時停時轉，打幾十斤穀子要等老半天。哎，那個窮啊。
大約是我四歲那年吧，記得父母和姑父姑媽帶我上街，我看見一家商店的玻璃罈子里有一個飽滿鮮紅的果子，我不知道是啥，但我知道它好吃，於是鬧著要吃，爺娘買不起，只好無視我的要求，幸虧姑父是國家幹部，掏錢買了一個，我一口咬下去，又甜又鮮，我抬頭看著縣電影院牆壁上的毛主席像，他老人家笑眯眯地看著我，我覺得好幸福啊。
那天，我才知道那個果子的學名：蘋果。
我六歲以前，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窮得沒有任何希望。因此爺娘商量好了：就生我一個。再多生大家連帶受苦。若干年前有記者說越窮越生，瞧那種高高在上做道德判斷的優越姿態！我真想撕他嘴，怎麼噴的你？
四人幫垮台，一聲春雷，父母回城了，父親安排在教師進修學校，母親安排在縣五金交電化公司，生活頓時兩重天，條件好了，爺娘想生第二胎，然而，國家計生政策趨硬：只能生一胎，否則回鄉下種地。
那時城鄉生活水平區別特別大，窮怕了的父母，很珍惜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於是母親結紮，領了獨生子女證，我歡歡喜喜做我的獨生子。
在計畫經濟時代，尤其是改革開放剛開始時的城市獨生子，確實很幸福，這一點我不能否認。
那時候五金交電化似乎是天下最牛掰的公司，縣法院院長為了買一輛鳳凰牌腳踏車，上門來求爺爺告奶奶，居然連五金公司經理的面都見不著。公司每年夏季會給員工發放大量的防暑水果，尤其是西瓜，每個夏季都會堆滿我家的床底。
我是獨生子，沒人跟我爭，我想怎麼吃就怎麼吃，花樣百出，就差煮熟了吃。
而隔壁彭叔叔家有三個孩子，為了爭吃最好的西瓜，老大老二兩個男孩子打得鼻青臉腫，打得西瓜滿地亂轉。
老三是妹妹，搶不到，坐在地上嬌滴滴地哭，兩個哥哥也不知道心疼她。也許是西瓜吃得少，這妹子後來出落得如花似玉，在縣比美大賽中進入十佳，再後來嫁到台北的大戶人家當少奶奶。
城市的獨生子，意味著物資不存在所謂的配給，父母拿回來的給孩子的福利，都是你一個人的。
我在同輩人羨慕的眼光中長大，從紅孩子班（那時的幼稚園）到高中，我都有一個綽號相隨始終：「獨生子」，其含義其實和現在的奇葩差不多。
殊不知，早年的享受也是要後來買單的，生活從來都是收支平衡，你享受獨生子女的幸福，就得擔當後來的應有的責任。
獨生子女遠離父母工作，其實風險蠻大的，而我就犯了這個風險，我一直不知道我捨棄父母之邦，把父母扔在故鄉，南下廣州重新開始是不是對的，是不是我太自私，只為自己的前途著想，現在想起來都犯迷糊。
2005年，父親查出大病，都已經是晚期了，必須得手術。按就近照顧原則，最好當然是接到廣州來看病開刀，可以一面工作，一面照料父親，兩不誤。
然而，按照經濟的原則而言則不然，爹的公費醫療在湖南才有效，對於我們這樣的中低層收入者而言，這一層因素是百分百要考慮的。
生死大事，固然不能以省錢為第一，但也不能多花冤枉錢。
這樣權衡下來的結果就是：我請假回湖南，將父親挪到長沙去住院動手術。長沙雖然是家鄉湖南的城市，其實這只是一個大範圍概念而已，從空間距離而言，根本就不算是家鄉，父母之邦雙峰縣距長沙兩百多公里，衣食之地廣州距長沙六百多公里，長沙根本就是一異鄉。
身在異鄉，我當時的心，惶惶如也。從來沒碰到過這種情況，當時還有點啃老心態，買了房，還想著從老人家那裡弄點裝修費，爹卻一不小心就老了，衰了，病了，病體侵蝕他的肌體，黑瘦，枯黃，憔悴，想著當年他和母親把一個個圓滾滾的西瓜全都拋給我，讓我獨自盡情享受，如今，吃了的西瓜轉化為責任，甜蜜轉化為苦澀和艱辛，兒呀兒，你得擔起責任了。
慌慌張張叫了一輛縣醫院的救護車，六百多元，到了長沙，不敢跟兩個老人家說，怕他們心疼我的錢，我當時還在供房，說熟人照顧，只花了三百元，說得老人家歡喜起來，說熟人真好。
到長沙，將老爹送入一家專門醫院，正是深秋季節，落葉瑟瑟，老爹住院，我和老娘、老婆租那種每晚十元租金的民居，真鬧不清山清水秀的湖南怎麼這麼多病人，醫院外面供病人家屬租住的房間遍地開花，租屋外面的湖面上浮滿泡沫垃圾，秋風一掃，臭不可聞，就在窗外。
本來人手緊巴巴的，老婆上班的學校，白雲區一所中學，校長來電話，催她回去上班，老婆說家公要動手術，校長說家公又不是直系家屬，你忙什麼忙，否則就按事假扣錢。
正在供房的我家怎敢輕易被扣錢，於是老婆第二天就買站票回廣州。
這個校長也是湖南人，學音樂的，真鬧不清，我到廣州以後，最喜歡我過不去的幾個人基本上是湖南人，尤其是湖南女人。老爹在廣州檢查身體之前，我心裡正七上八下，沒想到在辦公室被一個湖南衡陽籍的女領導罵得狗血淋頭，當著幾個辦公室的人罵，忍得我好辛苦，好辛苦。
後來陪老爹去看一個專科醫生，碰上開會，我硬著頭皮發簡訊請假，該女領導惡意地將一場會議分成上下兩場，只答應給我上半場的假，這待在廣州的個別湖南女人還是人嗎？
天可憐見，當時的大領導，也是女性，廣州人，卻宅心仁厚，說我回去是盡孝是天經地義的，快回去吧，莫擔心這裡的工作，我的眼淚沒有在眼眶裡流，卻在心裡頭流淌，感嘆萬千地回了湖南。若不是她保護，我估計在職場不被老鄉迫害致死，也迫害致殘了。
還是說回老爹的事吧，老婆回廣州了，我真的有點慌，不對，不是有點慌，而是很慌很慌。
跑醫生那裡問老爹病情，每聽一次，心情就慌一次，沒有任何樂觀訊息，但對著老爹，又得強顏歡笑：「沒事呢，醫生說。」慌！
又得去跑市場，買米買菜，娘也老了，很怕她老人家在長沙走丟了，娘在年輕時跟著老爹跑來跑去，現在年老了，只能跟著我跑來跑去，而我當時完全沒有主意。慌！
幸虧當時有一個發小在該醫院實習，總算能拉上開刀的醫生吃個飯，套套近乎。
老爹手術還順利，儘管帶了止痛棒，但晚上還是痛得厲害，哼哼地不能安睡，老娘和我不停地撫摸他，徒勞地給他止痛。老娘心疼我，要我早點睡，老爹哼著，哪裡敢睡。
直到下半夜，才去病房涼台上睡著，老娘卻還沒合眼，遠處黑魆魆的嶽麓山上涼風透過防盜網欄桿吹來，夢裡涼涼的，心裡頭忽然冒出一個概念：弟妹。
有個弟妹可真好，大家可以輪流著來孝順，大家都有覺睡，父親床頭也不缺人照顧。
在湖南耽擱了這麼久，得急著回去上班了，大領導雖然好，同事們也好，但按揭這事兒半點馬虎都來不得，再超過假期就得請事假了，但老爹的出院手術咋辦？
沒有弟弟，幸虧還有個表弟，在長沙工作。表弟也是弟啊，這時候真慶幸老娘並不是獨生女，還有姐弟，還有外甥，我還有表弟。
表弟答應幫老爹辦出院手續，並送老爹老娘去車站，我千感激萬感恩地離開長沙。
在坐車去長沙火車站的路上，忽然掉眼淚，簡直是爆眼淚，一直哭到火車上，火車又載著我的眼淚，一路到廣州。
想起父親的病，那位當醫生的髮小說，最擔心復發，想起老娘的辛勞，我當初離開湖南到底對不對？
如果有個弟妹在身邊，哪怕要我去安慰他或者她，也會好一點吧，安慰兄弟姐妹，其實也是安慰自己，大家取暖，人皆有兄弟，何我獨無？
2007年，父親的病又復發，當時他在廣州和母親一起給我帶小孩，他鬧著要帶孫兒一起睡，因為怕空調讓小孩受涼，他反正睡得警醒，可以給孫兒扇扇子，用他的話來說是葵扇的「微微風」可以不讓小孩受涼。
偏偏這個時候，他的病復發了，疼痛，尿道不通，進了某家軍醫院。一天到晚痛，醫生也不管，那家醫院的空調開得特別大，涼颼颼的，這讓父親更疼痛了。
我急著找熟人，看能不能對父親積極一點，找不到，母親很著急：「你老爸痛著，你想想辦法呀。」我也著急，可有什麼辦法呢？上天入地找不到熟人，對父親的慘狀，醫生的反應是，連個普通的指檢都很吝嗇得不肯出手。
我沒轍了，我只好在醫院走廊里悲憤地大吼：「你們領導呢，你們主治醫生呢，都死了嗎？都給我出來。」
吼聲驚動大樓，主治醫生很生氣，和我怒目相對，我也豁出去了，瞪著他，捏著拳頭，他總算心軟了，主動給我父親做檢查，但最終不了了之，一直沒弄清楚老人家疼痛的原因。只能斷定：復發。
廣州這裡是沒轍了，趕緊回湖南，去長沙，有家百年老醫院，還可以有辦法。
當時兒子還才一歲多一點，老爹老娘和我回湖南，兒子沒人帶，老婆只好帶著他第二天晚上回湖南娘家，那裡還有外婆外公。
真可謂勞燕分飛，我帶著父母跑火車站，老爹一手還得牽著自己的身上導尿管，和正常人一樣，一路長跑步找車廂，跑得氣喘吁吁。
後來老婆告訴我，她也狼狽不堪，雖然是臥鋪，但每次上廁所，怕兒子被人抱走，都得抱在身上，尤其是蹲下來的時候，好不辛苦。
在長沙，暫時沒有鋪位，只好一家三口在走廊上睡著，白天熱得不行，那日頭淋下來如同開水，樹葉都燙得白花花的。走廊上擁擠，我只好花兩元錢一個小時去網咖補覺。
父親做了很多檢查，核磁共振，PTCT，等等，要承認，這家老醫院的醫生負責多了，最後大致確認：病在腹部復發。
拿著父親的診斷書，我在走廊上急得半死，汗水和淚水滾燙地流著，心裡忽然幻想這世間有沒有靈丹妙藥，把老爹的痲煩一次性祛除。
還是熟人照顧，父親總算進了病房，有了病床。我和母親每天樓上樓下跑來跑去，老婆那邊又來電話，孩子總是發燒不退，說要我不告訴老人家，但父親耳朵尖，聽到了，在床上急得哆嗦。
這家醫院的醫生極其負責，每天查病房問得很仔細，雖然脾氣暴躁，一句話不對頭就把病人家屬甚至病人罵得狗血淋頭，但我也認了，只要他們認真負責。起碼父親進醫院才兩天，他們就查出了病情，不像在廣州一直耗著，痛著。
想著要不要送紅包，手裡拽著一千塊錢，在醫生辦公室外等著，卻怎麼也出不了手，醫生身邊總是擠滿了人，插針也得有根縫，這裡連縫都沒有。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是什麼，是你手裡拽著紅包，要送的對象就在咫尺間，卻怎麼也送不出去。
主治醫生沒送紅包，痲醉師也沒送紅包，我總疑心給父親找了最差的醫生，動了最差的手術，得到最壞的結果。
而一位同學說，他老媽生病動手術，因為兄弟姐妹多，大家商量著，辦法就多了，紅包也送了，也請醫生吃飯了，手術也滿意，聽得我慚愧加慚愧也。
在老人家關鍵時刻，能商量問題的，最好是兄弟姐妹。偏偏我是獨生子，父親則是獨子，兩代人都沒得商量。
當然，自己無能，也不能怪沒有兄弟姐妹。
父親動完手術，切了一個腎，因為病已經走到腎臟。家屬去手術室領人，護士只負責帶路安排，不負責運送。
我和母親走到手術室旁邊一間大房間，但見陰風嗖嗖，陰氣沉沉，一大群術後的病人躺在那裡，一個個牙關和雙目都緊閉，神色慘澹，都是鬼門關闖過來的。
一床床帶輪子的病床縱橫擺列，老爹在何處？滿屋子找老爹，護士很嚴肅地說：「找到親人，就要喊，喊醒來，不然就睡過去和你們永別了。」這不是喊魂嗎？
在一大堆人當中找到老爹，他臉色蒼白，雙目緊閉，如同死去，我和老娘嚇壞了，一路推車，一路喊，喊他遊蕩的魂。
從手術樓回住院部，端的不易也，好一道斜坡，運過去時，是下坡，怕病床下滑過快，把病人拋下來；運回來時，又變成上坡，拉得好吃勁，好似在跟死神比賽似的。
父親躺著，沒有反應。
有一位農民大哥，和我們同縣的，雖然人瘦，力氣卻大，他老婆運氣奇差，患腎癌，這據說是十萬分之一的比例。他先把老婆的車推上去，看我們吃力，走過來，一手猛力一拽，父親的病床就飛翔一般上了坡。
後來我跟他聊，他說：不曉得老婆吃了甚麼東西，得這麼個病。現在想起來，幸好沒有聽政府的號召，而是和政府對著幹，拆屋子也好，牽耕牛也好，把穀子挑走也好，他就是堅持要生崽，結果生了三個閨女，雖然未達成心愿，但還是嘗到甜頭。這回老婆生病，家裡的事情全由三個閨女管，自己放放心心地管老婆。
說到這裡，他吐了一大口煙，露出熏黃的牙齒，得意地笑：「幸虧生了三個，三個好閨女。」一種抗爭之後勝利的笑容。
和父親同病房的是湖南師大的保衛科幹部，六十來歲，復員軍人，老婆是省政府的，只有一個兒子，八零後，當時考上了香港大學，學的導演專業。
我每天跑上跑下，那位阿姨看在眼裡，忽然責備我爸媽說：「你們兩口子怎麼只生一個呢？你兒子好可憐呢，我都心疼他好久了。」
其實我當時沒覺得自己多慘，她這麼一強調，我倒真的覺得自己夠慘。
這話不知怎麼地就傳出去了，那些只有一個子女的家長都過來看望父親，都過來同情我，然後大家都嘆息，其實也是為自己的將來嘆息：我們都只有一個孩子，老了怎麼辦，孩子將來負擔重怎麼辦？
我成反面教材了。
小時候父母單位同事那些艷羨的目光，此刻都消失遠去，模糊在地平線上，而取之而來的是冷酷的現實，焦灼的現實。
我那時確實很焦灼，一種單兵作戰的焦灼和惶恐。本來嗎，為人兒女，照顧父母，天經地義，但是，不得不承認，有個兄弟姐妹，確實要好過一點。
沒有過長夜浩嘆，不足以談論人生。
我想我是有資格談人生了。
我那時候，就常常地長夜浩嘆，感嘆沒有兄弟姐妹。這種感嘆，在老爹第二次動完手術尤其強烈。
老爹第二次從鬼門關回來，身體就從來沒有清爽過，疼痛感一直不消停，起初用理療機還可以應付一陣，後來理療機也不管用，直接用嗎啡。隔三差五地住院，母親每次都得在醫院陪通宵，父親痛，母親就沒法睡，幫他按摩。
縣醫院條件差，晚間保暖措施不佳，一到傍晚，父親就催母親回去，說：你不能陪我睡這裡，晚間感冒，你若病了，兒子又遠在廣州，那就兩個老人等著完蛋，你趕緊回去。
於是，母親每到傍晚，就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去，看到別人一家子團團圓圓健健康康跳舞，上館子，心酸得直落淚。
我在廣州，也沒幾天開心日子，有時候和同事開玩笑，正要開懷大笑，一想到當天打電話回去問父親的病情，母親總是說父親還在痛，就實在沒有笑的心情。
我和老婆都得上班，孩子怎麼辦？把岳父岳母請過來，結果過來沒幾天，他們的孫女又病了，老兩口火急火燎地回湖南，沒了老人，我只好帶著兒子去上班，安置在辦公室。
記得有一回帶著兒子去單位食堂吃中飯，兒子鬧著要吃湯粉，我把他抱在胸前，去湯鍋前，同事們驚叫起來：「你也不怕熱湯濺到孩子身上嗎？」
居然狼狽至於斯！
這種情況實在沒法維持，父親在湖南著急起來，要把我母親趕到廣州來，母親說：我去廣州照顧孫兒，你老頭子咋辦？父親罵起來：我是個沒用的人了，你管我做甚麼？快去管我的孫寶，求你了。
母親一把眼淚地南下廣州，當時是隔壁的簡師母陪過來的，剛到廣州，簡師母家裡就傳來壞訊息，說他兒媳婦腰疼，後來查出是腎癌，又是十萬分之一的機率，真是扯淡，沒有任何工業污染的家鄉，咋就這麼多病！
母親一頭掛念著老爹，一頭管著孫，那時候父親自己掙扎著去醫院化療，是母親的朋友們幫著送飯。
我也焦慮著，經常夢見孩子不見了，找不著了，或者受傷了，夢裡急得哭。
有一回夢見兒子的搖籃居然放在窗戶外面，高高地掛在八樓的外空間，兒子就這麼高空睡著，我急得捶胸頓足，責備母親和老婆，夢裡頭嗓子都喊破了。
父親在湖南病痛得實在不行，母親只能扔下這一頭的孫兒，回湖南照顧父親，而岳父岳母得在家鄉看管生病的孫女，這人手挪來挪去，總覺得不夠用，總覺得多一雙手就好了。老天爺，從哪裡增一雙手呢？又不能臨時製造。
當時先請了老婆的堂侄女當保姆，不久，岳母又拋開她的孫女，讓岳父在家鄉照顧，自己來廣州給我們帶小孩。
老天爺似乎專門挑倒霉的人下手，這麼挪來挪去總算人手均衡了，結果岳母身體不適，發現是子宮癌！只得回家治病。好在老婆還有弟弟，岳母治病動手術全靠他照料，如果老婆也是獨生子女，想一想都冒冷汗。
到2009年暑期，父親幾乎已經離不開醫院了，每天晚上都巨痛，母親則一天到晚沒法合眼睡覺，從家裡跑醫院，從醫院跑家裡，做飯做菜，送飯送菜，穿梭往來，疲於奔命。
可憐老爹老娘，兩條老命，一個為病，一個為照顧病人，就這麼慘烈地耗著。
父母山窮水盡，我必須得回家了，休年假也好，請事假也好，扣錢也好，沒薪水發也好，我都得回去了。
感謝老婆選擇了老師這個職業，正好是暑假，她起碼能全身心照顧孩子了，我沒了這層包袱，總算可以放心回湖南。
當時的老爸，只有三十多公斤了，一身的骨頭，觸摸著都手痛，心更痛，母親也瘦得叫人揪心，滿頭白髮如飛蓬，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如同癲婆子一般。
那時岳母已病入膏肓，幸虧有小舅子照顧著，父親已離死不遠，但他在總是安慰愁眉苦臉的我，反覆用抱歉的語調說：「兒子，辛苦你了，等我病好了，一定到廣州去給你帶孩子，解除你的後顧之憂。」
我回去之後，其實並未減緩母親的辛勞，老婆帶孩子，煮飯菜，母親送飯菜，我陪父親，但也不能從早陪到晚，還是得和母親輪流看護。就是說，母親也要和我輪流熬夜看護父親，因為實在找不出第三個人來。
與父親同病房的是一位老教師，姓凌，女兒居然是我同學，那時的校花，如今的縣地震局局長。兒女成群，且都孝順，每天自朝至夕，輪流陪護，人手之多，每天居然不用重複，我那位女同學可以兩天來一次。
而同病房凌老師的老伴，有了兒女分憂，就不像我老娘那麼遭罪，連飯菜都不用送，白天陪著老頭子坐一坐聊一聊就可以了。
人多，力量果然大。
真不明白，有些別有用心的人總愛宣傳人多是負擔，連萬惡不赦的張春橋都說過：人不是負擔，人有腦子有手腳，能給社會創造財富，能生產，怎麼是負擔呢？
作為縣委退休幹部的姑父，也很生氣，有一次敲著桌子說：侄兒，你去找人民政府，要政府派看護人，既然你爺娘回響號召只生一個，那麼政府就得負責任，照料你的老爹，而不是讓你這樣狼狽不堪。
都是些廢話，氣話，老爹病著，又不是政府病著。
當然，如果政府病了，我是不會去當孝子的，去他媽的蛋。
父親一到晚間就劇痛，劇痛就打嗎啡，打完之後就發燒，翻來覆去，需要親人肢體上的撫摸，但母親累得連撫摸的力氣都沒有了。
那時候我終於感性地明白一個道理，一個社會的人口構成合不合理，不在於人口多少，而在於青壯年在人口中占的比例，比例大，社會就充滿生機。
我感嘆沒有兄弟姐妹，有人可能會反駁：兒女多有什麼用，如果都不孝順，不如不生。
這話在理，也不在理，兒女多未必是好事，但如果社會上年輕人不多，那肯定不是好事。年輕人就是社會的兒女，是全體老人共同的兒女，把範圍一擴大，問題就明晰了。
有一個很傻逼的說法：老人不靠兒女養老，靠政府養老。
政府公益服務行業是由什麼組成的？還不是由人組成的？主要是由年輕人組成的！現在的退休金從哪裡來，真以為是你年輕時候積攢的？非也！是從現在的年輕人中年人的手裡抽出來的。社會上青壯年不夠，誰來保證生產，誰來保證養老？
人手，重要的是人手。如果把我的家庭放大，放大成一個社會，這個道理就更明白了。我的家庭人手不夠，放大成一個社會，就是勞動力嚴重不夠。
大道理不說了，還是說老爹的事。
陪了父親半個月，又得想著上班的事，但擔子全部落在母親身上是很殘忍的，老婆也得管一管岳母的事，沒有弟弟妹妹來頂，只好請護理工。
護理工是箇中年婦女，我拚命地給她錢，求她多照管我老爹，她也拚命地答應。恰巧那時父親的疼痛嘎然截止，渾身輕鬆下來，胃口也好了，我和老娘很專業地高興起來，以為老人家又可以活一段長時間。
我居然忘記了一個成語，一個叫「迴光返照」的成語。看影視上的老人迴光返照，我們清醒得很，輪到自己父親迴光返照，我們卻盲目了。
畢竟是自己的親人，總會抱著良好的預期吧。
父親也覺得自己好了，於是催著我回廣州上班，不能再耽誤了，我也高興地說：爺，再過十來天是你生日，我先積攢幾天假，到時候可以回來給你做72歲的壽辰。
一家人都相信這個預期，於是我決定暫時回去上班。
那天，走出病房，不忍，又回過來看老爹，握著他的手，老爹不耐煩地說：回去吧，回去上班。
我一步三回頭，看著他瘦骨嶙峋地側臥著，面對牆壁，不由得眼淚刷刷地流，心裡直疼，想著一定要給他好好策劃一個生日，讓他高高興興度完最後一個生日。
沒想到，一走就是永別，生日的蛋糕只能燒給他了。
不到兩天，父親就在無人知曉中走了，不痛不掙扎地走了，請來的護工拿了我那麼多錢，居然推說要去洗澡，離開病房回家，母親當時在家做飯，接到醫院電話，說父親走了，具體時間不詳。
對於護工而言，反正又不是她老爹，什麼時候死的，關她什麼事。
如果當時是弟妹守著，絕對不會出這樣的事情。在中國這麼一個看重送終的國度，我的罪行大了。
我去父親住過的病房喊魂，叫聲爺老倌，你跟我回去吧，這裡不是你睡的地方。
心裡痛恨得自己不行，又幻想著如果有個弟妹，暫時替我陪護父親幾天也好，弟妹可以告訴我，父親走的時候怎麼樣，說過什麼話，有什麼表情，對我有什麼話要說……
父親就這麼無聲無息地走了。希望那一陣寂靜是安詳的，而不是在無人陪伴中充滿著對死亡的恐懼。
父親走後的第一個生日，他來了，來到我夢裡，一身清爽，穿青衣，高興地說，我的身體都換過了，原來的病體扔了，好舒服。
如果，父親是活著說這句話，該多好啊。
我的兄弟姐妹們，你們說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