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光記憶讀後感（一）
小說是一種與苦難有著密切關係的藝術——當然，這種苦難並不是指生了一場大病或者失去了軀體的某個部位，它是指精神。作為一個終日與靈魂打交道的人，作家存在的重要意義就在於他必須直視人類生存的苦難，必須對人在歷史、社會以及自我的抗爭過程中所遭受的種種心靈疼痛做出獨抒己見的表達。作家的心靈質量直接決定著作品的深度與力度。至於作家用什麼樣的話語方式來表達，那是他自個兒的事。譬如大鬍子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人喜歡用冷峻批判的方式，契訶夫、馬克·吐溫之類則愛用不動聲色的諷刺手法，艾特瑪托夫對夢態抒情卻情有獨鍾，卡夫卡則異常迷戀變形誇張的手段……這都沒有影響他們成為世界文學大師，關鍵在於，他們的寫作都是直陳人類內心的疼痛，都對人在歷史生活中的精神狀態做出了準確的反映和判斷。
明白了這種看似簡單的道理，非常有助於我們對《耳光響亮》的理解。這部小說將作家個人的生存記憶投置在歷史更替的巨大時空之中，以作家獨有的靈性感悟著存在的艱辛、咀嚼著生活的苦澀，並不斷地發掘出生命內在的繁複本質，揭示出在現實生活盤壓下心靈成長的滄桑和無奈。這裡，作家在重構歷史與心靈之間微妙關係的同時，把人的生存理想、成長過程與社會背景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以極富個性的青春話語，深刻地展示了六十年代出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青年心靈成長的苦難史。
小說把敘事時間擇定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歷史時期——對於政治，它是由徹底撥亂走向全面反正的關鍵時期；對於社會，它是由集體創傷走向完全甦醒的理療時期；對於人民，它是由苦難記憶走向迎納希望的調整時期；而對於那些成長中的青少年，它卻是艱難地告別與迷惘地尋找的「人生轉型期」——正是在這種極為獨特的社會背景中，以牛氏三姐弟為代表的人物出場了。他們想告別「文-革」記憶，卻又常常不自覺地用「文-革」時期的生存方式製造著生活的酸甜苦辣；他們四處尋找著理想的奮鬥目標，卻又被不斷變化的生存現實扭曲和錯位。這個特定的時域，既是作家本人生存履歷中最為重要的一個階段，又為作家潛入人性內部、打探生命內在的創傷提供了相當準確的歷史通道。
站在這種獨特的歷史之境中，東西精心選擇了牛翠柏這個人物作為視角，讓他以見證人的身份開始對成長的苦難進行歷史的複述。由於他是小說事件的「在潮主體，所以每一次生活動盪都構成了他的心理創傷；由於他位於小說主角的邊緣，因此他又有了旁觀者的清醒和準確。這個不諳世事而又必須時刻直面世事的敘述者為小說的記憶敘事打開了一個獨特的話語空間，使我們真切地感受到那種生存的痛苦與詩意的理想奇妙地纏繞在一起，不幸的遭遇與精神的貧乏卻把生活激活得鮮嫩無比。小說的主體事件是牛正國的突然失蹤所導致的整個牛家的解體。面對父親的消失和母親的離走，牛紅梅、牛青松、牛翠柏這三姐弟開始了相依為命的生活。但是，由於「文-革」記憶的注塑，傳統文化教育的疏離，以及青春期少年本身的非理性躁動，他們不可能理解人生的道義、責任和義務；生存價值觀的缺失，使他們不可避免地步入一種傷害與被傷害之中。
這種傷害，首先就集中在對母親何碧雪和姐姐牛紅梅的人性褫奪上。何碧雪在失去丈夫和家庭重荷的雙重盤壓下選擇與金大印結合，原本是為了挽救瀕於潰散的家庭，肩負起孩子們成長的責任和義務。但是，牛家三姐弟卻用超越人倫的辱罵和一系列乖張的行為將之擊得粉碎。與物質上的困頓相比，何碧雪更感痛楚的是來自心靈上的凌-辱，因為這種凌-辱不是源於政治、道德、倫理等外在形態，而是基於血肉親情的不理解，是她的親生骨肉的一次次徹底而堅決的反擊。她用最為質樸、誠實的母性精心地關照著三個孩子，無論是別人捉姦牛紅梅時她挺身而出，還是定期給三個孩子生活費，都證明了她作為母親的韌性基質。然而，當她最後帶著木然的眼光看著自己的女兒走進金大印的新房，她已感受不到、或者她已不相信幾十年的愛卻再一次對她構成傷害。她以整個生命的奉獻和最後的一無所有，完成了人性內在的悲劇實踐——愛和傷害，在扭曲的人性中被強制性地統一起來。
牛紅梅的傷害則來自於青春期的情愛，她的存在際遇實質上是用現實苦難徹底地肢解了有關愛情的所有神話。她試圖用少女最為可貴的無畏和純真去尋找她的情感歸宿，然而沒有浪漫與溫情的現實，卻以極為冷酷的手段消解了她對生存的詩意懷想。在與劉小奇的純真初戀中，她勇敢地直面外在勢力的凌-辱，卻沒想到被牛青松無知的「復仇」所埋葬。當她與楊春光相愛並結婚後，她以巨大的犧牲精神完成了作為妻子和女人所應盡的所有道義和職責，而她換回的仍是婚姻的失敗和理想的潰滅。她抗拒著一切墮落的行為（包括拒絕給劉小奇作按摩小姐），以特有的頑強尋找一個女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可是，她不是被北京的「蘇超光」所騙，就是被自己的弟弟出賣。這裡，東西並不僅僅用這樣一個人物來演繹有關命運的某種不幸，而是通過她跨越巨大時空的尋找與失敗，表明了作者對詩性存在的質疑：那些用真誠澆鑄起來的愛究竟在哪裡？因為穿越牛紅梅整個情感歷程的，似乎只有「欲望」二字。物慾、肉-欲、名欲從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地剝奪了她相愛的權利。在愛與欲望的永久性對峙中，她像那位老堂·吉訶德戰風車一樣，韌性越強、掙扎越努力，悲劇性也就越深刻。
與何碧雪和牛紅梅相比，牛青松和牛翠柏的苦難似乎更具悲劇震撼力，因為他們不僅僅是一個被傷害者，同時還是一個傷害他人的能手——這個「他人」不是別人，而是給了他們生命、愛和成長關懷的親人。他們以少年特有的反叛精神和對自我倫理「尊嚴」的扞衛，陷入了傷害與被傷害的怪圈。從發生學的意義上看，他們每一次傷害親人的行動，都是為了維護某種潛在的自尊；而當他們完成了那種「尊嚴」維護之後，他們卻沒有看到（也無法看到）自己已對人性的某些基質做出了更深的摧殘。無論是攻擊、凌-辱金大印，還是引誘寧門牙強暴牛紅梅，都顯示了特殊時代的意識形態所培植的青春在畸變過程中的癲狂特性。正是這種帶著深刻的歷史痕跡的人格，促成了他們作為一個受害主體，又在願望與效果的巨大反差中不自覺地步入了施害者的行列。特別是到了最後，牛翠柏竟然為了三十萬元的電視贊助費再一次出賣姐姐的幸福，從而把這種傷害推向了極致，也使小說在內蘊上直入生命本質的悲劇中——由愛而生恨，由恨而生復仇，由復仇而導致自我殘害。然而，支撐這個悲劇過程的文化背景，卻是我們特殊的歷史話語對青春的扭曲。
人類的精神創傷，實際上是無所不在，關鍵在於我們作家如何獨到地對之做出表達。為了獲得記憶敘事的原創性和親歷性，《耳光響亮》在話語的運作上更是別具匠心。它擇取了一種非常獨特的敘事方式：詼諧機智的反諷與細緻縝密的寫實相糅合，記憶流程的解構與經驗場景的臨摹相穿插，主流價值的顯在消解與人性主體的潛在呼喚相映襯……一方面作家成功地調用了大量的、伴有主流意識形態明確標記的時代性口號，讓它們深入到人物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構成人物表達思想的自然語碼，折射出權力話語對人性成長的強制規約，從而把悲劇延伸到更為廣闊的歷史文化之中；另一方面，作家又發揮自己的智性特長，用一種雜糅了反諷、詼諧、調侃等各種審美特質的語調，顛覆了現實敘事的呆板性，改變了撫摸苦難的通常方式，使小說在接受過程中既顯得靈動詼諧，飽浸著藝術智性，又減輕了由苦難主題可能會引起的沉悶和壓抑，緩釋了敘述本身的滯重性。
所以，呈現在我們閱讀視野中的這部小說，給我們的感受是不像生活又像生活——作為人物的命運過程，它是真實的，而其中的許多細節場景，又讓我們覺得帶有某種誇張和詼諧的不真實感。這恰恰證明了東西對藝術真實性的積極探索。我們說，小說的內容永遠是生活，每一部小說都描述或建構了生活的一個片段，一個縮影，一種模型，以此傳達了作家對生活的一種理解。昆德拉就常常用海德格爾的「存在」範疇表達他所理解的生活，即它的基本要求是真實，但不是反映論意義上的真實，而是本體論意義上的真實——這種本體論的真實，是作家透過生存的表層現實，看到人類生命存在的種種可能性，而不僅僅是必然性。我們的一些作家常常局限於各種局部的現實，或者習慣於對現實生活做出某種本質主義的抽象，把它縮減為現實的某一個層面和側面——這種敘事由於順應了我們的經驗和習慣，所以能夠輕鬆地在讀者的期待視野中被接受。但是，它常常導致的結果是，作品變成了情慾、懺悔、自傳、報導、說教、布道、清算、告發、披露隱私的工具，昆德拉稱這種情況為「存在的被遺忘」。一部好的小說不只是一種文學作品，更是一種看生活的眼光，一種智慧，一種對生活可能性的「發現」。《耳光響亮》在敘事上著意改變的就是人們對既成現實的過份依賴，這與它表現的主題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它試圖洞察的不是六十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在現實際遇中的種種外在困惑，而是他們帶著心理記憶和文化積澱在謀求理想過程中的內在創傷。這種創傷不是用一般故事的因果律可以透徹地表達，它必須在錯位、反抗、理性與非理性的平衡中得以凸現。
為了達到這種心靈的真實性，以適應作家對同時代人生存苦難的獨特理解，東西機智地選擇了反諷和詼諧的語調。所以，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敘事場景是：為了討論父親是否已死亡，母親竟要求我們全家進行舉手表決；當凌-辱牛紅梅的寧門牙被槍決，牛紅梅卻用唱歌和朗誦來排遣心中的不快；楊春光為了消除與牛紅梅之間的愛情余患，竟選擇與妻子進行羽毛球比賽，促成了牛紅梅的流產，而且在流產之後，他還邀請一幫朋友為流掉的孩子開追悼會；金大印依靠馬艷的三封信，竟然真的完成了作為英雄的角色體驗……這些看似乖張的細節，實際上以反諷的方式動搖了生活的絕對性，改變了生存的必然性邏輯，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生活的另一種真實場景。母親要全家人舉手，證明父親的存在與否，是為了更深地表達自己對失去丈夫的恐懼，謀求苦難來臨前的心理支撐，所以當她看到只有牛翠柏站在她一起時，她那傷心的淚水已預示著這個家庭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潰。楊春光在自己的計畫完成之後，為掩飾陰謀被揭露的尷尬，用一場滑稽的追悼會（實則是一個慶祝會）來安慰內心的道德譴責，同時也修飾了他作為當代知識分子形象應有的責任與義務，嘲諷的力量不言而喻。金大印在卑微的生活里過了半輩子，他接受的是被人忽略、沒有愛與關懷的生存現實，他僅有的生活樂趣就是抓抓小偷，聽小偷叫他幾聲爸爸。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對理想人生的嚮往與追求，所以當一封讀者來信進入他的視野，他便從一種人生價值被肯定的契機中開始了對不平凡生活的打探。因此，馬艷的三封信在把他推向一種全新的生活時，也向我們剖開了更深一層的人性：人的崇高行為與庸常人性永遠交織在一起。作為質樸的勞動者，金大印不可能用「英雄」的桂冠稀釋掉內在的頑劣。「英雄」只是作者敲開金大印內在人格的一個道具，或者說給金大印的一生塗上了一層幽默的光亮。最具有深刻意義的還在於有關牛紅梅參加按摩培訓中心的描述，通過反義詞的教學與訓練，將現實的存在與心靈的存在、虛偽的表象與赤裸的內心、理性秩序與本能要求表達得淋漓盡致，其反諷物慾現實的審美目標非常明確，同時又帶著深刻的隱喻功能。
同時，在更廣泛的生存背景上，這種敘事還顛覆了我們歷來所仰仗的兩種思維方式：一是邏輯，二是道德。從邏輯出發，我們習慣於在事物中尋找因果聯繫，而對在因果性之外的廣闊現實視而不見；從道德出發，我們習慣於對人和事做善惡的判斷，而對在善惡彼岸的真實生活懵然無知。（關於此點，參閱周國平《小說的智慧》，載於《天涯》1997年第6期）這種思維方式極大地鉗制了作家藝術的能動再創造，也使許多小說無法擺脫現實的拘囿而走向平面化和平庸化。東西聰明就聰明在他敢於挑戰這種模式，突破邏輯的制約，在不可能的地方開闢藝術的可能性，使人物在一些似真非真、又像又不像的地方凸現自己的靈魂，剖示自己的人性本質，同時也使敘述獲得了藝術特有的靈性。尤其是小說中大量關於「文-革」語錄的襲用，儘管失去了社會土壤的滋養，顯得滑稽而玩世不恭，但它同樣證明了歷史記憶對人性的潛在規約，反諷和批判的鋒芒顯而易見。至於道德，這個令人生畏的社會學語彙，在《耳光響亮》中無疑被暫時地懸置起來。因為在東西看來，無論是牛青松打金大印，還是叫寧門牙強暴自己的姐姐；也無論是楊春光不愛牛紅梅，牛翠柏出賣姐姐，都不能用簡單的道德來進行評判。尤其是最後有關牛紅梅與金大印結婚的那份契約書，不僅把婚姻與責任、條件、交易統統組合在一起，也把苦難、無奈與希望纏繞在一起，遠不是道德所能註解的。生存的苦難和人性的悲劇，一旦納入道德的律令中就顯得非常單純，而實質上，生命的不朽與繁複遠遠在於道德之外。所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如果對《耳光響亮》中的人物進行好壞的判析，不僅沒有意義，也曲解了小說本身。
不應該忘記的還有語言。這是東西作為一個頗具潛力的作家所擁有的豐厚資產，也是我們看到《耳光響亮》後覺得異常鮮美的另一個關鍵所在。遍布在這部小說中的，除了東西極為嫻熟的詼諧與反諷之外，還有他對敘述準確性的刻意追求，對小說作為語言藝術的詩性品質的逼近，對小說審美信息的另一種可能性的開發和探索。這從小說的開頭就可以看出。在敘述的一開始，作者就讓牛翠柏以倒著行走的方式拋開記憶敘事慣用的「多少年之後，當我回想起某年某月」之類的腔調，讓故事跟著敘述者以行動而不是想像的方式進入歷史。這裡，敘述者用「在潮的身份表明了故事將與他有關，與他的眼光、心靈、人生際遇密不可分。這種敘述實際上為小說的故事構架作了一個精心的設定，也為話語的擇用確定了某種基調。
當然，更為重要的還是作者對小說內部細節的準確把握，那種藝術的靈動性和表達的生動性確實是非一般作家所能比擬。此處我們不妨略舉一例。第二章中，牛翠柏拿著姐姐的照片去找楊春光時，為了試探楊春光對牛紅梅的興趣，他巧妙地運用「比美法」，讓楊拿出得意的女孩照片同他手中姐姐的照片比較，由此觀察楊的心裡反應。楊春光是箇中學教師，他的手中珍藏著不少自認為得意的女孩佳照，當他看到牛翠柏姐姐的玉照時會是什麼感受？這不僅影響到牛翠柏自作聰明的行動能否實現，還涉及到對牛紅梅整個形象的審美評價，甚至對牛紅梅命運發展的新轉折也有重要的預示作用。結果，東西把這個比較過程寫得鮮活淋漓。當楊春光抽出第一張照片，牛翠柏也拿出了姐姐的第一張玉照，這時，只見楊春光的「眼睛發出嗖嗖的響聲」，通感式的表述一下子激活了楊的心理感受。楊不甘示弱地從相冊中找出了第二張照片，而當他看到牛紅梅的第二張玉照時，「嘴裡發出嘖嘖聲」。到了第三張照片一比較，楊的「一絲口水從他的嘴角緩慢流出，灌溉他的下巴」。經驗告訴我們，牛翠柏的努力已實現了一半。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牛紅梅對楊春光的感覺了。於是東西敘述到：
姐姐看到楊春光的相片時，眉頭打結，捏在她手裡的茶杯噹啷落地，她像遭遇木棒突然打擊，右手捂著額頭，身子前後晃動。而她的左手不停地在空氣中撫摸著，終於摸到了一張椅子，她站穩了，模糊的眼睛漸漸明亮。她告訴我她感到頭重腳輕，懷孕的人都有這樣的反應。但很快我就發現姐姐不能自圓其說，她往洗衣盆里放洗衣粉時，她把滿滿一包洗衣粉全都灑進洗衣盆里，而且在洗衣粉灑完之後，她的手仍然捏著空袋子發獃。我說姐姐，你怎麼了？她仿佛大夢初醒，停要半空中的手臂和緊閉的嘴巴，像有一根線的拉動，開始找回失去的動作。
這裡，姐姐的驚慕、失態、痛楚以及女性特有的害羞等複雜心態，通過兩個定格式的臨摹表現得出神入畫。它脫離了人為的激-情，讓敘述本身擺脫了日常生活的平庸狀態而顯得熠熠生輝，使我們驚慕地看到，姐姐的愛情雖然飽受挫折，但她從來沒有失去對理想愛人的祈求。這種話語的表述有力地改變了苦難對於人性的殘壓，讓人們從不幸的縫隙中不時地看到人類詩性理想的頑強復活。它不僅為故事的推動做出了必要的鋪墊，也在不動聲色中對人物的性格作了鮮活的註解。
我始終認為，一部好的小說，它的敘述不應該只是客觀地呈示事物是什麼，而必須讓它帶動事物走向「怎麼樣」的狀態。它應該以藝術特有的飛翔氣質，引領著人物和事件超越庸常的形態，變得具有審美的質感和想像的空間。東西的這種努力似乎就是為了獲取這種審美的效果。所以整個小說中，我們很少看到他在正襟危坐地敘寫著呆板的故事進程，而是不時地調用機智與幽默，對一些細節場景進行智性處理，緩釋因記憶的沉重所導致的語調上可能出現的低迷，以戲劇性方式激活情節的流動，以合乎情理而不荒誕乖張的言語規避生存現實的慣常性。正是這種頗具匠心的話語選擇，使《耳光響亮》在細節拼綴中保持著亮麗的特質，把一個有關成長的苦難史表現得輕鬆而不浮泛、靈動而不滯澀，顯示了作者良好的藝術素養和駕馭語言的深厚功力。
如果說小說的思想含量就是立足在作家對人的生存狀態的思考、懷疑、籲請、想像的廣度和深度上，那麼《耳光響亮》的巨大深厚性就是建立在作家對人的理想、本能、行為和結局的不可協調性的揭示中，它帶著青春話語的特有秉性，又伴隨著某些反抗與破壞的非理性本質，從而道出了有關生命在特定歷史境域中成長的痛苦景觀，給人以驚悸的審美效果。米蘭·昆德拉曾說，現代的愚昧不是意味著無知，而是意味著對流行觀念的無思考。小說家存在的意義不是對既成的現實做出準確的臨摹，而是必須對存在做出判斷和思考。東西對歷史記憶的苦難回訪，不是試圖去重構自身在成長過程中的某些難忘過程，而是想透過這種回憶，從中咀嚼到屬於我們整整一代人的心靈際遇。它體現出來的是一種生存的焦慮，是作家對我們生活處境的深刻洞察，是對非人道生活的尖刻反諷和對詩性生活的另一種關懷。我們沒有理由要求一個作家在小說中進行道德式的說教和政治式的歷史評判，但我們不能拒絕他們對人的精神創傷的撫摸和追問。這不只是作家的藝術操守問題，而是藝術之所以成為精神標尺的基本要素。
在這個世界上，虛構的只是事物的表象結構，而靈魂永遠是真實的。《耳光響亮》向我們道出了這樣一種真實：成長、環境、遭遇、努力……一切可以言說的和無法言說的，它在演繹一個個鮮活生命的同時，觸摸到了飽含傷痛的、真實的自己。歌德說：「一件藝術作品是由自由大膽的精神創造出來的，我們也就應儘可能地用自由大膽的精神去觀照和欣賞。」東西這一記來自心靈深處的、響亮的「耳光」，讓我們「欣賞」到了什麼。
浦光記憶讀後感（二）
我始終認為，一部好的小說，它的敘述不應該只是客觀地呈示事物是什麼，而必須讓它帶動事物走向「怎麼樣」的狀態。它應該以藝術特有的飛翔氣質，引領著人物和事件超越庸常的形態，變得具有審美的質感和想像的空間。東西的這種努力似乎就是為了獲取這種審美的效果。所以整個小說中，我們很少看到他在正襟危坐地敘寫著呆板的故事進程，而是不時地調用機智與幽默，對一些細節場景進行智性處理，緩釋因記憶的沉重所導致的語調上可能出現的低迷，以戲劇性方式激活情節的流動，以合乎情理而不荒誕乖張的言語規避生存現實的慣常性。正是這種頗具匠心的話語選擇，使《耳光響亮》在細節拼綴中保持著亮麗的特質，把一個有關成長的苦難史表現得輕鬆而不浮泛、靈動而不滯澀，顯示了作者良好的藝術素養和駕馭語言的深厚功力。()
如果說小說的思想含量就是立足在作家對人的生存狀態的思考、懷疑、籲請、想像的廣度和深度上，那麼《耳光響亮》的巨大深厚性就是建立在作家對人的理想、本能、行為和結局的不可協調性的揭示中，它帶著青春話語的特有秉性，又伴隨著某些反抗與破壞的非理性本質，從而道出了有關生命在特定歷史境域中成長的痛苦景觀，給人以驚悸的審美效果。米蘭·昆德拉曾說，現代的愚昧不是意味著無知，而是意味著對流行觀念的無思考。小說家存在的意義不是對既成的現實做出準確的臨摹，而是必須對存在做出判斷和思考。東西對歷史記憶的苦難回訪，不是試圖去重構自身在成長過程中的某些難忘過程，而是想透過這種回憶，從中咀嚼到屬於我們整整一代人的心靈際遇。它體現出來的是一種生存的焦慮，是作家對我們生活處境的深刻洞察，是對非人道生活的尖刻反諷和對詩性生活的另一種關懷。我們沒有理由要求一個作家在小說中進行道德式的說教和政治式的歷史評判，但我們不能拒絕他們對人的精神創傷的撫摸和追問。這不只是作家的藝術操守問題，而是藝術之所以成為精神標尺的基本要素。
在這個世界上，虛構的只是事物的表象結構，而靈魂永遠是真實的。《耳光響亮》向我們道出了這樣一種真實：成長、環境、遭遇、努力……一切可以言說的和無法言說的，它在演繹一個個鮮活生命的同時，觸摸到了飽含傷痛的、真實的自己。歌德說：「一件藝術作品是由自由大膽的精神創造出來的，我們也就應儘可能地用自由大膽的精神去觀照和欣賞。」東西這一記來自心靈深處的、響亮的「耳光」，讓我們「欣賞」到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