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為什麼要等到胡風死去一年的1986年8月20日，才寫出《懷念胡風》一文？這一直是一個難以釋懷的謎。
兩人本是30年代的好朋友，同為魯迅關心的弟子，而且他們均是魯迅逝世的「抬棺人」。巴金與胡風的個人來往，遠不如他與沈從文的關係親密。在1949年以前，不論在抗戰前的上海或在抗戰時期的重慶，還是在抗戰勝利後的上海，胡風和他的朋友們在某些文藝問 題上的看法，與巴金也曾有過距離。
1955年，在舉國批「胡風反革命集團」時，和胡風已有深交的巴金，竟在上海作協多次主持批胡大會，並寫下一篇又一篇的批胡檄文。當人們為魯迅先生曾有不相信胡風是特務，讚揚胡風的文章而為難時，巴金奮起反駁：那是先生受了他的騙！1955年2月，巴金在北京聽報告時遇見胡風，胡風懇請巴金多批評他，多提意見，巴金卻當即憤怒地指責胡風是「 做賊心虛」。可想而知，當胡風面對20年的老朋友、同為魯迅弟子的戰友，竟然也如此「大義滅親」，並堅決表示「我們只有毫無憐憫地把他們打進他們自己親手挖好的『深墳』里去。」此後，巴金還寫了雜文《「學問」與「才華」》，繼續批判胡風。
31年以後，巴金以沉重的心情重新回顧與胡風的交往，他特別提到1955年自己為了「過關」對胡風所作的批判，他表示，當他重讀自己當年批判胡風的文章時，「我好像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審判官。究竟對什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文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30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我以為，這是整本《隨想錄》中最為情緒激盪之處，具有「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景象。我們可以推想巴金在講述這番話時，那種悔恨的程度。
人們不應該忘記，當年批判胡風的人成千上萬，幾乎所有知識界的知名人士毫無例外地參與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和聲討。他們如果都能像巴金那樣，存有一點慚愧之心，記住災難，記住自己扮演過的角色，今後再要製造歷史性的大冤案，就不會那麼容易了。但這幾乎是奢望，對巴金來講，胡風已經是他晚年心中的一個夢魘。這是他難以逾越的一個夢魘。道理就在於知識分子、一般人承受的政治壓力再高，也高不過胡風身為囚徒在監獄中的生死壓力。1966年夏，胡風尚在服刑。官方來人要他揭發周揚問題，威逼兼利誘。人們都知道胡風揭發周揚，無論如何都不為過；此時胡風不揭發周揚，則可能加重刑期，甚至被推向極刑。是報復宿敵，以求獲得「正當」的自由？還是頂著壓力，甘冒生死之禍，保全一顆知識分子的良心？胡風的態度是：不管報上說得怎麼嚇死人，我應該有我自己的看法，決不在這裡為某個人說一句壞話或一句好話，問題是怎樣就說怎樣。今天，周揚雖然被拎出來示眾了，但我連拍手稱快的心情都沒有。像這樣來批周揚他們，是言過其實的，難以服人。
可是，當改革開放後，當巴金已在深刻懺悔，已經知道胡風是冤案之時，對如何直面胡風，顯然他一直沒有考慮妥帖。他一次次失掉了「永無重現」的機會。巴金後來自述：「去年（1985年）3月26日，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開館，我到場祝賀。……我行動不便，只好讓朋友們過來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風來到我面前，她指著胡風問我：『還認得他嗎？』我愣了一下。我應當知道他是胡風，這是在1955年以後我第一次看見他。……這以前（也是八十年代）他在上海住院的時候，我沒有去看過他，也是因為我認為自己不曾償還欠下的債，感到慚愧。」
這些細節是堪可玩味的。胡風出獄後在上海治病，同在上海的巴金，經常去醫院的巴金，居然可以因為慚愧而不去當面向胡風致歉，這就讓人不明白其中的奧妙了。「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胡風由他女兒陪著來了，坐在對面一張桌子旁邊。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臉上，我找不到過去那個熟悉的胡風了。……我打算在休息時候過去打個招呼，同他講幾句話。但是會議快要告一段落，他們父女就站起來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們，我有多少話要講……我想起一句老話：『見一次少一次。』我卻想不到這就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面。……我終於失去了向他償還欠債的機會。」
毫無疑問，《懷念胡風》是他最後的也是最動感情的一篇隨想。文中他詳細剖析了自己在反胡風運動中為了明哲保身而不惜任意上綱寫表態文章時的痛苦心情，此時的懺悔之情給他造成的內心傷痛已經無以排解，而使他感到噁心、恥辱。很顯然，巴金在這裡所懺悔的，已不僅是奴隸意識。所謂奴隸意識還是以相信自己有罪為前提，把自救的希望寄託於救世主，本質上是一種愚昧的表現。但巴金對他在50年代的一些行為的反思，則是挖掘到一個更深的思想層次上了：即在封建主義影響下，他是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犧牲正義和朋友，這就在事實上為專製作了幫凶，而在這行為的背後，他原是明白是非的，以他的良心也要為此而受到煎熬，結果就在愈加絕望的生存環境和身心交困的巨大痛苦中，他最終一點點地喪失了清醒的意志，放棄了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的自覺和能力，也根本違背了自己曾經奉作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這也正是他何以會在「文革」中變成精神奴隸的心理基礎。
由此從《隨想錄》第七篇《「遵命文學」》中對自己在1965年參與批判柯靈的劇本《不夜城》的反省，到最後關於反胡風運動的懺悔，巴金艱難地完成了漫長的由淺及深的自我發現與清算。它的意義應該不僅在於巴金個人的反思，因為他所揭示的自己的心路歷程，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一般所經歷過的文化心態。特別是在50年代以後，整整一代知識分子悲劇的成因中，無疑是包含著他們逐步地在環境壓力之下放棄了對專制主義的批判和對「五四」精神傳統的扞衛這一放棄行為及隨之而來的不斷妥協、屈服於強勢壓力，最終在一代人的精神世界裡打上了「覺新性格」的可恥的烙印。當巴金以割裂傷口的勇氣揭示出這一切潛隱在個人和民族災難之下的深層內容時，他其實也完成了對自己和對整個知識分子群體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
值得一提的是，胡風出獄後，周揚握著胡風的手說，責任由組織來負。這是一句十分有意思的話。謝有順指出，這就把胡風莫大的冤屈推到了一個空洞的組織身上，沒有人去追問、承擔個人該有的責任。這些細節的意義已遠遠超出了細節的本身，它所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個可疑的心靈，中國式的心靈。每當我面對它們時，我的內心就會湧起一股深深的惆悵和厭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