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在二戰時期的一部作品，是一部哲學小說，是一個寓言故事。
故事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的一個法國的海外城市領土奧蘭的故事。奧蘭坐落在處高地的中央，背面臨海，幾乎沒有植被，是一個商業氛圍非常濃郁的一個城市。這個城市的人只有在周六和周日才會去娛樂和休閒。
奧蘭城從4月16日那天開始，出現了非常多的死老鼠。4月30日，里厄醫生的公寓的門房米歇爾，因感染鼠疫而死亡，隨後幾天裡，城市中出現了20多個類似病例。里厄醫生請求夏爾醫生（奧蘭醫師協會主席）務必隔離新發現的病人。在他的力爭下，召開了奧蘭城衛生委員會議，確認了發生了鼠疫，但是政府行動總是那麼緩慢、羞澀，既想著發公告，又不想引起輿論焦慮，只是將白色的小布告貼在城市最不顯眼的地方。
隨後幾天，隨著死亡病例數字想箭一樣的驟然上升，在人數高達30多人那一天，宣布鼠疫流行，全城封閉，連寫信和長途電話都禁止了，只剩下電報這唯一通信手段。
全城封閉，造成了許多家庭的分離，包括里厄醫生和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因健康問題去外地療養院看病了。同時也造成許多暫時來這個城市的人，其中包括一個記者，朗貝爾先生，他來奧蘭只是為了採訪，但是由於鼠疫爆發，只能留在這個城市。他想盡一切辦法，想要出去，他的愛人在巴黎瞪著他，他想要里厄醫生給他開具一個沒有被傳染鼠疫的證明，但被拒絕了。
鼠疫剛開始的時候，人們都不適應，感覺好像被流放了，封閉城門，打亂了大多數人的生活習慣，很多人變得無所事事，電影院和咖啡館變得火爆，大多數人多鼠疫對鼠疫還是持有樂觀態度的，認為封城只是暫時的。
鼠疫流行的頭一個月的月底，帕納盧神父針對鼠疫進行了一次大範圍的布道，來的人非常多，大教堂里都坐不下了，許多人在台階和廣場上聽。神父認為，這次鼠疫是人們的咎由自取，是上帝對人們的懲罰，災難就像連枷，無情的擊打著人類這片麥子，是讓人們反思自己平時的行為，人們要向上帝禱告，這樣才成得到救贖。
夏天到了，每周死亡人數多達700多人，政府的衛生防疫工作組織的糟糕透了，他們即沒有人才，又趕不及時間，同時也等不到人們的信任。而政府當局只是不再公布每周死亡人數，而是公布每天的死亡人數，當局還自認為得計，因為130比起910是個小的多數字。
這時，一位幾周前來奧蘭定居的男人，讓·塔魯，站了出來，在明知有三分之二機率會感染的情況下，仍然組織了志願衛生防疫隊，他和里厄醫生結伴共同對抗鼠疫，還有里厄醫生的一個病人，一個老公務員，格朗，他負責衛生防疫隊的秘書處的工作。
防疫隊一部分人是在人口稠密的街區，進行改善衛生環境的工作，統計還有多少房屋和倉庫沒有消毒；還有一部分人陪同醫生巡診，負責運送鼠疫患者，同時因為缺少司機，他們還負責開車運輸病人和屍體。
記者先生朗貝爾，為了找回自己的幸福，在確定不能用合法的途徑出城後，開始尋找其他的一些方法。
鼠疫一直在持續，而奧蘭城的居民好像已經算從了鼠疫，他們對不幸和痛苦已經感覺不到椎心泣血之痛了，已經安與絕望。安與絕望比絕望本身更糟糕。他們沒有了記憶，也沒有希望，就立足於現實了，只是偶爾會靈光一閃，記憶恢復了，繼而又回到痳木狀態，禁錮在鼠疫的淫威下。
他們自暴自棄，完全聽任鼠疫擺布，有時甚至追求長睡不醒，還不由自主去想「該死的鼠疫，我們同歸於盡吧」。全城儘是醒著的睡眠者，只是寥寥幾次，他們看似癒合的傷口，在夜間又開裂了，他們猛地驚醒，漫不經心的摸著創傷，到了清晨，他們又回到災難中，又回到了痳木的狀態。
九月到十月間，鼠疫已經控制了全城，就是里厄醫生和他們的朋友，包括衛生防疫隊人員，也感到非常疲憊，而且滋長了一種冷漠的態度，以前他們一直關注疫情的所有訊息，現在根本不聞不問了。
只有我們的格朗，那位老公務員還在持之以恆、盡職盡責的做著他的工作，對疫情進行必要的統計，雖然他的身體狀態不太好。
記者先生朗貝爾在買通了城門守衛可以出城的當晚沒有出城，而選擇了留下來，同他的朋友們一起和鼠疫進行抗爭，他只是通過城門守衛把他給愛人一封信捎了出去。
卡爾斯泰醫生宣布製成防疫血清，第一次使用在了治安法官的小男孩身上，但是孩子經過痛苦的掙扎之後還是死了，這是本書的一個高潮。
在親眼目睹了孩子痛苦的掙扎後，同時看到防疫血清沒有作用，里厄醫生的情緒也變的非常狂躁，幸而他及時控制住了自己。而加入防疫隊的帕納盧神父也親眼目睹了這一切，心受震撼，繼而開始他的第二次講道，這次講道來的人也就坐了教堂的四分之三。
他說：關於鼠疫，不要試圖去解釋什麼，有些事可以解釋，有些事無法解釋。就像邪惡本身，有必要和不必要，有下地獄的唐璜，是理所當然，也有兒童的死亡，他也無法解釋。
他本來可以說「等待這個孩子的是永福，足以補償他受到的痛苦」事實上他對此已一無所知，誰也不知道孩子的永福是否可以補償他受到的短暫的痛苦。但是我們只有相信上帝，不然，還能怎麼辦呢？
神父又說：這種順從的美德是不尋常的，不能用過去的方式理解，它不是簡單的放棄，也不是謙讓，這是一種屈辱，孩子遭受的痛苦是對人的思想和心靈的的屈辱，而我們必須心甘情願的接受屈辱，因為這是上帝的意願。
但是這種聽天由命，應該給它加上一個詞「積極地」，我們不能拒絕防範措施，因為那是不明智的，我們應該向前走，在黑暗中摸索著前進，必須堅持下去，至於其他的，就交給上帝吧。
帕納盧神父神父儘管對有些事有些不理解，但是他選擇堅持信仰，沒有像塔魯認識的一位神父那樣，看到一個無辜的年輕人被打瞎了雙眼，就放棄了信仰。
但是後來的這種懷疑讓他疲憊和焦慮，在沒有任何鼠疫症狀的情況下，以 「疑似鼠疫」病情死亡。
我們的老公務員格朗感染了鼠疫而神奇的痊癒的同時，鼠疫也莫名其妙的消失了，但是誰也沒想到，它最後帶走我們的英雄塔魯的生命，就像電影裡那樣，在勝利到來前的那一刻，我們的英雄犧牲了。
在整個鼠疫過程中，只有一個人情緒是和其他人不一樣的，那就是罪犯科塔爾，在鼠疫開始前，因懼怕被逮捕，選擇了自殺；在鼠疫發生後，他表現的異常興奮，甚至變得非常有禮貌，因為鼠疫全城封閉後，他感覺全城的人和他一起被禁錮了，但是最後鼠疫消失後，他又心理失衡，選擇了報復社會，被警察逮捕。
書中寫了兩個英雄式的主人公，里厄和塔魯，但是作者並不認同英雄主義，就像他就衛生防疫隊的評價那樣「過分的抬高義舉，因為這會間接的頌揚罪惡。因為這會使人猜想，義舉十分罕見，而痳木不仁和冷漠才是最常見的。」獻身衛生防疫隊的人，其實也算不上什麼偉大，因為這是這時唯一應該做的，不去做那是不可思議的。
如果真要樹立一個榜樣和楷模，即所謂的英雄，那麼就推薦這個微不足道的、名不見經傳的的英雄，他沒有別的，只有一顆比較善良的心和一個看似可笑的理想。這一點將使真理原來的面目，確認二加二就是等於四，使英雄主義恢復它應有的次要地位，從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當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後。
里厄醫生，三十五歲，心地善良、身體強壯，不會輕易感到疲倦。在鼠疫發生前，他經常給窮人出診，是一個受人尊敬，病人看到他如同救命恩人。鼠疫發生後，他能清醒的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冷靜的控制自己的情緒，冷酷無情的發現疫情、命令隔離，人們視他如仇人。
他每天工作20個小時，他原本可以出城，去陪伴他病重的妻子，但是他沒有。
但是里厄也不認為自己是英雄，他只是同現實作鬥爭，同死亡作鬥爭，只是自認為是走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
塔魯說他，同死亡作鬥爭，勝利永遠是暫時的。他說，但是，這並不是停止鬥爭的理由。
另一位英雄，塔魯，作者賦予了他「功利性」， 塔魯想要做個聖人，他自認為理解了生活的全部。
他出身富貴，他在目睹了他慈祥的父親氣勢洶洶的判處另一個人死刑後，儘管那個人確實有罪。他離家出走了，參加了一些反對死刑的社團，受邀參觀了死刑現場，並被告知，「少數人的死亡是實現一個人和人之間不再互相殘殺的世界必須的」。他也猶豫過，不過後來，他明白了，他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鼠疫患者，每個人，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會造成成千上萬的人死亡，每個人都間接的同意了上千人的死亡，甚至煽動殺死他們，即認為必然導致他們死亡的行動和原則是正確的。
看到這裡，我想到了勃蘭特·羅素的一句話「**主義就是積極地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殺人和被殺」。
作者認為，愚昧無知才是人世間罪惡的根源，最可恨的惡行就是愚昧無知的行為，還自認為無所不知，因此認為自己有權利去殺人。
作者認為，我們不會去讚揚老師教學生「二加二等於四」，而去讚揚證明「二加二等於四」是對的而不是錯的人，因為歷史曾經有人說「二加二等於四」被判死刑。問題是不在於了解這樣的推理是受到獎勵還是懲罰，而在於認清「二加二是否等於四」。
關於「二加二等於四」這一段，一開始我是很迷茫的，我把鼠疫看了三遍，包括李玉民和丁劍的兩個譯本，想了一天，才想明白這一段的意思：
說真話、做真事是應該的，不應該去讚揚，而應該讚揚那些證明真理是正確的並捍衛他的人，因為歷史上有很多敢於說真話的人被處死了。問題是不管這樣做是得到懲罰或獎勵，最重要的是認清這些事、這些話是真的。
《鼠疫》這本書是，越仔細看，裡面的道理越多，聯想到這本書的年代，鼠疫到來和政府的做法，就像法國政府輕易的被德國法西斯打敗，而後大多數人都是甘於現狀，只有少數人在不斷的抗爭。
書中很多人物，我們都有代入感，記者朗貝爾的做法和多數人一樣，災難來時，我們都在想方設法的逃離，而我們每個人又都像老公務員格朗，一生平凡、平淡，沒有非凡的才能，同時也有自己的夢想：當把手稿交到出版商手裡時，出版商會說「脫帽致敬，先生們！」
看到真箇城市都被鼠疫控制，城中居民都安於現實，不再抗爭時，我又想到了魯迅先生的話「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跟《局外人》，《鼠疫》這本書，感覺是多了一些人道的、積極地態度，讀書的感覺其實比《局外人》更舒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