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黑暗是殘酷的，尤其在感到屬於自己的那盞生命之燈一點點黯淡之時。但于娟決定完整地寫下這段生命中最黑暗、最苦痛的日子：「絕少人會在風華正茂的時候得癌症，更少有人查出癌症已然轉移到全身骨頭髮黑，沒有幾個人可以在這危重絕症下苟延殘喘，苟延殘喘的為數不多的人難能有這個情致來『我手寫我心』。所以我自認為，我寫的這些文字將是孤本。」她想用自己的「生命日記」告訴所有人：「那些不能殺死你的，最終都會讓你更強大。」
一見面禁不住想去抱住她，她遲疑了一下，小心翼翼地靠上來。我這才意識到，她全身的骨頭都在受癌細胞的侵蝕，碰一下就有蝕骨之痛。
與曾經的那個大大咧咧、風風火火的「假小子」相比，現在的于娟整整縮了一圈，體重從健康時的120多斤掉到了100斤，又因為癌細胞骨轉移有些駝背，行動緩慢，更顯瘦小。剛剛經歷了一輪化療和放療的折磨，她指指自己烏青的面色、發黑的十指，對我開玩笑說：「烏骨雞啥樣我啥樣，我成烏骨人了。」
這個時候，即使心裡在流淚，你也會忍不住看著她笑，尤其是看她仍毫不顧忌地露出牙床的大笑，看她自嘲般「穿著秋菊棉襖扭著貓步」走來時。你經常會忘了她是一個病人，因為她迸發出的生命力遠遠超越健康人，因為她一如往常「山東女響馬」式的嬉笑怒罵，甚至對自己的病也依然故我：「癌症找上我，它真是倒了八輩子霉了。我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還怕對付不了它？」
剛剛從鬼門關闖過一輪，2010年底，于娟開了部落格，標題霸氣——活著就是王道。3個月左右，訪問量就增至153萬。
「癌症是我人生的分水嶺。」于娟說。此前，于娟是挪威奧斯陸大學經濟系碩士、復旦大學經濟系博士，剛剛回國任職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講師。正如于娟所說：「論家庭，結婚8年，剛添愛子，暱稱阿爾法，還在牙牙學語。本來計畫申請哈佛的訪問學者，再生個女兒，名字叫貝塔。論事業，好不容易本科、碩士、博士、出國，一路過五關斬六將，工作剛剛一年，事業風生水起，申請項目無論國際、國家、省市級全部攬入。」
不得不說，人生的劇情實在無法預料。2009年10月的一天，她突然腰痛難忍，隨後被診斷為腰肌勞損，對症下的藥活血通絡，道道都是催命符，兩個星期治下來，癌細胞全身骨轉移。12月底，經過CT引導病灶穿刺，她被確診為乳腺癌4期骨轉移。于娟拿給我看的CT報告讓人不忍卒讀，整副骨架都是黑的，旁邊說明列著各類骨頭的名字，肩胛骨、脊椎、肋骨、恥骨都標明為高發病灶。
「在別人看來我人生盡毀，猶如鶴之羽翼始豐，剛展翅便被命運掐著脖子按在塵土裡。奇怪的是，我並沒有太多人生盡毀的失落。這場癌症讓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如此一來，索性簡單了，『索性』真的很容易讓人快樂。」于娟說。
她的人生目標從未如此簡單而明確——活著，專心掙扎，努力活著。她自己也奇怪，意識到是癌症的時候怎麼就沒有像電視劇、電影裡那樣天旋地轉兩眼發黑，也並沒有經歷一般病人那種U形心理曲線。或許是因為一開始就已經準備面對最壞的結果。在上了止痛膏、止痛藥、止痛針，閉著眼睛享受短暫的沒有疼痛的時光時，她還信口對側立左右的父母說：「如果不疼，這小日子過得還是很爽的。」甚至在最後被確診為乳腺癌時，一家人禁不住在病房裡如釋重負地放聲大笑。「太好了，是乳腺癌，不是肺癌不是骨癌而是乳腺癌，不能沒肺不能沒骨頭，但是可以沒有乳房。」她那時還不知道，乳腺癌也是會致命的，她就是失去了手術機會的人。
她比自己想像得還要堅強。2009年的最後一個星期，她被送進上海瑞金醫院急救室，病理室的金曉龍主任看到她那渾身黑漆漆的CT，聽說還沒有用任何止痛藥物，倒吸一口涼氣，一字一句地對她老公「光頭」說：「正常情況下，一般人到她這個地步，差不多痛都能痛死的。」在急救室的三天兩夜，除了痛得身體紋絲不能動，她還在經歷第一輪心理考驗：「急救室應該就在地獄的隔壁——我身邊的鄰居，夜裡兩點大張旗鼓被送進來，躺在我身邊不足兩尺的地方，不等我有精神打個招呼，5點多我就被他家屬的哭聲吵醒，此時他已白單覆面。」她沒有哭，只是斷斷續續用身體裡僅有的一點力氣，錄了數封遺書，安慰媽媽看穿生死。後來接受一天兩次骨髓穿刺，全程14次化療，她
還是沒有哭，她說：「別人形容說刺骨的痛，我想我真的明白這中文的精髓，一日幾十次痛到暈厥。但我想，堅持下去，我就能活下去。」
只有兩次，她崩潰了。一次是看到電視新聞里放獨居老人過世多日才被鄰居發現，她號啕大哭：「我是家裡的獨生女，萬一我……我的父母該怎麼辦呢？」第二次，是她化療回家後，19個月大的兒子「土豆」（阿爾法）開心地圍著她轉來轉去。奶奶說：「土豆，唱支歌給媽媽聽吧。」他趴在她的膝蓋上，張嘴竟然奶聲奶氣地唱道：「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個寶……」歌聲未落，她流淚了：「也許，就是差那麼一點點，我的孩子，就變成了草。」
面對生死，她別無選擇：「生與死，前者的路對我來說，猶如殘風蠶絲；而死卻是太簡單的事，不僅簡單，而且痛快舒暢，不用承受日夜蝕骨之痛。但是，死卻要讓這個世界上我最愛的親人們承受幼年喪母、中年喪妻、老年喪女之痛。雖然能不能活由不得我，但至少我要為自己的親人抗爭與掙扎。」
就這樣，于娟走過了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夜，一次次熬過痛苦的穿刺、化療、放療，熬過了醫生「最多3個月」的宣判，熬過了她的「一歲生日」。
一天，「土豆」突然對她說：「媽媽，相處的時光像煙火。」她驚異這兩歲孩子的話，於是到處「得瑟」。「得瑟」的背後是心酸。她看著兒子的背影，喃喃自語：「我多想再有30年，能看到他娶妻生子。」
于娟每天早晨9點起床去公園練氣功，10點左右趁精力允許開寫部落格，一小時下筆就是一兩千字。她寫道：「雖然不是在描述花香縈繞的美好，但似乎寫下了，就把苦痛踩在腳下了。我相信，前方再大的苦痛，也都會過去。」
「生命日記」的瀏覽量以每天十幾萬的速度在增長，這些文字成了很多人的靈藥甚至信仰。于娟帶給和她一樣飽受煎熬的病友或家屬以希望，還有自己的點滴經驗，因為不想任何人像她那樣「在黑暗裡500米的高空走鋼絲，錯一步就是萬丈深淵粉身碎骨」。
于娟對我說，她雖然不接受把自己交給某種宗教，但養病期間也在看一些宗教書籍，零星知道布施有三：財施、法施、無畏施。她說：「我想，我總是可以做無畏施的吧。但凡在困境中的人看到我的處境，便會覺得自己的苦不算什麼，自己的痛也不算什麼，自己正在經歷的那些挫折其實無非蟻丘而已。無畏施不會讓我更痛苦，反而會帶給我很多精神的欣慰與安樂。同為世人，若是有人從我這份罪里得到無畏，那麼我這份痛也算沒有白痛。」
只是她始料未及，這份無畏施讓她周圍形成一個越來越大的「場」。最初這個「場」還只局限於她若干年廣交天下英豪形成的龐大朋友圈內，禮物紅包自不必說，還有同事為她在自己別墅門前栽種新鮮蔬菜定期相送，同系但不相識的老師現身說法為她打氣，還有學術名人同時也是深藏不露的氣功大師來家裡教她練功，甚至還有她從11歲、32塊錢開始「一幫一，一對紅」資助了8年的一個農村女孩，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卻不知怎麼得知了于娟生病的訊息，懷孕的她差老公連夜坐火車，送來一個厚厚的用報紙包好的小磚頭。
最讓她感動的是，12年沒見的「光頭」的堂弟阿海，不明就裡只知道她得了很重的病，他說：「我知道嫂子得了重病，我沒有錢，但是需要換腎換肝換骨髓，我來！」「也許『肝膽相照』就是這個意思，你需要我身上的零件只管說一聲。這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高士情誼？」最讓她哭笑不得的禮物是，他*的一個農民老友送來一蛇皮袋活蛤蟆。他聽說蛤蟆可以治癌症，悶聲不響抽了一天旱菸，然後一個人跑去山裡蹲了兩天兩夜，逮回來一袋扛到上海。
于娟對我說，每個人心底里都有一個善的盒子，期待在某個時機打開。或許是她無意間觸碰了人們心中最敏感、最脆弱的那個點，她這裡成了一個「出口」。她時常問自己：「如果換做是我遇到這件事，會怎麼做？」「如果阿海病了，我可以為阿海賣掉自己的房子給他治病，但要拿走我的肝腎，我怕是要考慮的。我也不能想像一個農民伯伯把一袋呱呱亂叫的癩蛤蟆從山東背到上海所要經歷的一切，正如我不能想像蘊藏在樸實人滾燙胸腔里的那顆拼盡全力想讓我活下去的善良之心，那種洶湧澎湃的質樸情感，我用盡一生怕是也報答不盡的。」她說。
似乎是做完CT下引導穿刺的那個夜裡，于娟覺得有些撐不住了：「無助而無邊的疼痛里，我似乎看到屬於我的那盞生命的油燈一點點黯淡、一點點泯滅。」夜裡兩三點的樣子，身邊有個不知名的病友停止了呼吸。于娟對身邊一直睡不著的媽媽說：「如果我去了，在上海火化，然後把我的骨灰帶回山東，在那片我曾經試圖搞能源林的坡地里，隨便找個地方埋了，至少那裡有蟲鳴鳥叫、清溪綠樹，不要讓我留在上海這種水泥森林裡做孤魂野鬼。」媽媽無言點頭。
在那個夜裡，她感到人是有靈魂的。「痛到極點的時候，仿佛是從病房的天花板上往下看，我看到了醫生、媽媽、丈夫和病床上一動不動的自己。」當她身邊的病友一個個倒下，父母、公婆和「光頭」的應對堪比良藥仙丹，給了于娟「不是一個人在戰鬥」的無窮勇氣和信心：「他們真的無所畏懼，從來不擔心我是下一個，從來不擔心我有一天會撒手走掉。他們只是每天做著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滿心歡喜地憧憬和期待我重新站起來。」
于娟說：「這其間，媽媽不知道算不算最辛苦，但是卻是最最心苦。她不能守著我，哪怕再擔心再揪心再痛心，依然要回山東做她那攤事和我在山東未竟的能源林公益事業。她是我親媽，所以她知道我那一刻最需要的是家庭生活繼續有條不紊以及未竟之事有人承擔，而不是多一個人伺候屎尿。所以，媽媽說『我明天回山東』，我說『好，你走吧』。」說起能源林，於媽媽眼睛裡就放光，因為這是女兒交代她的事。這事一開始只是一句戲言。於媽媽對我說，當年于娟去挪威學習環境經濟，中間好說歹說要讓她也來歐洲看看，為了這個不惜每天凌晨4點在及膝的大雪中送報紙攢錢。在於娟居住的奧斯陸湖邊，她們看到鬱鬱蔥蔥的挪威的森林。女兒說：「好不？」媽媽說：「真好。」「我們把挪威森林搬回去吧！」
于娟回國後懷孕、生子，論文課題忙得她人仰馬翻，挪威森林的事早拋在腦後了。後來於娟得了癌症，又鄭重其事地把這事託付給媽媽，這才真正開始做了。于娟在最絕望時對媽媽說：「以後看到那片森林，也就相當於看到了我。『土豆』每年生日的時候，帶他去看看我，順便也去過過村野田園的生活。」而且，于娟知道，他*的一生都在風塵僕僕、勤勤懇懇地工作著，女兒更是她前行的動力，一旦落了空，會很可怕。而媽媽心裡則希望儘早讓綠樹成林，讓女兒感到一直被愛包圍著，一直有個動力支撐著。
于娟是能源專家，可於媽媽不是。她只有天天去村裡的荒山上實踐，幹得不亦樂乎。她和于娟的目標很大——「萬畝林」，可她知道，前6年都沒有任何收入，前期投入從哪裡來？她不怕，先借錢，先做幾十畝，農民看到希望，就能慢慢鋪開了。（ ）當然，她們還是希望能建成申請中挪合作的能源林研究示範基地，這也是于娟的專業，是她一直以來的心愿。如果能康復，于娟還想成立一個關於乳腺癌病人的心理康復公益組織。因為見到了病友們各種各樣的經歷，她曾對做公益組織孵化器的復旦同事張渝感嘆：「患乳腺癌的女人太苦了！」因為乳腺癌對女人的傷害嚴重，要切除乳房甚至卵巢，現實中大多數人以離婚收場，這又是病痛之外的第二重打擊。
雖然于娟已經失去了做乳房切除手術的機會，醫生也最終決定保留她的卵巢，但她也真真切切經歷了兩次沉重的心理考驗。在醫生眼裡，她是個凡事都不在乎、大大咧咧的女子——沒有幾個30歲的年輕女子能滿臉笑容要求手術切除乳房的。但是，在醫生建議她切除卵巢時，她還是猶豫了。「這對年輕的我來說，的確不是一件容易取捨的事情。我太知道卵巢對女人意味著什麼，那是生殖功能性器官，而不是可有可無的裝飾。但『光頭』不然，『光頭』說他不在乎我老得快，不在乎我還能不能再生孩子，他只在乎我，只在乎我活著。是完整地死，還是男不男、女不女地活，這在當時真的是個問題。然而過後，這個問題就會變得很可笑：人活著若是只為自己，死一千次我也是死了的，但是人的確不是只為了自己活著的。」
于娟說，自她得病以來，每時每刻都會遇到諸如此類極具挑戰性的問題，有時是心理的，有時是生理的，有時是價值觀和世界觀的。這場突如其來的病或許真的將她送進了熔爐，粉身碎骨化為熔漿之後，重塑新生。她不太喜歡尼采，但是她喜歡他那句「凡是不能殺死你的，最終都會讓你更強大」。